第65-66期﹣和平佔中(八)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圖片來源:higyou/Dollar Photo Club

佔領前後
台灣太陽花學運的佔領行動取得成果,難免令人對「和平佔中」亦有所憧憬。但公民抗命用於非憲政社會,不僅未必奏效,甚或可能遭到無情鎮壓。OWS最終和平落幕告終,正顯明憲政民主深植於美國國土,儘管社會內部呈現激烈對立與尖銳矛盾,觸發跨階層市民起來抗爭表達不滿,甚至政府一度向抗爭者動用武力,但當權者最終仍是選擇以理性解決紛爭,化解張力。公民亦不忘運用現有體制,以手上一票,影響權力更迭,迫使從政者回應。

反觀香港情況,委實不可同日而語。曾任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的練乙錚就提出悲觀預測,認為共產黨會進行「斬首式」鎮壓,並提醒戴耀廷,要做好「倒在血泊中」的心理準備:「就算台灣民主體制,〔政府〕佢都會咁做。香港連民主體制保障都無,會更加嚴重。」[105] 隨日子迫近,不少評論對武力鎮壓出現的可能,益感憂心。戴耀廷認為,若鎮壓或拘捕出現,相信將激起更多未曾表態的香港人走出來,「到時就會出現第二波的不合作運動,可能有其他人會搞『佔領葵涌』、『佔領筲箕灣』之類,以及其他對政府不合作的行動。」

另一發起人陳健民則認為,暴力清場只會令日後更大可能走向暴力抗爭:「政治制度改革還可以講『妥協』、『慢慢走』,如果人們已完全放棄了制度的改革,只想全面給共產黨一個信息,就是:『我好憎你!我要抵抗你,你唔好再將我大陸化!』他們就會採取種種方式干預,如自由行、前來進修的學生,所有跟中國相關的一事一物,甚至在港搞展銷會,都派人踩場攻擊等等,我相信會發展出一個很大的空間予極端的本土主義。」

佔領未現,成敗未定,卻瞥見戴耀廷曾預計的最惡劣情況,就是「在意見分歧之情況下,可能產生內鬥,到了「佔中」的時候不能凝聚力量,結果各有各做,甚至變成「十個救火的少年」,最終分裂成多股零星的力量,一段時間之後,各自分批散去。」[106] 在這場爭取普選的硬仗中,提倡人人相等票數、相等票值的「公民提名」,成為量度何謂真假「普選」的法碼,商討日(三)的投票結果是「最小公倍數」,並非原初構想的「最大公因數」。戴耀廷亦承認,原先估計代表泛民主派三條路線的三種方案都能出線,但結果是只有兩條路線出閘,溫和方案得不到足夠支持,無法成為6月22日全民投票的選項;[107] 並澄清6.22絕非「公投」,只是用作「盤點」的「公民授權」。從上述說法可見,戴耀廷預期支持者較為多元而非單一集中,投票出來的方案能結合社會的大多數。[108] 然而,陳健民曾指,一旦商討日得出的方案過於理想化,就可能失去對話空間,只餘下叫價,雙方根本無法對話:「我們的壓力來自兩方,一方覺得你太軟弱,不是真的想佔中,確有些人是為佔而佔,總要坐下去;但另一方,少少事都說你搞動亂。於是,一邊是不見不散,一邊是一拍兩散。」由是觀之,佔中投票結果,儘管非同預期,但亦非意料之外。

有論者認為,要是政改失落「公民提名」,就不如拉倒,凝聚力量,侍機再談判,不應「乜嘢都袋落袋先」,因為中央不會再予以「下次再嚟過」或「逐步」追求民主的可能。[109] 有學者亦持相近意見,指「和平佔中」並非民主運動的最後一擊,反而是「在廣泛的群眾裡實現基進民主的開始」,既開拓了民主商討文化、非暴力抗爭與公民抗命的想像和實踐,亦感召起民眾前所未有地深度參與政制民主化運動。[110]

若從全球社會運動浪潮的視角來看,社會動盪、抗爭不歇,資源不均與貧富兩極,都不過是問題表象。金權結合,階級分化才是內在癥結。就如OWS從批判經濟上的不公義,揭示政經合謀與糾結;而「和平佔中」則由消珥精英政治、追求平等權利入手,暴露政商階層的特權壟斷。其實,若政權的認受性來自普羅民眾經濟受惠,一旦經濟放緩或出現衰退,又或財權日益操控在極少數人手上,大眾無法分享成果之餘,還要承受經濟發展的惡果和沉重代價,民怨積累不散,隨時一觸即發。過去兩年來,環顧四週,不論已發展還是發展中國家,階級抗爭不斷湧現。柬埔寨、新加坡及土耳其等國,就有工人起來反抗全球化下飽受剝削的低廉工資。去年初,巴西、土耳其、保加利亞則出現大規模示威集會,而一直視為社會穩定力量的中產階層,竟是抗爭主力。即或沒有出現「和平佔中」,貧富兩極與階級分化而起的抗爭,伺機待發。比「和平佔中」更早佔領的葵涌貨櫃碼頭罷工就是一例。

社會運動喚起民眾覺醒、體會自主,引發跨階層連合,如同核爆後拼發而出的核幅射擴散,就如有學者認為,一向以來,香港民主運動以對抗中央或反共作為動員的策略,對於隱藏於政權背後的政經結構和利益集團很少觸動,對影響民眾生活的經濟問題更鮮會提出解決方案,因而失去了基層大眾的有力支援。如要深化香港民主運動,爭取實質民主,應結合勞工運動,聯結和凝聚更多基層力量,這將是重新出發的民主春天。[111] 亦有論者從另一方向入手,指出紅色資本「搞到香港污煙瘴氣」,或會是本地資本家醒覺到要支持普選的一個契機,讓他們意識到即使做生意,亦要搞好體制;並認為從歷史發展觀點來看,一定會有這樣的資本家出現。[112] 兩手策略,是銀幣的兩面,正勾勒出後「和平佔中」時間可建構的匯流圖譜,而這正是強權最感憂懼之處,要迅速撲滅於未燃。

信仰分析
「宣教上帝」(Missio Dei)對救贖歷史與世界歷史兩者的關係有兩個重要的提醒。第一,宣教從昔日只關心靈魂救贖和建立教會轉移到三一上帝本身。因聖父差遣聖子和聖父藉聖子差遣聖靈,所以,教會是被三一上帝所差遣。教會沒有自己的宣教,只有在差遣的三一上帝中,才是宣教。在基督論下,聖子的道成肉身與受苦為宣教的上帝提供一個非凱旋式的宣教思維。第二,宣教上帝不是在聖子道成肉身之後才發生,反而宣教上帝與上帝創造分不開。沒有聖靈工作的話,受造世界就不可能繼續維持。基於此,世界歷史不只是邪惡的歷史,與上帝對抗,它也是一個被上帝所愛的歷史。藉著聖靈,上帝的國度在世界已某程度彰顯了。那麼,教會不只是向世界宣告上帝的國度,更是在人類活動中,發現和遇見三一上帝在聖靈隱密的救贖,並參與在其中。這兩個重要提醒如何讓我們思考宣教上帝與「佔領」運動的關係?更具體地問:「佔領」運動是宣教上帝的宣教嗎?除了關乎對宣教上帝理解外,這牽涉如何解讀「佔領」運動。上文已有很詳細交代,所以,只想補充一個解讀可能,即突利西亞茉莉花革命、美國佔領華爾街、台灣太陽花學運和可能發生的香港和平佔中不是孤立的行動,而是一場全球社會運動。

全球社會運動本身是一項超越邊界的社會運動,不受制於以國家為單位的政治意識,甚至突破國家對本地社會運動的限制。[113] 全球社會運動往往被視為全球公民社會。就著公民社會,我們很快聯想起兩幅圖畫。第一幅圖畫是公民社會與社會改造的關係,這牽涉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要求國家對人民的責任。這印象主要來自1980年代在前東歐共產政權下的經驗。另一相類似的圖畫是那些反對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活動。但全球社會運動不是只有「反」的意義,更有Alexis de Tocqueville對在美國社會的自由組織之理解,即它們有助創造社會凝聚力、網絡和信任等。Robert Putnam更正面肯定認為:

民間組織對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穩定有其重要,因為他們對其個別成員有其內在影響和對更大的政治實體有其外在影響。內在方面,民間組織建立其成員合作、同在和公德心的習慣… 參與民間組織培育合作技巧,並一份對集體努力的共同責任……[114]

這是第二張圖畫。「反」是一種倡議,為自己和他人說出那剝削或忽視他們需要的政策。其背後是一份人類社會的團結(普世主義和世界公民),對正義和公平社會的追求。[115] 雖然不同地區對公民社會的理解有不同著重,但它有兩個共同特徵,即一個網絡建立的過程和製造一個有別於當下權力主導下的空間。[116]

按以上對全球社會運動的理解,「佔領」運動是宣教上帝的宣教嗎?「佔領」運動是聖靈在世界歷史的工作嗎?「佔領」運動是人們回應宣教上帝的宣教嗎?或許,問題不是簡單的是與否,因為「佔領」運動也避不開它可能有的邪惡性。例如,Michael Bond 指出非政府組織本身也可能存在不民主性、單一議題、龐大組織與財政、甚至以此輸出其意識形態等破壞公民社會的可能。[117] 雖是如此,但這不等於教會要在「佔領」運動中保持中立,反而應要有勇氣在浪漫化或邪惡化的「佔領」運動中揭穿操控權力的面紗,目的要讓人們可經驗到救贖歷史帶給的自由、尊嚴和仁愛。

最後,讓我們認識宗教團體在全球社會運動的可能角色。[118]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考慮。第一,自由模式和保守模式的宗教團體。自由模式的宗教團體接受罪惡的普遍性,但不認為宗教可以解決世界問題或世界問題的根源是宗教問題。雖是如此,但它相信透過提供服務和倡議等工作,可改造社會。保守模式的宗教團體認為世界需要跟隨宗教的規範,並認為它的宗教規範才是當下社會問題的出路。例子就是美國的基督教右派、以色列的錫安主義和中東的伊斯蘭教基要派等。[119] 第二,宗教以一個社會系統產生對全球社會的影響或/與以文化資源作為支援其他系統。前者是一種以功能為主的社會運動,目的是要影響主流社會系統的運作。後者是一種以表現為主的社會運動,著重對生活質素和美好社會的想像,並驅使人想像和參與不同社會運動。[120] 前者關乎硬性力量,後者屬於柔性力量。選擇不同模式(自由或保守、社會系統或社會資源)跟宗教本身的神學理念和社會文化背景有關。以上對宗教團體角色的分析只是描述性,不是規範性,反而「佔領」運動對教會最基礎的問題是:它如何認識「宣教上帝」?


注釋:

  1. 佔中傾呢啲:戴耀廷練乙錚對談.研判政改形勢.真普選要靠資本家醒覺局>(2014年5月3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3日)
  2. 戴耀廷:<預期終局>,《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27。
  3. 戴耀廷:<矛盾.契機.考驗>((2014年1月14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4年5月7日)
  4. <戴耀廷:全民投票非搞公投>(2014年5月5日),《明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9日)
  5. <佔中傾呢啲:戴耀廷練乙錚對談.研判政改形勢.真普選要靠資本家醒覺局>(2014年5月3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3日)
  6. 葉蔭聰:<「佔中」裏的香港基進運動傳統>(2013年7月23日),《評台》。
    (瀏覽日期:2014年1月7日)
  7. 潘毅:<民主的春天 —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啟示>(2013年4月11日),原載於《明報》。轉載於《港文集》網頁(瀏覽日期:2013年12月20日)
  8. <佔中傾呢啲:戴耀廷練乙錚對談.研判政改形勢.真普選要靠資本家醒覺局>(2014年5月3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3日)
  9. 見 Margaret E.Keck and K.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 R.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89-90.
  11. John Boli and George M.Thomas. ‘World Culture in the World Polity: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Frank J.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8), pp.274-281.
  12. A. Appadurai, ‘Foreword’ in S.Batliwala and L.D.Brown (eds.),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Sterling, VA: Kumarian, 2006), pp.xi-xiii.
  13. Michael Bond, ‘The Blacklash Against NGOs’, in Frank J.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8), pp.294-299.
  14. Thmoas Banchoff 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rk Juergensmeyer, Religion in Global Civi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Douglas Johnston,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Scott M.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5. Peter Berger,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1994), pp.86-93.
  16. 同上,頁97-109。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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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七)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三・意識覺醒
正如OWS參與者形容:「一旦我們甦醒,我們的聲音無法被漠視。」[92] 覺醒是心靈的釋放,不僅是醒覺自己那未曾察覺或模糊不定的身分,也不止是從意識走向認同,而是會再進一步,把自己投進行動當中,參與建立這身分的內在含蘊,並構想未來願景。

戴耀廷認為,在香港爭取真普選的路上,起點也是要有足夠的港人能覺醒到民主普選及憲政人權對所有人的重要性。一旦有些人能先行醒覺,並以行動喚醒其他人,不公義和不民主的制度就不那麼容易延續下去。[93] 但非暴力與公民抗命行動之能夠喚醒群眾,前設在於人們只是睡著了,而不是裝著睡。熟睡的人若然被這些行動喚醒,意識到制度上的不公義危害個人與社會的長遠利益,就會求變,推動改革。然而,若民眾只是裝睡,繼續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又或因某些理由選擇繼續裝睡,甚至根本不認同這些訴求。如此,則抗命行動必定失敗。要使民眾醒過來,就不能待到抗命一刻才下工夫。「和平佔中」的策略是從意念醞釀開始,到啟動商討,以至公民授權整個程序,早已是一個「帶動香港社會進行著公民教育的過程」。[94]

縱使香港缺乏抗爭文化,甚至民眾傾向保守。但自回歸以來,本土運動浪接浪。龔立人指出,「覺醒是一種心靈的釋放,因此,覺醒離不開個人與社會同時轉化。」去年三月底碼頭工人工潮是一種覺醒,而很多市民支持是次工潮,可見社會亦已覺醒。由此進路,「和平佔中」正是一種覺醒的延續。首先是覺醒到香港需要民主制度,社會才有更大可能撥亂反正。其次是意識到要以行動為自己創造屬於我們的未來,承認這裡是我們的家,不是屬於某一小撮人,也不願再被擺佈。第三,反國教一事令我們覺醒到要對下一代負責,為他們塑造公義平等的環境。[95]

上主既差派教會置身於此時此地,龔立人認為, 教會有責任辨識和回應這裡發生的事情,不作迴避,但也不是將信仰連繫於某一個歴史企劃。他提到基督教信仰對「和平佔中」起碼有四方面的反思:其一,在傾向二元對立的社會運動中,信仰指出復和的重要,並提升參與者的自省能力;其二,信仰強調價值和過程的重要,而非人數和結果,以免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或變得輸打驘要;第三,即使成功建立某種政治模式或秩序,亦不等同上主的終末拯救;第四 ,為參與社運人士提供心靈支援。

事實上,放眼他方的社會運動,不難看到教會的身影。80年代後期的南韓,民主運動正如火如荼之際,為避過政府追捕的大學生,曾佔領明洞的天主教教堂 6天,這事稱為「明洞六天」。時任樞機主教的金壽煥容讓學生佔據教堂,避過警察監察。[96] 翻過地球的另一端, OWS雖然清晰地反層級、反組織,抗爭者對宗教領袖的態度極為謹慎,但仍有不少教會牧師或神職人員來到佔領現場,架起帳蓬服侍,為參與者禱告,提供心靈支援。[97] 到近月的烏克蘭抗爭之中,經常從新聞圖片看到,有牧者站在抗爭者與警察之間,為不幸於暴力衝突罹難的民眾禱告,安慰受苦者心靈。[98] 而剛結束的台灣太陽花反服貿運動,長老會則發聲明譴責馬英九政府的暴力行為,更要求馬政府為破壞民主體制、使用過度武力,須向人民道歉。[99]

回望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於7月24日傍晚,發出<有關普選及公民抗命的緊急呼籲>,指出「令香港市民不合理地喪失機會,不能實質地參與選舉政府首長及市民的參政代表,肯定地造成對基本公民權利嚴重而持續的不公義和侵犯,而矯正這種情況,是刻不容緩的。」故呼籲「特區政府展開正式諮詢,透過誠意交談和有承擔的行動,使香港能建立真正民主、公平和問責的政制,作為維護公義與和平的必要條件。」[100] 副主教楊鳴章表示,「犯罪不同犯法」,若然為表達公民權利,就算「違法」亦可能會例外地被接納,教區亦不會排除支持佔中的可能,但條件是行動必須和平、非暴力,亦須按良心抉擇,並在竭盡所能對話、用盡和平方法後才進行。[101] 陳健民形容這是一份「很先進的聲明」 ,亦是天主教會整體、非常嚴肅的決定:「天主教會所發出的聲明,給我們極大鼓舞,令我們有一起同行之感。我們明白,天主教會亦背負著極大包袱。故他們能夠做到〔聲明〕,已殊不簡單!」

至於基督新教,已有個別領袖於5月上旬公開批評「和平佔中」,認為按公司註冊法規定,教會不得從事宗教信仰以外的政治活動;更指若牧師或教徒犯法,教會應褫奪其會籍。亦有宗派領袖指「普選不是萬靈丹」。這些番言論惹起教內教外極大迴響。但另有信徒群體於 9月下旬,在報章刊登<基督徒支持民主政改理念書>,共有254名基督徒參與聯署。

儘管政治議題一直是教會的敏感地帶,加上「和平佔中」涉及公民抗命,極具爭議。但仍有不少教會及機構主動舉辦公開講座或一系列座談會,甚至設有分組討論環節,讓信徒表達對「和平佔中」的看法。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衛理堂社關小組舉辦連續三次的《信徒應否佔中論壇》。與會者的不獨是該堂會友,亦由不少來自別的堂會。而參加者年齡介乎20至30多歲者居多。有份籌備的教友表示,期望讓關心事態的弟兄姊妹,藉此加深認識,並提升對社會議題的關注。但他強調,論壇絕非為推動支持佔中,而是旨在研討,讓與會者能夠了解教內不同聲音。故此,特意選取三篇立場不同的文章作為分組研討材料,與會者需事先研讀。他認為,能以信徒身分聚集一起,從信仰角度講論商討,教會有這樣的空間平台,既可貴,亦珍惜。

從「和平佔中」商討日(一)可見,不少信徒參與其中;而商討日(三),又有四間教會願意借出地方,作商討場地之用。陳健民表示,多年觀察所得,這現象一直存在,不論是社會運動或政治參與,信徒比例很高:「這反映教會內有兩批人,處於兩極。一是極保守,另一批卻可能很開放,非常關心社會。但我想,這兩類人都不多,中間大部分都是不大理會,信仰是privatized〔私人化〕。不過,在關注公義問題或社會事件上,那批基督徒成為了社會運動或民主運動群眾內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絕對數字而言,這批人是十分重要的,是critical mass〔關鍵多數〕。」

其實,基督新教對「和平佔中」的看法,兩極紛陳,陳健民早已預期:「一如所料,〔看法〕一定是分裂,但起碼引發更多關注,對我們而言,亦是一種鼓舞,比對起過往30年,起碼不再冷漠,有更多人問你,邀請你分享。若從這方面看,已是一個進步!」而戴耀廷認為,「和平佔中」這議題必然地在教會內部挑起了一些紛爭,但那是有建設性的,而非「你死我活」式的紛爭。他亦沒有期望教會要達成統一看法:「 我期望教會給予甚麼呢? 我期望教會能幫助信徒如何面對紛陳的見解。並非『我拗驘你,你拗驘我』,而是我們可以怎樣面對彼此的差異。如果我們能夠面對,亦懂得去面對的話,才可向整個社會展示,大家縱有不同,是可以面對。這就是我期望教會能夠做的事。」

異同比較之六:媒體網絡
媒體網絡是「佔領」戲碼的重點舞台,OWS與「和平佔中」兩者皆用上媒體網絡,傳遞信息、表達立場與動員組織。

媒體網絡不僅是傳播工具、信息載體,它本身亦是信息。由埃及革命到OWS,社交網絡都扮演重要角色。抗爭者來到祖科提公園的佔領現場,OWS已是一種「下線(offline)」行動,但它原初是來自網上(online)號召。它不要組織、不要領導,不要綱領的特性,跟新興媒體的特質,極為相近。OWS設有媒體組,專責24小時網絡直播、發放訊息到Twitter、Facebook及YouTube,並用Skype與各地佔領者連繫,尤其有助OWS演化為全球社會運動。

據一項探討社交網絡在OWS發展扮演的角色的研究顯示,臉書(Facebook)和維特(Twitter)是發放OWS資訊的重地,並有效動員群眾,從上線瀏覽走到下線參與。其中,尤以臉書的作用最顯注。研究指臉書是招募新支持者及引領人認識這場運動的工具,同時協助提供資源予各地區的佔領運動、散放訊息、分享故事,擔當群組間交流的平台。而使用臉書密度最高又最活躍的地方,為大學城或州府。研究發現,OWS結束時,全美有超過500個臉書群組,逾25萬位使用者,而貼文或留言達200萬條。但最令人意外是,臉書群組數目並沒有因為OWS結束而冷卻。研究跟進至2012年1月底,臉書群組不跌反升,暴增至1,400個,使用者累計逾34萬人,貼文及留言颷升至超過300萬條。可見,臉書不單是信息集散重地,亦是建構身分的場域,形成為持續發展的社群。[102]

其實,社交網絡裡成員間的關係結連特性,令議題更易觸發友儕間的關注熱議。社交網絡既是開放平台,任何人皆可投身參與,有利廣泛傳播,亦方便集結力量,甚至再進一步,走出虚擬空間,化作實際行動,走上街頭。不少議題往往先在網上熱爆,反過來喚起主流媒體的注意,跟進報導。就像OWS出現之初,主流媒體鮮有提及。惟直至紐約警察向示威者發射胡椒噴霧,抗爭者拍下與警察對峙場面放到互聯網,影象迅即流傳後,主流媒體才開始關注事態發展,不可能再視若無睹。固然,對峙衝突一向易於吸引主流傳媒聚焦。但網絡媒體的群眾特性,聚議迅速,議題可於瞬間熱爆,而直接敘事式的文字影象,亦較易牽動觀者情感。

回望香港,這裡是全球臉書用戶佔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每十人就有六人使用,且大部份為年輕一輩。然而,能夠廣泛接觸不同階層或年齡層受眾,而又為普羅大眾慣常使用的,仍是主流媒體。自去年1月《信報》刊登戴耀廷的文章,經網絡媒體「香港獨立媒體」特約記者陳玉峰專訪後,「和平佔中」的熱議展開。二月初,《明報》率先刊登首篇專訪,更開闢了「佔中對談系列」文章,並結集成書出版。[103] 主流媒體一直成為了主戰場,至於臉書專頁及網頁,卻是後話,要到3月27日運動正式啟動後才建立。

「和平佔中」發展至今,儘管網絡媒體暫未如OWS般發揮顯注影響,但網絡媒體動員力量仍有迹可尋。去年8月,「幫港出聲」召集人周融與戴耀廷於大氣電波節目上對話。前者提到「幫港出聲」臉書專頁成立時間雖短,但說讚人數比更早建立的「和平佔中」專頁要多。周融的話觸發鄭經瀚於網台發起「一齊like爆『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行動,《主場新聞》 後來加入報導。結果在大半日內,「和平佔中」專頁從5000多位支持者躍升至近25000名,人數急增逾四倍。

從OWS運動發展可見,網絡媒體這新興政治力量,在社會運動進行之際,尤見其效。就以去年三月貨櫃碼頭工人罷工運動為例,網絡力量的確不容忽視。行動者繞過傳統媒體,直接把碼頭工人的辛酸故事、罷工期間的物資需要、各項號召或呼籲,上載至臉書傳達,結果引發坊間極大迴響,尤其是習慣使用新興媒體的年輕一代。相信隨「和平佔中」逐步推展,主流媒體容不下或虧缺的視角,行動者將直接用網絡媒體呈現,其效能、動員力及影響力日益顯注。

對北京政府而言,筆桿子從來都緊抓在手,尤其提倡「政治工作要組織開展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其中,「輿論戰」是指「依據傳播學原理,利用電視、廣播、網絡、報刊等傳媒,有計劃、有目的地向受眾傳遞經過選擇的信息,宣揚己方對特定事件的立場、觀點和看法,阻斷、瓦解和反擊敵方的輿論攻勢,從而影響受眾的情感和行為,引導社會輿論、影響民意歸屬,造成有利於己的輿論態勢。」[104]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場後,多番提及「輿論鬥爭」,網絡為重要的意識形態領域。《主場新聞》突然消失,除了展示打壓力度升溫外,亦銳意於佔中上演前,剷除這影響力日大的新興網媒。反觀本港主流媒體,早已是商業運作主導,市場需要成為優先考慮,新聞自我審查時有發生。縱或如此,牢牢守住主流媒體這輿論陣地仍是必須的。不管是佔領行動前的民意歸屬、行動之際的報導取態所觸發群眾的同情心理,抑或是行動後的輿論評議,這一切都必須「有計劃、有目的」,並多方位控制可能引發的漣漪效應,避免擴散開去。因此,北京對於全民投票或民意調查,必從根本處阻斷、瓦解和反擊。就算取替不了,亦要另立門戶,「溝淡」民情。


注釋:

  1. 莎拉.馮.吉爾德:<導論:佔領華爾街運動如何改變一切>,《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25。
  2. 戴耀廷:<帶動香港社會進行著公民教育的過程>(2013年6月7日),《獨立媒體》。(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3. 戴耀廷:<非暴力行動、公民抗命、及公民醒覺>(2013年6月7日),《獨立媒體》。(瀏覽日期:2014年5 月9日)
  4. 龔立人:<佔領中環(三):覺醒與裝睡>(2013年5月19日),《時代論壇》。(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5. 從韓國經驗看「佔領中環」 民主不是單一場的決鬥>(2013年6月14日),原載於《陽光時務》。轉載自《非暴力抗爭》網頁。(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6. Lindsay, Jay.  “Religion claims its place in Occupy Wall Street”.(瀏覽日期:2014年1月10日)
  7. 莊瑞萌:<烏克蘭血腥衝突 教會扮心靈力量>(2014年2月27日),《台灣醒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8. 太陽花學運 長老教會呼籲關心>(2014年3月26日),《台灣教會公報》新聞網。(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9. <天主教香港教區論佔中全文>(2013年7月24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0. 天主教區有條件支持佔中 指犯罪不同犯法 須先「用盡和平方法」>(2013年7月26日),《MSN新網》新聞。原載於《明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1.  “Sociologist Tracks Social Media’s Role in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研究全文下載。(瀏覽日期:2014年2月28日)
  12. 譚蕙芸:<佔中前傳>,《對話 X 佔領》。戴耀廷、譚蕙芸著。香港:明報出版社,2013年,頁10。
  13. 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三大戰法加速戰爭勝利>(2005年3月8日),《新華網》。(瀏覽日期:2014年3月12日)該文章副標為:「開展『法律戰』,獲取發動戰爭的法律依據;強化『輿論戰』,控制媒體提高民眾支持率;實施『心理戰』,多手段摧毀敵方抵抗意志」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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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六)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OWS用作商討的手勢(圖片來源:Occupy Posters

異同比較之五:策略手法
OWS與「和平佔中」皆標榜本身是一場公民直接參與的社會運動。何謂「公民直接參與」?戴耀廷解釋,這是指參與者並非由組織替代及承諾。即使參與者從屬某團體或政黨,亦只能以個人身份參與行動。因此,這場運動沒有採用團體大聯盟的方式來帶領,亦不用建立起嚴密組織。它由願意協助工作的參與者,以個人身份協助統籌工作。捐款亦設有上限。每位捐獻者只可以作10,000元或以下的一筆過捐款。此舉一方面顯示市民支持的廣泛程度,另一方面防止被人指行動受某些「金主」所操控。[72]

至於訴求方面,OWS較「和平佔中」繁雜紛紜,這「亂局」甚至一直被歸究為OWS失敗的主因。然而,對OWS倡議者及參與者而言,明確俐落的清單無疑易於管理,甚至有利共同協作,但更可能出現的是意見不一,導致內部分化。[73]反之,容納多元議題才是OWS整個運動的活力源頭,亦是表達「公民直接參與」的手法,體現個人自主、平等精神之所在。 有評論認為,OWS最有趣的概念是:「缺少的不是訴求,而是程序;缺少的是政治本身。」因此,干脆在佔領的空間裡,展示另一種政治型態,「使人們互相見面、提出和交換意見。」[74]

在策略上,「和平佔中」跟 OWS有三大共通之處:

一・商討式民主
「和平佔中」跟OWS同樣強調「商討式民主」,但兩者在應用時間和場域上有別。最明顯莫過於OWS本身沒有行動蘊釀期,「商討式民主」乃直接應用在行動現場上。相反,落場佔領是「和平佔中」的最後一步,而「商討式民主」則是整個行動蘊釀期的重點,亦是預計用上最長時間的一環。商討不僅為求解決公共糾紛,達成各方對普選方案的共識,亦期望藉此建立「投票式民主」以外的政治文化與氛圍:讓市民擁有作選擇的民主權利外,能經過詳細的商討程序,充分掌握各項選擇的資料,並了解不同意見者背後的理念及論據,才作決定。當然,商討結果不一定能達成一致意見,但起碼那是絕大多數參與者都能接受的一個結論,而且他們都是知情的(informed)。故此,得出來的「共識」是「知情下的共識」(informed consensus)。[75]

戴耀廷在其著作裡,曾詳盡解釋「和平佔中」選擇側重「民主商討」過程的原因,其一是針對政府處理公共紛爭的方式有欠妥當。由於政府最常用的解法方式是諮詢,但不管是成立諮詢委員會抑或是發布文件作公眾諮詢,皆在政府預設的議題及範圍下展開,包括資料提供、意見選取及記錄,以至是最後決策,全在官僚手上。另一方面,即使採用更大參與率及影響力的公投方法,亦未必等同取得社會上最大的共識。因少數意見無法藉公投與大多數意見達成某種妥協。故此,戴耀廷認為「商討」能夠補足上述兩種方法欠缺的關鍵元素:一是受公共紛爭影響的人有機會參與商討程序,討論彼此間的分歧;二是他們有機會就解決方案尋求共識決。 然而,採取「民主商討」背後有一個最根本的假設,就是「此項公共紛爭的分歧程度並不至於難以化解,若已達到嚴重兩極分化的程度,結果可能是這社群(國家)要分裂為兩個至多個社群,不再同處,紛爭才得以避免。」[76]

自商討日(一)過後,社會意向不僅未見走向共識,泛民內部更因「公民提名」持不同立場,而各走極端。今年1月17日,戴耀廷在臉書貼文寫下「商討十訣」,重申「商討」的前設 1)彼此平等;但同時 2)處身的社會卻是多元;而「商討」的目的:3)不是辯論,而是 4)以對話及妥協來尋求共識。因此,「商討」時應有的態度包括:5)我雖相信自己的觀點,但我知道自己有可能是錯的;6)我會尊重別人,即使我不同意他的觀點;7)我會真誠地表達自己的想法;8)我會用心聆聽別人的觀點;9)我會反思是否堅持自己原先的觀點;及 10)我信任別人都會用同樣態度去商討。[77]

因訴求紛紜、立場不一,令OWS飽受抨擊的局面,「和平佔中」也無法倖免,而且更面對內外夾攻。還未到商討日(三)讓佔中參與者投票選出方案供民意授權前,泛民內部已不斷施壓要求把「和平佔中」劃定普選底線,尤其要對「公民提名」的立場表態。 一如OWS解釋,包納不同訴求為的是體現民主商討精神,戴耀廷於一月底撰文時已指出,要求表態者「可能對『和平佔中』的性質搞錯了」,只看重公民抗命那部分。他強調,「和平佔中」本身不是政治團體。它亦不是沒有底線,其底線就是國際標準 。而「和平佔中」現階段的角色是「一個商討及決策平台」,因此「不適宜表明是支持哪一個方案或是否要求一定要有公民提名,不然那對各方案的支持者是不公平的。」同時,亦好讓所有參與商討人士「掌握更多的資料,能在知情情況下參與商討及決定」。而文末再重申「商討十訣」。[78] 如此重複強調「商討態度」,正因他視這為公共紛爭能否解決的關鍵。

然而,這沉浸逾一年的商討文化,是否能夠在本地政治土壤裡落下種子?抑或終究只是入場佔領的指定動作,猶如過眼雲煙?

5月6日全民政改商討日,「和平佔中」踏入「授權」階段,逐步走向「抗爭」。商討日(三),逾2500名佔中參與者從15個國際專家評定為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中,選出3個均具「公民提名」元素的方案,交予6月22日舉行全民投票,授權選出一個作為佔中方案。然而,這場投票過程及結果,卻是「民主商討」精神的一場最嚴峻考驗。商討日(三)當天,有團體以「踩界方式」,動員未曾參與商討日(一)、(二)的支持者,到場填寫意向書投票。而意見相右的另一方雖表示尊重投票結果,卻於事後指斥「程序不民主」,甚至形容是次投票是「篩選」或「小圈子選舉」。[79] 有報章社評認為,其實佔中投票結果毫不意外,因佔中參與者「先天上就有單一傾向」,[80] 縱然當中有百餘票投向支持溫和方案,但溫和派在佔中運動已明顯被邊緣化,並揚言需要分道揚鑣,另起爐灶,以爭取更多民意支持。[81] 泛民內部分裂呈白熱化,凝聚更為乏力。而單是泛民內部分歧之大,亦足以摧毀「民主商討」的根本假設,紛爭未能化解之餘,裂痕正日益加深。

戴耀廷去年底接受訪問時曾論及這可能出現的情況:「這是民主的一課,a lesson to learn,我們目前需要學的,正是這功課,這亦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挑戰。唔~, 講民主嘅素質, buy我這種講法的,相信大部份都會buy,然而~最後能否做到呢?~未知!這需視乎將來情況。其實,不止是激進泛民,溫和泛民亦要面對,因為~有可能大家buy一個『激』的方案,不選『溫和』的。如果得出來的top方案,並不是你想要的方案,卻可能要為這方案佔中,你甘願嗎?你只為自己要的方案佔中?還是為一個經民主程序決定的方案而佔中?這~才是真正的挑戰所在! 無法做到,就意味徹底失敗!若香港的民主派無法做到~嘥氣啦,算吧,不民主,也沒所謂了!~原來我們還未mature去到這個地步,講民主,又有何用呢?給你民主的選舉制度,你又豈不是在裡面打餐飽!」

觀乎發展,外界已預期「佔中」行動必然出現。但會否如OWS般,在佔領場上採用「商討式民主」?戴耀廷表示,佔領現場最難做的決定,是去留問題。不過,從反國教或其他地方的抗爭經驗總結所得,在非暴力抵抗之中,事前民主比即場民主穩妥。儘管渴望做到即場民主,但他同意現場首要是堅持非暴力原則:「第一步要做好的,是非暴力訓練及情緒管理。這不用講民主與否,反正大家同意了,問題只在於能否做到。」

二・非暴力與公民抗命
戴耀廷於《心戰室》導論裡,提到非暴力行動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令公民明白,他們有能力拒絕執政者繼續沿用現行的管治方法,並產生出規限政府權力的意願。」而公民抗命,雖涉及不合法行為,但卻是甘願承擔罪責,其目的「是要感動社會內的其他人,讓他們看到現行的一些法律或制度是不公義的,促使他們支持把有關法律或制度改變為合乎公義的。」用於香港,就是要讓人醒覺到一個不符合國際標準的特首選舉,是不公平、不公義。[82]

有認為公民抗命的理念與實踐早見於70年代香港的基進運動,被警察抬走、拘捕、檢控甚至坐牢,對當時的行動者而言,是家常便飯。[83] 但陳健民認為:「以前長毛〔梁國雄〕自稱是『公民抗命』,在我們的概念裡,卻不是『公民抗命』。我們尊重法治,因此我們主動承認罪責,不作抗辯。整體精神並非為破壞法治或對整個法律有質疑,而是assume〔前設〕有法治,亦appreciate〔欣賞〕有法治,才會『公民抗命』。」

不過, 陳健民指出,公民抗命只能對不太極端的政權有效,並非處處適用,就以內地和香港比較,兩地情況很不一樣:「香港這地方,尚有這扇『一國兩制』的屏障相隔,讓我還可以相信,這裡不會隨便弄死一個人,還可以號召人去做這件事,公民抗命尚能產生一絲果效。」換是國內,根本「無得做」:「 公民抗命本身其實相當有趣,它並非要破壞法治,甚至是相當相信法治,才會進行公民抗命。 如果覺得社會根本沒有法治,或則革命,同佢死過;或則退縮,不作無謂犧牲,就似現時的中國大陸。這樣,是不會進行公民抗命的。」

儘管OWS與「和平佔中」多番強調及高舉非暴力抗命,但在當權者眼中,依然被定性為反政府、是恐怖主義、是動亂。去年九月下旬,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在報章撰文,表示擔心佔領中環先例一開,仿效者很可能接踵而來,將香港推向動亂的地步。[84] 其實,這些指控忽略了「非暴力」與「公民抗命」這兩個理念背後,其實存著對壓迫者的信任,只不過兩者的信任基礎不盡相同而已。

按照羅爾斯(John Rawls)對「公民抗命」的說法,惟在實施憲政及重視公義的社會裡,公民抗命才會湊效。[85] 行動者是以公民身分,對抗不義惡法,藉以糾正政府的行為,完善現存制度。因此,公民抗命並非旨在革命推翻,恰好相反,正展示了行動者作為公民,其對憲政法治制度的信任、尊重和擁護。

至於非暴力抵抗,依據德賽(Narayan Desai)的解釋,人性是每個人所擁有的,不管水平有多低,故此並無預設對應的道德門檻。[86] 甘地自創“Satyagraha”一字,揉合起梵文的「堅持」(satya)與「真理」(agraha)兩字,就充分闡釋他心中的「非暴力」理念,並為「非暴力」訂下一系列行為準則,例如 1)放下憤怒,既不報復也不害怕對手的攻擊或懲罰,更要克服內在的憤怒;2)不羞辱對手,若他人羞辱你的對手,要以性命助其捍衛;3)不要造成公開爭執,也迴避可能造成公開爭執。僅此可見,非暴力是日常生活多於手段,是信念多於策略,是轉化而非脅迫,期望能夠改變人心,包括對手。真正的非暴力惟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反思、不斷操練和內化,方有可能達致。

充滿新社運特質的OWS,列明參加者必須恪守的非暴力原則,以提升這運動的道德力量。行動守則包括1)不煽動及唆使暴力對付警方及行人;2)尊重多元化策略,但於行為前應考量到個人行為將影響整個團隊形象。只要一個人使用暴力,就難免令人誤以為所有與會者認同暴力。而驟似為個人使用暴力留一線的「多元化策略」,其核心精神在於堅守「去中心化」、強調「個人自主」及共識決等新社運特質。行動者一旦不幸遇上武力鎮壓,自我防衛的主要工具絕非肢體,而是相機。[87]

反觀「和平佔中」,佔領是最後手段。發起人選擇在教會內宣告運動開展,並懷著信仰感召來推動,正好突顯「愛與和平」 這非暴力元素。而箇中涉及的正義判斷與道德選擇,還有發起人的信仰背景,教會難以置身事外。事實上,除切身相關的政界人士或社運中人外,信徒可算是自發討論「和平佔中」最為熾熱的群體,坊間媒體亦時有報道。教內亦有堂會或機構舉辦關於「和平佔中」講座,舉辦小組討論。「公民抗命」會否得罪上帝? 是否合符聖經? 更多的提問觸及信徒應否支持「公民抗命」、其底線及參與度等問題。

綜合起來,教內關注焦點之一,落在「犯法與守法」的問題上。有牧者公開指斥公民抗命實為煽動人違法,而基督徒該守法,和平行事,惟獨遇上極其不義之事或處境,方可反抗。[88] 而另一關注焦點,就是論及「目標」與「手段」的關係。有意見認為,若只問「應否或可否公民抗命?」, 是出於教條主義道德思維,是「問錯問題」,卻忽略了手段與目標應當相稱匹配,價值一致。而手段往往比目標更重要,因手段由我們決定,是踐行本身,將塑造我們的品性和人格。論者擔心,「和平佔中」的理念雖有基督教成分,終究仍是政治較勁、聚眾脅迫的手段,質疑這樣的行動是否與基督徒的身分相稱。[89]

不過,亦有學者認為「佔」或「不佔」並不是問題核心,「和平佔中」帶來最大的挑戰反而是把管治系統「不公義化」,向它宣告不信任、不合作,甚至以自虐形式任憑它處置,以昭示其「不公義」。然而,如何控制這種「不信任」在「憲政」範圍內,而不至發展為全面不信任,將是佔中者最需處理的問題。[90] 再者,從甘地與馬丁路德.金皆是遇刺身亡的遭遇可見,運動本身承載著強大張力與尖銳矛盾。若公民抗命的一方所提的建議,被指不設實際或不合時宜,雙方又不肯妥協,衝突就會升溫。儘管高舉非暴力,恐怕至終難逃暴力發生。[91]


注釋:

  1. <「和平佔中」問與答>,《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56。
  2. 莎拉.馮.吉爾德:<佔領華爾街運動如何改變一切>,《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30。
  3. 佔領華爾街的時代精神>。《阿策歐泥》網誌。(瀏覽日期:2014年2月10日)
  4. 戴耀廷:<「和平佔中」七個元素>,《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38。
  5. 戴耀廷:<以商討解決公共紛爭>,《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125-134。
  6. https://www.facebook.com/benny.tai.186/posts/10151799235540044 (瀏覽日期:2014年5月5日)
  7. 戴耀廷:<佔中與商討十訣>(2014年1月28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5日)
  8. 激進派溫和派各有不滿>(2014年5月7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7日)
  9. 社評:佔中公民提名合流.政改情勢滑向深淵>(2014年5月7日),《明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7日)
  10. 李先知:<佔中遭「佔領」.溫和泛民嘆太天真>(2014年5月7日),《明報》。
  11. 戴耀廷:<和平佔中」七個元素>,《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37-38。
  12. 葉蔭聰:<「佔中」裏的香港基進運動傳統>(2013年7月23日),《評台》。(瀏覽日期:2014年1月7日)
  13. 郝鐵川:<佔中勢將港推向動亂>(2013年9月20日),《大公網》。(瀏覽日期:2014年5月5日)
  14.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Belknap, 1999), 321. 引述自郭偉聯:<「公民抗命」的「激進」>,《時代論壇》網頁。(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5. Narayan Desai, letter to Françoise Pottier (January 27, 1986),引述自<註釋>第26項,《耶穌與非暴力》。溫克著,陳永財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3年7月初版,頁95。
  16. 納桑.史耐德:<無領袖,非暴力:多元化策略於佔領華爾街運動所代表的意義>,《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74。
  17. <港福堂吳宗文:信徒不應公民抗命爭政治權利>(2013年4月17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8. 𧝁智偉:<「佔中」與公民抗命:基督教倫理辨識的一次示範>(2013年9月8日),《時代論壇》第1358期。(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9. 郭偉聯:< 支持「佔中」要注意的問題 >(2013年9月15日),《時代論壇》 第1359期。(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20. 郭偉聯:<更高的命令:公民抗命的信仰反思(下)>(2013年5月5日),《時代論壇》 第1340期。(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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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五)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受夠了!」 相片來源:Occupy Posters

異同比較之三:時局判斷
置身社會運動裡,選擇或揚棄哪種戲碼,除考慮果效外,還在乎當時社會的容忍程度、時局判斷以及文化因素。[47]

就以反高鐵事件而出現包圍立法會行動為例,當時輿論指責圍堵等行為是「衝擊議會規範」,偏離「溫和理性」抗爭。但行動者卻視之為非暴力的直接行動,嘗試「把自己裝扮成一根插進背上的芒刺,讓出問題的部分無法如常運作,迫使當權者面對社會矛盾。」[48] 行動者這說法不僅表明圍堵是一種行動策略,更顯示政治與社會形勢的轉變。[49]

除圍堵外,「公投」這戲碼,亦因時局轉變,看法亦不再一樣。回顧2009年「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建議,備受質疑和批評,亦導致泛民內部分裂至今。當時,香港大學社會學教授呂大樂是反對者之一。[50] 但到去年下旬,呂大樂撰文提出「來一次嚴肅的全民公投吧!以公投的形式來決定香港的政制發展!」當年反對與今天支持,基調同樣是市民大眾想法的重要,但態度之別,正在於對時局有了不同的研判。他認為目前香港社會雖未真正撕裂,但卻呈現一個奇怪現象,就是「激動的兩端完全沉醉於你一言我一語的抗衡活動之中,其亢奮之情令大家都忽略了主流、大眾。」他認為,這兩端主導了整個討論,但分歧卻無法處理,中間意見則連列入考慮之列都有困難,加上政治制度受到質疑,根本無法在制度內達成一個大家都要接受的結果。故此,全民公投至少提供不同的選擇,令中間的意見可以現身於我們的「政治社會」。[51]

從反高鐵1萬人圍堵立法會到反國教12萬人佔領公民廣場;由反對變相公投,視之為激進手法,到提倡嚴肅公投,笑言是維穩策略,正顯明時局變化、社會容忍度及文化差異所起的關鍵作用。

刻下,取態支持還是反對「和平佔中」,同樣關乎對形勢的研判。究竟我們認為自己仍處身「相對地公義的社會」[52] ,如「幫港出聲」召集人、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所形容:香港是一個高度法治、充分享有新聞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城市,並慶幸自己能在此生活?[53] 抑或,目下已走到「政治懸崖」,如陳健民所言,香港已達臨界點。若2017年特首選舉方法改革失敗,香港會跌進一個高速下沉的漩渦?[54]

近來爆發的連串事件,令香港滿布陰霾,新聞自由、法治與公義等價值信念面臨嚴峻挑戰。「三揀二」免費電視牌照事件,有評論形容這是梁振英的「反社會決定」,反映了「專制權力的傲慢、「佔中」運動要根除的惡物」。[55] 其後,接續再發生商業電台時事節目更換主持、《信報》收律師信及人事調動、《am730》及《蘋果日報》遭大客戶以非商業理由抽起廣告,《明報》撤換總編輯,商業電台解僱李慧玲, 到《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伏擊,斬至命危,還有高鐵的大白象工程。究竟香港仍然是相對公義,抑或急速下沉?答案已是不言而喻。

誠如OWS另一則常見標語「我們受夠了!」所示,長期累積下來,無法消散的不滿情緒,一石就足以激起千重浪。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借用戴耀廷本身經歴為例,解釋「佔中」的出現,正由於這一代人已「等夠了」。[56] 有評論認為,今次連溫和派也激進起來,本身有其結構條件。中央一直沒有寫下最終普選時間,以致不斷成為回歸後的爆發點。這正是歴史未償的債,而2017年可謂是大限,若被中央「走數」,不僅意味再次受騙,而是政治和社會的斷裂。[57]

當下社會即使未算真正撕裂,但已形兩極對立。從民意調查市民大眾對「佔中」的支持比例中,可見端倪。今年初,社區發展動力培育(CDI)與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HKTP)發表民調結果顯示,1000名18歲以上的受訪者中,「支持」佔中達41%,反對則為59%。過渡期研究計劃主任兼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戴高禮指出,約六成專業人士、教授、學生和擁有碩士以上的學歷受訪者,表明支持佔中。他們雖是最擔心佔中令致經濟受損,並會出現暴力,但卻是最有意欲參加及最支持佔中的一群。[58] 這群組跟OWS參與者的背景十分相近,同是青成年居多,當中不少為高學歴、收入不俗的專業人士。

跟OWS嚴厲批判政商合謀的金權政治相比,「和平佔中」一直被歸類為政治爭議,仿似跟經濟民生問題不沾邊。即或提及,亦只是憂其影響投資,損害經濟。例如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就曾以「冤有頭債有主」,指斥不該佔領中環,而應改佔政府總部或特首辦,因中環「根本就不應該被用作處理政治爭議的地方,否則可能會給國際社會一個錯覺,以為香港已經從經貿金融中心,變成政治爭鬥及社會動盪的地方,從而影響投資香港的信心。」[59]

不過,反佔中團體「幫港出聲」發起人鄭赤琰於去年11月出席本院主辦的研討會時的言論,表明經濟不僅先於政治,甚至以此決定政制發展步伐。會上,鄭氏批評佔中影響商界既得利益者,並指即使是前國家主席鄧小平,亦明白要尊重本港既得利益者,否則「一郁既得利益者,香港便會玩完」。[60] 而今年初,基本法委員會前中方委員王振民更揚言要保留「精英政治」,提名委員會內必須讓只佔人口5%至10%的政商界精英繼續發揮作用,保障現有的商界利益,捍衛資本主義發展,避免普選帶來過大的財富轉移。[61]

有評論認為王振民這番言論最大的政治作用是把中央對提名篩選的政治考慮,轉化為經濟政策方針的考慮;並指他的論調在中央政府官員和特區建制派圈子內部常有談及,只是鮮有公開提出,相信這次旨在測試水溫。不過,鄭、王二人如此直接表明要維持基本法確立的精英政治,籠絡反梁陣營的商界精英之餘,亦赤裸地暴露政商界牢不可破的結盟。這亦佐證了許寶強的分析,突顯「和平佔中」不僅與OWS有相同病源,兩者皆落入「新自由主義」所造成貧富兩極的困局;更甚是香港因缺乏民主普選,比英美等地顯然更容易滋長劫貧濟富的分配制度,令不斷坐大的權貴寸步不讓,即使是改良式民主進程,亦要封殺。

過去十年來,大企業壟斷市場加劇。與民生息息相關的行業如電訊業、運輸業及超市等,行內十大企業佔全行業務收入一半以上。固然,香港經濟整體確有增長,但堅尼系數卻不斷上升,貧富懸殊加劇,造成社會不穩,政治走向兩極。全港最低收入的一成住戶,入息中位數不升反跌。2011年只有2,070元,較十年前的2,760元跌幅逾兩成。反觀最富有的一成住戶,入息中位數則由7.9萬升至9.5萬元,升幅達兩成。[62] 社會資源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

其實,戴耀廷在其著作《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下簡稱《心戰室》)內,已直指香港政治制度保障的是少數既得利益者。他們所受保護的「並不是基本人權,而是政治和經濟的特權」。「和平佔中」目的就是把少數人的政治與經濟特權收回, 這跟反對金權政治造成貧富雙城的OWS,不僅源出一轍,就連抗衡的制度與價值觀亦相近。只是,香港要面對的挑戰更大,要跨越的難度更高。

異同比較之四:目標期望
主流媒體論OWS之敗,在於目標含糊,太多訴求,且欠清晰的政策提案。美國康奈爾大學法律學院(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Michael Dorf 認為,由於大多數評論員均視OWS 為美國憲政民主下的新運動而要求OWS參與者提出具體政策建議,是可以理解的。若然換個角度,視OWS為民主運動,一如「阿拉伯之春」要推翻現有制度的話,看法定必迥然不同。誠然,美國是民主國家,要把OWS視作爭取民主的運動,確實有點難度。然而在抗爭者眼中,事實並不盡然。他們深感這政府只懂服侍權勢,妄顧一眾處身水深火熱的中產人士和貧民的需要,已再不能代表他們。

不過,Dorf 亦補充,儘管OWS整個運動堅持採用商討式民主,其目標並非旨在建立一個以此特定模式運作的民主政府。它只不過是表達對現存代議政制極其失望,冀盼有一個能夠回應人民需要的政府。OWS有趣之處,亦正正在於它既可以是一場爭取民主的自由革命,亦可以是現存體制框架下的一場改革。兩種可能,同時兼具。[63]

究竟OWS是否如Dorf 所言,既是推翻現有制度,亦是倡導體制內的變革?抑或只不過是其中一種?

OWS與「和平佔中」皆選擇以佔領為戲碼;兩者同樣被指不符「公民抗命」定義,亦即「所犯之法」與「所反之法」不同。但有評論認為公民抗命其實不適用於OWS,原因在於行動者「無法確切嘲弄財經法或任何有關管理銀行的法令。這類型的法令離一般人民太遙遠」,因此「就算想觸犯相關法例,也不知從何下手」。[64] 反之,OWS 可視作「政治抗命」,因它展示出抗拒任何人民被治理的方式,包括具有黨派色彩的政治結構、政治改革或政黨認同的訴求,以至主導後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65]

從中東茉莉花革命,到歐洲的公民抗命風潮,以及OWS,抗爭議題雖然各異,但孔誥鋒認為這 三者同樣體現年輕人對國家主義的否定。他們既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國家權力,更鄙視政黨政治,主張在日常生活的每個環節實踐民主,對抗強權。這種無政府主義的淵源,可遠溯到1848年以前反資本主義多元自發的抗爭傳統,以及1968年全球青年激進運動。[66]

不要領導,亦不要科層組織,的確可說是無政府主義組織與行動的兩大元素,亦是OWS運動的核心理念和鮮明標記。事實上,OWS倡導者之一David Graeber本身就是無政府主義者。他指OWS所採用的直接民主及共識決,是無政府主義者所認同及經常採用的模式。而在OWS前,共識決從未在大型集會中成功運作。Graeber形容,是次在全美各地的公園及廣場上,人民因投身參與而見證到直接民主的實踐:「美國人從小到大被教育:自由和民主是美國最終極的價值,我們身而為人亦因我們熱愛自由和民主。但與此同時,在細膩的操作下,我們卻持續地被灌輸一個觀念:原來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從未真實存在。」[67] OWS如同搭起一個實驗場,場內既否定美國現有民主體制的操作方式,同時亦為重塑民主文化與信念,提供實踐機會。

與OWS那濃厚無政府主義色彩、強烈不滿甚至否定代議士制度相比,「和平佔中」最大的分別,在於開宗明義把這運動置身於現有體制的框架內,表明目標是改良革新,而不是推翻革命。戴耀廷曾多番鄭重申明,「和平佔中」不是要挑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主權地位,也不是要去挑戰「一國兩制」,更不是要搞港獨,亦沒有意願用這行動來促使特首梁振英下台。它更不是一場革命,不是要推翻現有制度。他強調,「和平佔中」只有單一目標,議題集中:「就是希望北京政府履行在《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中所作的承諾,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

何謂「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箇中包含三大要素。其一,每名選民享有的選票數目相等;其次每張選票的票值相等;以及第三,公民參選的資格不受不合理的限制。戴耀廷又澄清「和平佔中」絕非要求泛民主派的候選人必須在普選特首的選舉中勝出。他認為,有此說法,乃出於誤解:「『和平佔中』只是要求普選特首的選舉須符合國際標準的公平程序,最終由哪一派的候選人當選,並非這運動的關注點。」[68] 而另一發起人陳健民亦指,判定「和平佔中」的成敗,在乎能否成功爭取2017真普選,爭取不到,就是失敗:「這運動本身有一個by-product〔額外收穫〕:我們把很多人都捲進來,思考香港需要民主的問題,迫你去爭論;又思考一下爭取公義的時候,有甚麼方法可以做。這些都算是一個成果。但我們不因這成果來override〔不顧〕原來目標,因為那才是最基本的,這些只是成果。」

「和平佔中」與OWS背後理念之間的分野,還在於前者運用博弈思維。在《心戰室》一書中,戴耀廷嘗試從博弈角度剖析時局。他稱這場運動為憲制博弈,最大參與者是中央政府,其餘還包括特區政府官員、商界、左派政黨和泛民人士。不過,自0371後,香港公民社會似乎開始覺醒並凝聚起來,並以香港政制民主化為博弈取勝的目標,成為這場博弈的新參加者。 對弈之中,並非你死我活,而是爭取多驘。因此,各方存在合作的可能,為此有必要消除彼此間的疑慮。文中提到,中央政府最大憂慮是「政制民主化會使香港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或香港出現反中央的政治實體。」 是以儘管「和平佔中」質疑中央落實普選之決心,但卻以對當權者尚存信任的「公民抗命」形式出現,起碼認為對方於博弈之中,會作理性選擇。

戴耀廷接受本刊訪問時,亦認同上述看法:「 是的,『公民抗命』本身是相信對方有良善。」他形容這其實是 「一種溫和(moderate)的抗爭方法,不是搞革命。」[69] 因此,這策略選擇,已顯明爭取的改革仍立於體制內,只是予以對手強大的政治壓力,權衡利害之下,願意在相對上對等的關係下談判,理性地作決定。[70] 不過,有學者認為整個構思涉及不少「能被證偽對人性、對政治運作的假設」。例如:它的人觀將中共領導團隊還原為不受意識形態和其他價值、情緒影響的純粹「理性動物」;並且相信運動能夠凝聚足夠的能量,左右到整個官僚機器對成本代價的盤算。以上任何一個假設最後被證明失敗,難保不會導致運動被武力鎮壓的最壞結局。」[71]


注釋:

  1. 何明修:<佔領即是一種抗爭劇碼>,《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9。
  2. 陳景輝:<超越和平理性>,《草木皆兵 — 邁向全面政治化的社會》。香港:紅出版(圓桌文化),2013年,頁161。
  3. 葉蔭聰:<第五章:批評和小結>,《直接行動》(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10年,頁55-60。
  4. 呂大樂:<向市民負責的政治反對派>(2009年11月18日),原載於《明報》觀點版。轉載自新力量網絡。(瀏覽日期:2014年1月22日)
  5. 呂大樂:<在香港,公投可能是最有效的「維穩」>(2013年8月17日),原載於《明報》觀點版。轉載《評台》。(瀏覽日期:2014年1月22日)
  6. <港福堂吳宗文:信徒不應公民抗命爭政治權利>(2013年4月17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2日)
  7. 何濼生:<對抗式民主VS公益式民主>(2013年11月15日),《文匯報》。(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3日)
  8. 陳健民:<政改懸崖與和平佔中的意義>(2013年5月24),原載於《明報》觀點版(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3日)
  9. 練乙錚:<「三挑二」強化了「佔中」理據>(2013年20月13日),原載於《信報》論壇版。( 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3日)
  10. 陳文敏:<我們等夠了!>,《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10。
  11. 陳景輝:<佔領中環,一個有待完成的民主實驗>,《草木皆兵 — 邁向全面政治化的社會》。香港:紅出版(圓桌文化),2013年,頁167-170。
  12. 中產不信林鄭政改諮詢公平>(2014年1月13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2日)
  13. 轉載自 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3217/6/45101006.pdf,原文載於Henri Lefebvre (1977), 陳志梧 譯, 《空間政治學的反思》 (Spatial planning: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Richard Peet (eds.) Radical Geography:  Alternative Viewpoin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 Chicago: Maaroufa. pp..339-352.(瀏覽日期:2014年1月18日)
  14. 譚惠珠:先辦好2017普選再商放寬>(2013年11月5日),《明報》港聞版。轉載自長青網http://www.e123.hk/ElderlyPro/details/282015/71/sc(瀏覽日期:2014年1月18日)
  15. 與王振民商榷——精英政治縱保留 普選提名須多元>(2014年1月20日),《明報》社評「政治及管治系列之七」。轉載自新浪香港新聞http://news.sina.com.hk/news/20140120/-6-3169794/1.html(瀏覽日期:2014年1月18日)
  16. 富者收入增兩成 窮人跌兩成>《明報通識網》。(瀏覽日期:2014年4月18日)
  17. Michael DORF, “Occupy Wall Street is a Democracy Movement”.(瀏覽日期:2014年2月28日)
  18. 納桑.史耐德:<無領袖,非暴力:多元化策略於佔領華爾街運動所代表的意義>,《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74。
  19. 納桑.史耐德:<無領袖,非暴力:多元化策略於佔領華爾街運動所代表的意義>,《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74。
  20. 孔誥烽:<1848、1968、2011 佔領華爾街的無政府主義淵源>(2011年10月1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轉載自港文集。(瀏覽日期:2014年2月18日)
  21. 大衛.葛萊柏:< 將不可能轉為可能:共識決的決策模式 >,《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51-53。
  22. <「和平佔中」問與答>,《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37, 47及58。
  23. 《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編輯:<戴耀廷訪問 — 寫於首場商討日之後>,《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27。
  24. 戴耀廷:<公民社會參與政制發展博弈>,《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41, 64-67。
  25. 禤智偉:<「佔中」與公民抗命:基督徒倫理辨識的一次示範(上)>註16(2013年8月18日),《時代論壇》第1355期。(瀏覽日期:2014年2月10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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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四)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挪威奧斯陸佔領行動。(圖片來源:Occupy Posters)

異同比較
「和平佔中」與OWS既然同源,那麼在策略理念與行動實踐上,是否有別?分別何在?而兩者間之異同,又可為我們理解「和平佔中」帶來甚麼啟迪?

異同比較之一:戲碼選擇
有形容社會運動的動態,是一種戲碼創新與戲碼適應的相互辯證過程。[34] 這兩場抗爭都選擇了「佔領」為戲碼,正顯示對傳統抗議形式的失望或厭倦。

OWS籌劃者當中,有曾參加阿拉伯之春及西班亞M15運動佔領廣場的抗爭者。他們認為在美國,示威形式不外是遊行、唱歌或靜坐等形式,與會者被動地聽演說,無法參與實質討論。但「佔領」卻能夠提供一個開放空間,參與者可以重拾主權,一起思考、工作、討論及計劃,那裡成為了新生活的場景。[35]

對固有戲碼失望之情,同樣見諸於香港。戴耀廷指出,回歸以來的爭議使港人的政治無力感日漸沉重。票投了,街也上了,但局面依然。尤其自0371後,遊行人數的「數值」以至「變相公投」所營造出來的政治能量,效力成疑。[36] 事實上,元旦及七一遊行屢屢被譏為「春秋二祭」,變成千篇一律的例行公事。[37] 本港社運人士自目睹韓農於2005年底反世貿會議所採用的抗爭方式,對「和平理性」的遊行示威益感不滿,逐漸改變行動策略。於是遊行後繼續留守,發動闖入、圍堵或佔據等直接行動陸續出現,其中更有宗教意味濃厚的「五區苦行」。[38]

自2011年「佔領」這戲碼於中環首演,到2012年9月反國民教育運動中重現,發揮益見淋漓盡致,且頗見成效。有形容,佔領政府總部那十天,香港擁有了自己的「公民廣場」,如同古希臘廣場(agora)。每天黃昏起,市民開始聚集,自由發言;又有讀書會、小型音樂會和討論等,那裡已成為公共生活的中心,參與者以平等的公民身分相視,[39] 甚至體現某程度的參與式民主。[40] 把佔領得來的公共空間轉化為民主生活體驗場,是OWS與廣場政治的一抹掠影。

與此同時,「和平佔中」亦參考和繼承了近年本土的抗爭經驗,結合起不同戲碼。 一方面,它揉合多種非暴力行動,包括取經自外地的「公民抗命」,同時參考了碼頭工潮的策略,一手硬,一手軟,既佔領,亦談判。「佔中」發起人、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認為,對弈策略,不該截然區分「溫和」還是「激進」路線。他以碼頭工人為例解釋:「他們受壓迫後,有否罷工?是否反抗呢?你會看到,他們罷工,但也會談判。能談,就談。即或人家不肯談,走了,也會抓人家去談。談下去,若發覺外判商沒有牙力,就走到長江中心找真老闆。處理民主問題,亦同理:既要給壓力,但有機會對話,亦要去談判。如果香港政府沒有牙力,是二判商,要跑到北京去談,也是要去。這方面,泛民中人亦逐漸理解。」

對北京政府而言,自習近平上台後,流傳所謂「七不講」[41],尤其針對新社運的特質與主張,如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與新聞自由等,抱持強硬的排拒姿態,批評這些思潮錯誤,有必要好好管理媒體及意識形態陣地;加上「佔領」這新社運的常用手法,成本低,操作簡單,又易於複製,且不受文化地域規限,北京當局自必充滿戒心,恐怕「和平佔中」成為了範例,「變成顛覆中共政權的橋頭堡」。[42]

異同比較之二:上演地點
誠如Henri Lefebreve所言:「空間永遠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 …,空間(形塑)是政治過程,是一個充斥的各種意識形態的產物。」[43] 是故,OWS佔領的是華爾街,而不是時代廣場或中央公園。佔領地點既要突顯抗爭對象及其意識形態,同時亦須具策略性,能產生矚目效果和爆發力。「和平佔中」所選的劇場,由易於為當局操控佈陣的政總「公民廣場」,移師至更具戰略味道及象徵意義的城市心臟 — 中環,亦是同理。2011年及2012年接連出現的佔領預演,無礙拓闊了這種直接行動的想像,與空間選擇的可能。

按<和平佔中問與答>解釋,選址中環正是「要攻向香港最脆弱的地方」,令北京政府和特區政府如不落實真普選的承諾,就得付出沉重的代價。中環並非住宅區,對一般人生活的影響最小。但戰略上,匯聚中環,集中人力,則政府需動用更大武力,方可驅散民眾。陳健民指出,「公民抗命」本身具「迫埋牆角」的威力,選址中環更令當局無法冷待:「有些人提議我們去佔領維園,你就算呆在那裡五個月,發了霉,她也可以置諸不理。若你佔領中環,你就無得發霉!她跟你妥協,共尋一個大家都接受的方案,or else〔或則〕採取暴力。差不多只得兩個選擇。」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曾引用Edward Soja及Henri Lefebreve 的空間理論[44] 分析「和平佔中」。他認為佔領中環是嘗試挑戰反映掌權者的構想及操控的第二空間,並以第三空間出現,與統治論述爭辯、製造顛覆、刺激轉化和推動改變,並重新賦予中環意義。他指出,第二空間的設計者「一定不會認同和接受佔領中環,不只是因為佔領中環帶來交通阻塞,更因為設計者的權力被公開挑戰了,後者才是掌權人最不安的原因。」[45]

官方口舌《環球時報》分析阿拉伯之春以及OWS所呈現的「廣場政治」,正正表達了那強烈的不安感。文章以「哪裡是一個國家最危險的地方?」作開場白,指出城市的中心廣場是許多國家的動盪之源,亦是革命頻發的地方,並引述德國《焦點》周刊對廣場優勢的闡釋:

〔優勢〕在於便捷的交通,可以迅速吸引大規模的示威者,並放大這些底層的聲音。一些廣場更是國家整個政治的匯集地,具有廣泛的象徵意義。以市中心的大廣場為核心的放射狀地理使之成為道路和人流的交匯點,並為電視轉播和攝影找到充足的空間,提高利用媒體傳播的影響力。

文章指出,近代民眾表達意見或參與政治的渠道多樣,廣場政治的影響力本已趨下降。但到某特定時期,民眾卻突然發現,到廣場表達訴求比通過傳統政治方式或廟堂政治等途徑有效,更易獲得回應、重視或影響力。於是,廣場重新成為政治矛盾的中心所在。由於廣場有足夠能力「破壞和打碎一個秩序或規則」,若是持續出現,成為潮流,國家將陷入長久動蕩和不穩定中,甚至形成一種不可遏止的、打破正常框架的運動。[46] 隨著近年國內在不同省市出現大小小的公民運動,當權者對這些聚眾結集的活動與組織憂懼益深,打擊力度亦越強。


注釋:

  1. 何明修:<佔領即是一種抗爭劇碼>,《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9。
  2. 安迪.高爾:<佔領華爾街運動起源>,《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43-49。
  3. 戴耀廷:<人數X代價X計劃X陽光=政治能量>,《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181-182。
  4. 陳婉容:<佔領中環>(2013年1月31日),《評台》,(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8日)。
  5. 葉蔭聰:<第一章:直接行動的背景>,《直接行動》(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10年,頁17-18。
  6. 陳景輝:<被遺漏的思索:反國教的廣場、孩子、陰謀論和成敗>,《草木皆兵 — 邁向全面政治化的社會》。香港:紅出版(圓桌文化),2013年,頁126-127。
  7. 陳婉容:<佔領中環>(2013年1月31日),《評台》。(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8日)
  8. 七不講指「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參考:<習近平新政: 七不講後又有十六條>(2013年5月28日),BBC中文網。(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8日); <眾所週知的國家機密>(2014年5月8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4年5月8日)
  9. 俞正聲:港不能成顛覆大陸橋頭堡>(2013年3月7日),《信報》論壇。(瀏覽日期:2014年5月8日)
  10. 田北俊:<做乜霸佔中環?>(2013年7月12日),《評台》;及 <自由黨﹕應改佔領政總特首辦>, 原載於《明報》(2013年7月9日)。轉載於《新浪新聞》網頁。(瀏覽日期:2014年1月22日)
  11. 三元空間:第一空間是「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指可以被觸及、體驗的空間經驗,是實際的生產過程,牽涉空間意義生產的表意過程(signification);第二空間是「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是科學式空間的再現,是由國家機器及資本家透過官僚科層化及消費號召等,形成我們對空間的感知,透過抽象的語言符號系統所撐起來的空間感知;第三間空是「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of space),是被想像出來的生活空間,透過象徵、符碼等藝術形式的內容所形塑的社會空間,同時具備日常生活的情感核心,是生活情景的所在。引述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3217/6/45101006.pdf,原文參考: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1974]. (瀏覽日期:2014年1月22日)
  12. 龔立人:<論「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愛與和平 — 守法、非暴力和復和>,《公民抗命與佔領中環 — 香港基督徒的信仰省思》。戴耀廷、朱耀明、龔立人等著。香港:雅歌出版社,2013年,頁255-257。
  13. 陳婉容:<佔領中環>(2013年1月31日),《評台》,(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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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三)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2011年佔領中環運動,抗爭者於匯豐銀行總行地下駐紥(圖片來源:佔領中環臉書

從華爾街到中環
佔領手法經常被批評破壞經濟,影響城市形象及國際競爭力。 OWS 既衝著華爾街這國際金融中心而來,自是難逃這些指控。但從往後得來的數據顯示,它不僅沒有挫擊經濟,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按年仍有輕微增長,失業率更是持續下降[26],去年底更跌至五年來新低,回落至6.7%。

加拿大𣁽北克設計學院教授Anne-Marie Broudehoux戳出此類指控背後的疑懼。她指出,一個成功的城市形象,確有助建立民眾的歸屬感、優越感以及身分認同,使社會團結穩定。因此,規劃城市風貌、樹立形象,是管治者賴以規範社會、建立社會共識及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不過,現代城市面貌及形象建設,往往建立於經濟效益之上,是掌權者、投資者和遊客的價值觀與期望的投射,而弱勢社群往往被摒諸其外。 是故,扭轉城市生活空間用途的佔領舉動,無異於向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下戰書。

對標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而言, 匯集政經精英的中環,別具意涵。台灣作家龍應台曾一語道破:「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27]

長久以來,強調經濟優先與成就,不談政治,是香港社會的主調,並從中建立起港人身分和核心價值。權力精英經常挪用這身分,借此突顯其有效管治以鞏固權力,或合理化經濟掛帥的都市規劃工程,以至社會階層結構。[28] 當「和平佔中」甫出,建制派、商界、特區政府與北京政府群起猛烈攻擊,屬意料中事。這些批評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指「公民抗命」實為犯法及破壞法治之舉,甚至斥為製造動亂,發動顏色革命;其次:聲言這行動必癱瘓經濟,嚴重損害無辜者的利益,危及香港的繁榮穩定。

有評論認為戴耀廷明顯受到了OWS的啓發。[29] 因「和平佔中」跟OWS採取相同戲碼,選址特徵共通,但兩者是否真的如此一脈相承,同屬全球社會運動浪潮下的一波?

擋不住的浪潮?
回顧香港回歸後浪接浪的抗爭運動,如喜帖街、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保衛菜園村等由八十後帶動的社會運動,皆以抗衡「中環價值」壟斷支配為宗軸,提出並發展「本土身分」、「歴史保育」、「都市建設」、「鄉村農業」、「公共空間」、「苦行」及「快樂抗爭」等價值理念。

曾參與保衛天星皇后運動的「本土行動」成員、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葉蔭聰在其著作中指出,當時最令香港民眾感到驚訝的是,他們全是一群志願參與者,自發走出來阻止清拆碼頭。他們既沒有社會運動組織指導,亦刻意避開主流反對政治,並開始思考社會運動裡的空間運用。其後,他們進駐碼頭,宣稱這空間為「家園」。葉蔭聰形容,這些策略「創造及維繫了一種日常生活實踐、關係及政治形式,預演了一個模糊的理想社會。」[30] 從自發組織、迴避主流,到建構身分、地理空間的轉用,預演理想社會,各環節皆展露了新社運的特質。

由此可見,新社運的理念與手法已在香港呈現。不僅如此,連場抗爭的焦點更與全球社會運動同源,同樣不受國家邊界、政治意識或規限所制肘。例如2011年的「佔領中環」,直接把OWS的訴求與模式植入本地。其實,OWS提出反金融資本並倡導社會公義的吶喊,跟本地反地產霸權的呼聲,兩相呼應,無分彊界。而去年3月底爆發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工潮,其反對壟斷財團剝削的訴求,顯得更本土、更具體。這場工運籌得破天荒800萬元市民捐款,結連逾60個本地團體,以及不同地域組織及工會參與聲援。難怪,它被視為工運走向社運的標記,也反映當下香港社會累積下來的深層次矛盾,如勞工剝削、分配不公、貧富懸殊,以及中產夢碎[31] 。這一切皆與全球社會運動提出的主要訴求,源出一轍。

觀乎「和平佔中」,它雖是要求政治改革、爭取落實真普選的民主運動,但其信念書上提到:

我們會像傳道者般,積極與不同群體進行對話,把民主普選、公平公義這些普世價值傳揚給香港人,並希望他們願意為了在香港的制度和社會落實這些價值而付出代價。[32]

箇中提及傳揚「民主普選」與「公平公義」等信念,以及尋求民眾參與及覺醒,均與全球社會運動追求建立普世價值,如社會平等及公義,並鼓勵集體行動參與,極為吻合。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更直指和平佔中、碼頭罷工及保衛本土運動,三場運動皆同源於階級分化的歴史脈絡:

葵涌貨櫃碼頭的罷工,導火線自然是大商家為逃避企業責任、並由「新自由主義」語言背書的外判制度;而外判公司之所以有恃無恐突然結業,與本地保障及厚待公司主事的經濟法規,以及其過去積累的財富實力也不無關係,而這些均在「新自由主義」年代中得以鞏固及強化。佔領中環運動,由溫和的學者提出,彰顯了過去二三十年不斷坐大的權貴寸步不讓氣焰,連哪怕是改良式的民主進程也想封殺;以保育本土為目的的社會運動,其實也間接由全球急劇貧富分化(包括中國大陸)、金融地產不斷侵蝕本土資源、文化和歷史所催生。

他解釋,「階級」不單指狹義的經濟利益或職業地位,亦包含政治權利、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和平佔中」揭示了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的矛盾,例如特權vs普選。一旦升斗市民的生活空間和價值尊嚴,接連遭受剝奪擠壓,且不斷惡化,勢必爆發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這是社會的自我保護方式。 [33]


注釋:

  1. 智經研究中心:<佔領中環,佔領經濟?>(2013年4月19日),瀏覽日期:2014年1月12日。
  2. 龍應台:<香港,你往哪裡去? — 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一點偏頗的觀察>(2004年11月9日),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9日。
  3. 周峻任: <都巿建設、本土身份與社會運動>(2012年6月),瀏覽日期:2013年12月20日。原文引自谷淑美,<文化、身份與政治>,收於謝均才編(2002),《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4. 公民抗命的時代意義>(2013年8月20日),《陽光時務》,瀏覽日期:2014年1月20日。
  5. 葉蔭聰:<集體行動力與社會運動>,《香港.生活.文化》。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合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23-145。
  6. 潘毅:<民主的春天 —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啟示>(2013年4月11日),原載於《明報》。轉載於《港文集》,瀏覽日期:2013年12月20日。
  7. 林茵:<佔領華爾街>(2011年10月9日),原載於《明報》,轉載自《港文集》網頁;  Paul Krugman, “Losing their immunity”, NY Times, 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0日)
  8. 許寶強:<罷工、佔中與本土運動的政經根源>(2013年4月22日),原載於《明報》,轉載自《新浪香港新聞》網頁,瀏覽日期:2014年1月16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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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二)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圖片來源:occupywallst.org

佔領未停
在OWS官方網頁上[12],表明是次佔領行動的靈感來自阿拉伯之春[13],以及同年在歐洲各地湧現的抗爭運動,尤其是西班牙M15運動[14]。回望2011年,抗爭聲浪確是隨處可聞,連美國《時代》周刊亦選擇「抗爭者」(protesters)為該年度的風雲人物。如此席捲全球的社運浪潮,像重回上世紀60年代的歴史軌跡。當時歐美各地相繼爆發抗爭運動,如黑人民權運動、女權運動、環境保護、反核、反戰示威,以及1968年法國學運「五月風暴」等。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稱60年代湧現的各式抗爭為「新社會運動」(下簡稱「新社運」),以茲識別於傳統社運的理念與模式:即指由科層組織如工會或政黨,自上而下領導,並動員人力資源,結集龐大社會力量,藉以對抗資本階級,甚或爭奪國家權力;而其抗爭範疇,不離政治與經濟兩大範疇。

反觀新社運,除抗爭議題廣泛多元外,亦堅持「反權威、反層級、自發、自主」的理念,側重由民眾自發組織,直接參與,自主地表達與行動。一方面,它排拒由所謂「專家」、「權威」,或是政黨和工會等科層組織來擔當領導;另一方面,它亦如「左派」般質疑自由市場及資本主義體制,反對經濟發展邏輯,抗拒國家和市場力量不斷介入和侵佔日常生活。

正由於不要「被代表」,也不想「被騎劫」,故它的抗爭場域不是議會,而是民間社會,就於日常生活中開展。參與者走在一起,建構新的身分、價值與文化,並在抗爭場域中預演(prefigure)出來。新社運還有一項特徵,就是善用媒體,尤其懂得運用社交網絡的力量來協助推動。行動策略方面,它不再依循傳統社運的回應(reactive)模式,一味等待政治機會;而是採取積極(proactive)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擺脫制度牽制,中斷社會運作,創造機會,奪回自主權,藉以表達主張和訴求,迫對手回應。

雖然「直接行動」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但不等如亳無組織,純粹地自發即興。有學者形容,它其實是「一種社運的組織創新」。每位行動者除加入聯繫小組(affinity group),亦會參與不同功能的委員會,彼此平等,自由表達和討論。若有任何提議或動議,均要經過繁複的商議程序,最後交由聯繫小組予以確認或提出反對,務使全體達成共識,實踐所追求的真正、直接的民主。行動上,秉持非暴力及公民抗命的原則,作好隨時被捕的準備,藉以突顯制度的暴力和權力不平等,同時也鞏固起本身的道德基礎。此外,強調行動先於理論。相信在行動中,可觸發更多反省與分析,思索進一步行動。至於策略手法,既包括塗鴉、惡搞、辦獨立媒體、招集民間記者以抗衡主流媒體的報導;亦包括圍堵、闖入或佔領等。而每次行動前,均會仔細策劃,衡量目標、過程與後果,並在現場再作評估和討論。[15]

誠然,社會運動不管新舊,內裡形形式式的手法盡都可視為抗爭戲碼(protest repertoire) ,冀能爭取公眾支持,向對手施壓。從60年代歐美到2011年全球各地,由佔領工廠校園、街道橋頭、到佔領廣場、政府機關,「佔領」已是抗爭者公認為有效的常用戲碼。

抗爭戲碼
美國人文地理學者David Harvey及法國哲學家Henri Lefebreve均指出,資本主義體制是透過空間來呈現和存活。[16] 城市的空間規劃,除用來發展經濟、促進效益外,亦兼具規範民眾行為和生活模式的政治作用。2011年曾經參與「佔領中環」行動的許煜,在其著作裡解釋「佔領」的意義。 他認為「佔領」是「重奪權力與空間」,但不止是佔據具體空間,而是「在空間上,改變了對街道以及空間的詮釋,同時亦改變了街道以及公共空間的功能。」再者,「佔領」也關乎時間,是重奪屬於「我」以及「我們」的時間的方法。因此,「佔領」行動就是「一種全新的生活和感覺,如何在一個不可能的地方發生」。[17]

按此理解,「佔領」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藉佔領行動,在那時空裡呈現並預演新的社會形態。而作為抗爭戲碼,「佔領」的好處亦在於成本低,操作較簡單,並容易模仿;又因行動者長期而固定結集一處,配合獨立媒體和社交網絡的傳播,有助動員及加添後續力量。即使是旁觀者,一旦置身現場,每能受到感召,激發其意識覺醒。[18]

而開宗明義以「佔領」為主打戲碼的OWS,能於瞬間發展為全球社會運動,正好顯露這戲碼的優勢所在。OWS開始首兩週,並沒有引起主流媒體關注。直至紐約市警察於九月底及十月初,兩度向遊行人士動武,頓成媒體焦點,亦令各方團體和民眾陸續加入聲援。在社交網絡Facebook及Twitter裡,採用「佔領(再加上地名)」為用戶名稱的登記數目急增。到十月中旬, 當呼籲全球一起佔領的號召發出,世界各地就有近千個城市「複製」了佔領行動,如同遍地開花,高呼「我們民眾」(we people )有權創造一個為99%存在的世界。

OWS官方網頁對這場運動的本質和定位的剖析,充分呈現其新社運特質。網頁形容這不止是一場抗爭運動,更是一場對自己、對國家負責(accountability)的行動、一個徹底的社會改革。參與者已不相信議會代表,亦看不到手上選票能帶來甚麼改變。因此,這裡就是「直接民主」的實踐場地,場中沒有領導,而是自主地運作。為要容納更多民眾參與,故沒有提出一套簡單的訴求,縱使遭到坊間猛烈批評。它亦沒有設下底線,也沒有所謂 「發言人」,甚至不去預期要達致甚麼效果。這裡無分膚色、性別或政治信念,所有人都是領袖,彼此只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大家都屬於那99%,無法再忍受貪婪腐敗的1%,並矢志恪守非暴力原則。[19]

評價成敗
「反權威層級、自發自主」這新社運鮮明標記,在OWS的操作中顯露無遺。佔領現場由名為「紐約市大會」(NYC General Assembly, NYCGA)居中協調,助參與者得享平等機會發言,而所有提議均採取共識決。有評論指出,這種「我們都是領袖」的反科層作風,其實可溯源於1960至1970年代的女權運動及同性戀平權運動,以至1990年代末湧現的反全球化運動。抗爭者這樣安排,正是為了竭力避免複製自己所力抗的專制架構。[20]

不過,亦因OWS沒有科層組織,且訴求紛紜,不夠清晰具體;再加上採取商議程序繁複的共識決,最為主流媒體、學者或傳統左派垢病,抨擊OWS太過講求道德, 過於浪漫,結果落得混戰一場,徒勞無功,失敗告終。但發起OWS的網絡雜誌Adbuster認為,主流媒體不斷追問OWS目標何在,根本是問錯問題。因為打從一開始,佔領就是目標,而佔領過程中,以直接民主的方式討論問題、目標與策略,這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民主實踐,也是一場對體制反思的運動。[21] 另一位倡議者David Graeber 於OWS兩週年被問及有否對OWS運動成效感到失望時說:「我個人確信,若不是我們,羅姆尼(Willard Mitt Romney)可能已成為我們的總統。」他認為,行動者嘗試創造一個環境,讓人能聽得見民眾的聲音:「我想,我們做到了!我們亦嘗試在美國建立這種前所未有的民主文化,任重而道遠。」[22]

事實上,OWS的確成功動員不少從未涉足社會運動的民眾投身,而普羅市民亦開始意識及關注社會不平等與貧富懸殊的狀況,媒體的相關報導也相應增多。[23] 那99%的民眾聲音一旦響起,就再不能置若罔聞。

儘管OWS沒有提出具體的政策主張,甚或參與者也懷疑自己手上一票的效用,但至少在美國的民主體制下,仍迫得從政者要重新思考政策方向,回應民意,否則足以影響選情,令權力易手。佔領行動發生近一個月,總統奧巴馬表態,稱自己是站在抗爭者的一方,這是身為總統所能夠做、又至為重要的事情。翌年總統大選,他就提出考慮徵收富人稅及減輕學生償還貸款的負擔。[24] 至於OWS發源地紐約市,曾參與OWS、民主黨的白思豪(Bill de Blasio) 當選市長,得票率高達73%。他於今年元旦日發表就職演辭時承諾,要成為那99%的市長,掃除貧富懸殊,終止經濟和社會不平等,並提出具體政策方向,包括向超級富豪徵稅,所得稅收將用作教育經費及興建更多廉價房屋。[25]


注釋:

  1. OWS官方網頁http://occupywallst.org
  2. 阿拉伯之春:2010年起,在西非和突尼西亞等阿拉伯國家發生一連串爭取民主及經濟改革的抗爭運動。最先出現的是於2010年底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一名26歲突尼西亞青年因警察濫用職權及壓迫侮辱而自焚抗議,觸發空前的反政府示威,成功推翻執政23年的總統本.阿里(Ben Ali)。其後,在阿爾及利亞、埃及、也門、敘利亞、約旦、巴林及利比亞等地,皆出現抗爭運動,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
  3. 西班牙M15運動:這場運動沒有任何工會或政黨組織介入,由社交網絡自發串連起群眾,尤其是失業青年及學生,於2011年5月15日開始佔領街道,又在馬德里太陽門廣場及巴塞隆拿等城市的主要廣場野營,舉行公民集會。其後,行動遍及全國共58個城市。訴求包括要求真正民主,改善失業及住房問題,但亦有濃厚反體制、反政黨、反資本主義制度氛圍。結果,執政黨勞工社會黨在大選中落敗。
  4. 葉蔭聰:《直接行動》。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10年,頁31-50。
  5. 周峻任:<都巿建設、本土身份與社會運動>(2012年6月),瀏覽日期:2013年12月20日。
  6. 許煜:《佔領論:從巴黎公社到佔領中環》 。香港:圓桌精英,2012年,頁63, 70-71。
  7. 何明修:<佔領即是一種抗爭劇碼>,《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10。
  8.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onC4X7zTCbIJ:www.nycga.net/resources/faq/&client=safari&hl=en&strip=1(瀏覽日期:2014年1月10日)。
  9. Heather Gautney, “What Is Occupy Wall Street? The History of Leaderless Movements”(2011年10月11日),瀏覽日期:2014年1月10日。
  10. 張鐵志:<佔領華爾街與民主覺醒>,《時代正在改變 — 民主、市場與想像的權力》(電子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頁404-405。
  11. Occupy Wall Street Founder David Graeber on the Movement’s Future”(瀏覽日期:2014年1月10日)
  12. Milkman, Luce and Lewis.  “Changing the subject: A bottom-up account of Occupy Wall Street in New York City”, (瀏覽日期:2014年1月10日)
  13. 奧巴馬回應佔領華爾街運動稱站在示威者一邊>(2011年10月19日)《中國新聞網》網上版,瀏覽日期:2014年1月12日。
  14. 鄭瑞耀:<紐約新市長   自由主義新希望>(2014年1月7日), World Journal.(瀏覽日期:2014年1月12日);Nicky Woolf.  “How Bill de Blasio became the mayor for the 99 per cent”, News Statesman.(瀏覽日期:2014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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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一)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Occupy Wall Street Poster by Adbuster. Photo source: www. thetyee.ca


2013年1月26日,戴耀廷在其《信報》的專欄撰文,指以形勢來看北京讓香港有真普選的機會不大。故此,他提出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長期佔領中環要道,迫使北京讓香港有真普選的機會。到3月27日,行動正式定名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簡稱「和平佔中」)。自此,香港社會的討論很熾熱,其中以2014年8月17日,由反佔中大聯盟舉行「反佔中、保普選」遊行成為自香港回歸以來首次大型支持政府的運動。查實,佔領是近年全球社會運動之一,而美國「佔領華爾街」可算為佔領行動提供理論和實踐方向。佔領的目的是透過對既定空間所代表的價值之挑戰,從而讓人們可以思考和重構生活秩序。基於此,本期先介紹「佔領華爾街」的始末及其運作,繼而將「佔領華爾街」與「和平佔中」作一比較,藉此帶出全球社會運動在不同地區發展的異同。最後,本文試從上主的宣教(Missio Dei)回應以佔領行動表達出來的全球社會運動之趨勢。

佔領華爾街
自這篇題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1] 的專欄文章發表,有關「佔領中環」的討論,如同火舌飛騰,燃起熊熊烈火。其實,這樣的佔領行動絕非首次在中環出現。2011年10月15日,早有一場同名為「佔領中環」(Occupy Central) 的社會行動,在匯豐銀行總行地下空地上演,支持的包括香港V煞團、社會主義行動,以及社會民主連線等團體。[2] 2012年8月,高等法院裁定匯豐銀行可收回地面業權。9月11日,警方展開歷八小時的清場行動,抬走約廿名佔領者。至此,長達11 個月的佔領行動正式告終。

這場「佔中」先例,乃響應美國「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 下稱“OWS”)運動的「團結改變全球」號召(“United for Global Change”) 而出現。

OWS可稱得上是一個源自網絡世界,又善用社交網絡連繫和動員民眾,並由本土推展至全球的社會運動。它由加拿大反消費主義網絡雜誌Adbuster(中譯《廣告尅星》)發起。該雜誌七月號呼籲群眾於 2011年9月17日,即美國簽署憲法紀念日,帶著帳蓬佔領華爾街。宣傳海報上,頂頭紅字題寫:「我們的統一訴求是甚麼?(“What was our one demand?”)」,背景滿布硝煙,戰幔已開,然而正前方卻有一位穿上芭蕾舞衣的女郎,翩然輕沾在華爾街的公牛背上。這一前一後,一柔一剛,以舞會武的鮮明對比影像,寓意這是場以柔制剛、主張和平非暴力的運動。

自OWS呼籲發出,已取得當地不少社運人士支持。原本擬佔領華爾街北面的大通曼克頓廣場(Chase Manhattan Square),但紐約市警方卻於行動前一晚,築起路障,封鎖公園。於是,約2000名抗爭者易地而戰,轉到相鄰的祖科提公園(Zuccotti Park,前名為「自由廣場公園 」Liberty Plaza Park)集會。至晚上,約有百多人留守紥營,開展了為期約兩個月的佔領運動。兩星期後,佔領行動擴至國內多個城市。期間曾發動佔領銀行、金融機構及紐約市布魯克林大橋(Brooklyn Bridge)。

至十月中旬,OWS號召全球大串連,呼籲民眾「團結改變全球」。結果共有80多個國家,逾千個城市起來響應,抗議「新自由主義」[3] 使體制向富者傾斜, 造成過去30年全球財富兩極分化,收入不均,政治貪腐。除意大利羅馬出現騷動,以及11月初在美國加州奧克蘭有示威者縱火而導致奧克蘭港關閉外,其餘皆恪守「和平非暴力」的行動理念,和平落幕。[4] 到11月15日,OWS即將踏進第三個月之際,警方強行清場。結果爆發衝突,近200人被捕。事隔一年,當局再拘捕多185名抗議者。

誰來抗爭?
佔領場上,隨處可見「我們是99%」(We are the 99 percent)這標語,它取材自《1984》及《動物農莊》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寫的名句:「永遠不知道剩下來那99%人的存在」,暗諷富者漠視貧苦大眾。儘管標語只有聊聊數語,卻道出當下美國社會貧富懸殊、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剝削壟斷的嚴重程度,戳破這場社會運動的觸發點。

顧名思義,是次行動聚焦的場景是象徵世界金融中心的華爾街,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Paul Krugman解釋箇中原委:

首先,銀行家們透過不顧後果的借貸製造資產泡沫,並從中謀取暴利;然後泡沫爆破,但政府用納稅人的金錢挽救這些銀行家,而一般民眾則代為承受他們犯罪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苦果;最後,銀行家由於被打救了,他們仍擁有足以影響政治的巨大財力,政客們於是承諾維持低稅率和解除金融海嘯後設立的溫和管制措施,以換取他們的支持。[5]

表態支持OWS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亦指出,現存的經濟系統已經扭曲,既不是資本主義,亦非市場經濟;而是一個將虧損社會化、將利潤私有化的體系。長此下去,經濟非但無法增長,更不可能建立起公正的社會。[6] 而OWS倡導者之一、社會人類學教授 David Graeber 狠批社會最上層的1%,包括華爾街銀行及大財團,不斷把自己的財富和政治影響力循環轉化,搖身為有財又有勢的債主。而所謂「資本主義金融化」,真正意思是「政府和金融機構合謀,以確保越來越多人陷入債務」。就在這種金權政治下,政策向富人傾斜,99%的民眾不僅飽受債務體系所纏,甚至要承擔起那1%人犯錯的惡果,而犯錯者毋須受罰之餘,竟依然得享豐厚回報。[7] 因此,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孔誥烽認為,OWS的要求正是要「結束美國自80年代列根開始的金融霸權」。[8]

2011年,全美約四分之三人口,身上背負各式債務。每七個人,就有一個被債權人討債,而年輕人尤感無望,他們畢業即告失業,滿身債卻又找不到工作。貧窮比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高,每六名美國人就有一個活在貧窮線下,而青年人的貧窮比率更高,每五個就有一個,尤以西語裔青年生活最為艱苦。[9] 據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20-24歲的勞動人口,失業率達14.7%;25-34歲群組,亦有9.7%。[10] 在1400萬失業人士中,逾三成已待業一年或以上。無怪乎支持或積極投入OWS,以年輕、高學歴的青成年居多,來自中產階層的專業人士,為數亦不少。據統計顯示,超過35歲的OWS參與者,達三分一;年逾45歲則佔五分一。教育程度方面,八成擁有學士學位,當中一半更具備研究生學歴。至於收入及就業情況,三分一人正失業或已遭解僱,亦有三分一抗爭者的家庭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遠高於全國整體家庭收入中位數52,769美元。此外,三分一抗爭者拖欠信用卡或學生貸款達1,000美元。而在政治取態上,近四成表示自己不屬於任何政黨。[11]


注釋:

  1. 戴耀廷:<公民抗命:香港民主運動的大殺傷力武器>(2013年1月16日),原載於《信報》。轉載於《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32-24。
  2. 「佔領中環」(Occupy Central)臉書專頁(瀏覽日期:2013年11月15日)
  3.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美國學者David Harvey稱為「富人復仇大計」。興起於上世紀80年代,反對國家對國內經濟的干預,主張小政府大市場,強調自由市場機制,支持利用經濟、外交壓力或是軍事介入等政治手段來打通外國市場。又推動私有化(privatization)及去規管化(deregulation),強烈反對設立最低工資、勞工集體談判權、社會主義及環境保護主義等。參考資料:http://zh.wikipedia.org/wiki/新自由主義;及許寶強:<罷工、佔中與本土運動的政經根源>,原載於《明報》(2013年4月22日)。轉載於《新浪香港新聞》網頁。
  4. 安迪.高爾:<佔領華爾街運動起源>,《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43。
  5. 林茵:<佔領華爾街>(2011年10月9日),原載於《明報》,轉載於《港文集》網頁。(瀏覽日期:2013年12月6日);Paul Krugman,’Losing their immunity‘, (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0日)
  6. Stiglitz Speaks at Occupy Wall Street‘,(2011年10月3日),(瀏覽日期:2013年12月6日)
  7. 張鐵志:<從債的歴史佔領華爾街>(2013年9月19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3年12月9日)
  8. 林茵:<佔領華爾街>(2011年10月9日),原載於《明報》,轉載於《港文集》網頁。(瀏覽日期:2013年12月6日)
  9. Michael Shank, ‘Why “Occupy Wall Street" Protests? America’s High Rates of Poverty & Income Inequality‘,(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3日)
  10. 「佔領華爾街」運動預示「美國夢」已漸行漸遠>(2011年10月11日),中國新聞網。(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3日日)
  11. 參考資料:1)Colin Moynihan, ‘In “Occupy," well-educated professionals far outnumbered Jobless, Study Finds‘,(2013年1月28日);2)Ruth Milkman, Stephanie Luce and Penny Lewis, ‘Change the Subject‘,(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1日);3)智經研究中心:<佔領經濟>>(2013年4月19日),(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1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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