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66期﹣和平佔中(五)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受夠了!」 相片來源:Occupy Posters

異同比較之三:時局判斷
置身社會運動裡,選擇或揚棄哪種戲碼,除考慮果效外,還在乎當時社會的容忍程度、時局判斷以及文化因素。[47]

就以反高鐵事件而出現包圍立法會行動為例,當時輿論指責圍堵等行為是「衝擊議會規範」,偏離「溫和理性」抗爭。但行動者卻視之為非暴力的直接行動,嘗試「把自己裝扮成一根插進背上的芒刺,讓出問題的部分無法如常運作,迫使當權者面對社會矛盾。」[48] 行動者這說法不僅表明圍堵是一種行動策略,更顯示政治與社會形勢的轉變。[49]

除圍堵外,「公投」這戲碼,亦因時局轉變,看法亦不再一樣。回顧2009年「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建議,備受質疑和批評,亦導致泛民內部分裂至今。當時,香港大學社會學教授呂大樂是反對者之一。[50] 但到去年下旬,呂大樂撰文提出「來一次嚴肅的全民公投吧!以公投的形式來決定香港的政制發展!」當年反對與今天支持,基調同樣是市民大眾想法的重要,但態度之別,正在於對時局有了不同的研判。他認為目前香港社會雖未真正撕裂,但卻呈現一個奇怪現象,就是「激動的兩端完全沉醉於你一言我一語的抗衡活動之中,其亢奮之情令大家都忽略了主流、大眾。」他認為,這兩端主導了整個討論,但分歧卻無法處理,中間意見則連列入考慮之列都有困難,加上政治制度受到質疑,根本無法在制度內達成一個大家都要接受的結果。故此,全民公投至少提供不同的選擇,令中間的意見可以現身於我們的「政治社會」。[51]

從反高鐵1萬人圍堵立法會到反國教12萬人佔領公民廣場;由反對變相公投,視之為激進手法,到提倡嚴肅公投,笑言是維穩策略,正顯明時局變化、社會容忍度及文化差異所起的關鍵作用。

刻下,取態支持還是反對「和平佔中」,同樣關乎對形勢的研判。究竟我們認為自己仍處身「相對地公義的社會」[52] ,如「幫港出聲」召集人、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所形容:香港是一個高度法治、充分享有新聞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城市,並慶幸自己能在此生活?[53] 抑或,目下已走到「政治懸崖」,如陳健民所言,香港已達臨界點。若2017年特首選舉方法改革失敗,香港會跌進一個高速下沉的漩渦?[54]

近來爆發的連串事件,令香港滿布陰霾,新聞自由、法治與公義等價值信念面臨嚴峻挑戰。「三揀二」免費電視牌照事件,有評論形容這是梁振英的「反社會決定」,反映了「專制權力的傲慢、「佔中」運動要根除的惡物」。[55] 其後,接續再發生商業電台時事節目更換主持、《信報》收律師信及人事調動、《am730》及《蘋果日報》遭大客戶以非商業理由抽起廣告,《明報》撤換總編輯,商業電台解僱李慧玲, 到《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伏擊,斬至命危,還有高鐵的大白象工程。究竟香港仍然是相對公義,抑或急速下沉?答案已是不言而喻。

誠如OWS另一則常見標語「我們受夠了!」所示,長期累積下來,無法消散的不滿情緒,一石就足以激起千重浪。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借用戴耀廷本身經歴為例,解釋「佔中」的出現,正由於這一代人已「等夠了」。[56] 有評論認為,今次連溫和派也激進起來,本身有其結構條件。中央一直沒有寫下最終普選時間,以致不斷成為回歸後的爆發點。這正是歴史未償的債,而2017年可謂是大限,若被中央「走數」,不僅意味再次受騙,而是政治和社會的斷裂。[57]

當下社會即使未算真正撕裂,但已形兩極對立。從民意調查市民大眾對「佔中」的支持比例中,可見端倪。今年初,社區發展動力培育(CDI)與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HKTP)發表民調結果顯示,1000名18歲以上的受訪者中,「支持」佔中達41%,反對則為59%。過渡期研究計劃主任兼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戴高禮指出,約六成專業人士、教授、學生和擁有碩士以上的學歷受訪者,表明支持佔中。他們雖是最擔心佔中令致經濟受損,並會出現暴力,但卻是最有意欲參加及最支持佔中的一群。[58] 這群組跟OWS參與者的背景十分相近,同是青成年居多,當中不少為高學歴、收入不俗的專業人士。

跟OWS嚴厲批判政商合謀的金權政治相比,「和平佔中」一直被歸類為政治爭議,仿似跟經濟民生問題不沾邊。即或提及,亦只是憂其影響投資,損害經濟。例如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就曾以「冤有頭債有主」,指斥不該佔領中環,而應改佔政府總部或特首辦,因中環「根本就不應該被用作處理政治爭議的地方,否則可能會給國際社會一個錯覺,以為香港已經從經貿金融中心,變成政治爭鬥及社會動盪的地方,從而影響投資香港的信心。」[59]

不過,反佔中團體「幫港出聲」發起人鄭赤琰於去年11月出席本院主辦的研討會時的言論,表明經濟不僅先於政治,甚至以此決定政制發展步伐。會上,鄭氏批評佔中影響商界既得利益者,並指即使是前國家主席鄧小平,亦明白要尊重本港既得利益者,否則「一郁既得利益者,香港便會玩完」。[60] 而今年初,基本法委員會前中方委員王振民更揚言要保留「精英政治」,提名委員會內必須讓只佔人口5%至10%的政商界精英繼續發揮作用,保障現有的商界利益,捍衛資本主義發展,避免普選帶來過大的財富轉移。[61]

有評論認為王振民這番言論最大的政治作用是把中央對提名篩選的政治考慮,轉化為經濟政策方針的考慮;並指他的論調在中央政府官員和特區建制派圈子內部常有談及,只是鮮有公開提出,相信這次旨在測試水溫。不過,鄭、王二人如此直接表明要維持基本法確立的精英政治,籠絡反梁陣營的商界精英之餘,亦赤裸地暴露政商界牢不可破的結盟。這亦佐證了許寶強的分析,突顯「和平佔中」不僅與OWS有相同病源,兩者皆落入「新自由主義」所造成貧富兩極的困局;更甚是香港因缺乏民主普選,比英美等地顯然更容易滋長劫貧濟富的分配制度,令不斷坐大的權貴寸步不讓,即使是改良式民主進程,亦要封殺。

過去十年來,大企業壟斷市場加劇。與民生息息相關的行業如電訊業、運輸業及超市等,行內十大企業佔全行業務收入一半以上。固然,香港經濟整體確有增長,但堅尼系數卻不斷上升,貧富懸殊加劇,造成社會不穩,政治走向兩極。全港最低收入的一成住戶,入息中位數不升反跌。2011年只有2,070元,較十年前的2,760元跌幅逾兩成。反觀最富有的一成住戶,入息中位數則由7.9萬升至9.5萬元,升幅達兩成。[62] 社會資源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

其實,戴耀廷在其著作《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下簡稱《心戰室》)內,已直指香港政治制度保障的是少數既得利益者。他們所受保護的「並不是基本人權,而是政治和經濟的特權」。「和平佔中」目的就是把少數人的政治與經濟特權收回, 這跟反對金權政治造成貧富雙城的OWS,不僅源出一轍,就連抗衡的制度與價值觀亦相近。只是,香港要面對的挑戰更大,要跨越的難度更高。

異同比較之四:目標期望
主流媒體論OWS之敗,在於目標含糊,太多訴求,且欠清晰的政策提案。美國康奈爾大學法律學院(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Michael Dorf 認為,由於大多數評論員均視OWS 為美國憲政民主下的新運動而要求OWS參與者提出具體政策建議,是可以理解的。若然換個角度,視OWS為民主運動,一如「阿拉伯之春」要推翻現有制度的話,看法定必迥然不同。誠然,美國是民主國家,要把OWS視作爭取民主的運動,確實有點難度。然而在抗爭者眼中,事實並不盡然。他們深感這政府只懂服侍權勢,妄顧一眾處身水深火熱的中產人士和貧民的需要,已再不能代表他們。

不過,Dorf 亦補充,儘管OWS整個運動堅持採用商討式民主,其目標並非旨在建立一個以此特定模式運作的民主政府。它只不過是表達對現存代議政制極其失望,冀盼有一個能夠回應人民需要的政府。OWS有趣之處,亦正正在於它既可以是一場爭取民主的自由革命,亦可以是現存體制框架下的一場改革。兩種可能,同時兼具。[63]

究竟OWS是否如Dorf 所言,既是推翻現有制度,亦是倡導體制內的變革?抑或只不過是其中一種?

OWS與「和平佔中」皆選擇以佔領為戲碼;兩者同樣被指不符「公民抗命」定義,亦即「所犯之法」與「所反之法」不同。但有評論認為公民抗命其實不適用於OWS,原因在於行動者「無法確切嘲弄財經法或任何有關管理銀行的法令。這類型的法令離一般人民太遙遠」,因此「就算想觸犯相關法例,也不知從何下手」。[64] 反之,OWS 可視作「政治抗命」,因它展示出抗拒任何人民被治理的方式,包括具有黨派色彩的政治結構、政治改革或政黨認同的訴求,以至主導後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65]

從中東茉莉花革命,到歐洲的公民抗命風潮,以及OWS,抗爭議題雖然各異,但孔誥鋒認為這 三者同樣體現年輕人對國家主義的否定。他們既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國家權力,更鄙視政黨政治,主張在日常生活的每個環節實踐民主,對抗強權。這種無政府主義的淵源,可遠溯到1848年以前反資本主義多元自發的抗爭傳統,以及1968年全球青年激進運動。[66]

不要領導,亦不要科層組織,的確可說是無政府主義組織與行動的兩大元素,亦是OWS運動的核心理念和鮮明標記。事實上,OWS倡導者之一David Graeber本身就是無政府主義者。他指OWS所採用的直接民主及共識決,是無政府主義者所認同及經常採用的模式。而在OWS前,共識決從未在大型集會中成功運作。Graeber形容,是次在全美各地的公園及廣場上,人民因投身參與而見證到直接民主的實踐:「美國人從小到大被教育:自由和民主是美國最終極的價值,我們身而為人亦因我們熱愛自由和民主。但與此同時,在細膩的操作下,我們卻持續地被灌輸一個觀念:原來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從未真實存在。」[67] OWS如同搭起一個實驗場,場內既否定美國現有民主體制的操作方式,同時亦為重塑民主文化與信念,提供實踐機會。

與OWS那濃厚無政府主義色彩、強烈不滿甚至否定代議士制度相比,「和平佔中」最大的分別,在於開宗明義把這運動置身於現有體制的框架內,表明目標是改良革新,而不是推翻革命。戴耀廷曾多番鄭重申明,「和平佔中」不是要挑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主權地位,也不是要去挑戰「一國兩制」,更不是要搞港獨,亦沒有意願用這行動來促使特首梁振英下台。它更不是一場革命,不是要推翻現有制度。他強調,「和平佔中」只有單一目標,議題集中:「就是希望北京政府履行在《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中所作的承諾,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

何謂「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箇中包含三大要素。其一,每名選民享有的選票數目相等;其次每張選票的票值相等;以及第三,公民參選的資格不受不合理的限制。戴耀廷又澄清「和平佔中」絕非要求泛民主派的候選人必須在普選特首的選舉中勝出。他認為,有此說法,乃出於誤解:「『和平佔中』只是要求普選特首的選舉須符合國際標準的公平程序,最終由哪一派的候選人當選,並非這運動的關注點。」[68] 而另一發起人陳健民亦指,判定「和平佔中」的成敗,在乎能否成功爭取2017真普選,爭取不到,就是失敗:「這運動本身有一個by-product〔額外收穫〕:我們把很多人都捲進來,思考香港需要民主的問題,迫你去爭論;又思考一下爭取公義的時候,有甚麼方法可以做。這些都算是一個成果。但我們不因這成果來override〔不顧〕原來目標,因為那才是最基本的,這些只是成果。」

「和平佔中」與OWS背後理念之間的分野,還在於前者運用博弈思維。在《心戰室》一書中,戴耀廷嘗試從博弈角度剖析時局。他稱這場運動為憲制博弈,最大參與者是中央政府,其餘還包括特區政府官員、商界、左派政黨和泛民人士。不過,自0371後,香港公民社會似乎開始覺醒並凝聚起來,並以香港政制民主化為博弈取勝的目標,成為這場博弈的新參加者。 對弈之中,並非你死我活,而是爭取多驘。因此,各方存在合作的可能,為此有必要消除彼此間的疑慮。文中提到,中央政府最大憂慮是「政制民主化會使香港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或香港出現反中央的政治實體。」 是以儘管「和平佔中」質疑中央落實普選之決心,但卻以對當權者尚存信任的「公民抗命」形式出現,起碼認為對方於博弈之中,會作理性選擇。

戴耀廷接受本刊訪問時,亦認同上述看法:「 是的,『公民抗命』本身是相信對方有良善。」他形容這其實是 「一種溫和(moderate)的抗爭方法,不是搞革命。」[69] 因此,這策略選擇,已顯明爭取的改革仍立於體制內,只是予以對手強大的政治壓力,權衡利害之下,願意在相對上對等的關係下談判,理性地作決定。[70] 不過,有學者認為整個構思涉及不少「能被證偽對人性、對政治運作的假設」。例如:它的人觀將中共領導團隊還原為不受意識形態和其他價值、情緒影響的純粹「理性動物」;並且相信運動能夠凝聚足夠的能量,左右到整個官僚機器對成本代價的盤算。以上任何一個假設最後被證明失敗,難保不會導致運動被武力鎮壓的最壞結局。」[71]


注釋:

  1. 何明修:<佔領即是一種抗爭劇碼>,《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9。
  2. 陳景輝:<超越和平理性>,《草木皆兵 — 邁向全面政治化的社會》。香港:紅出版(圓桌文化),2013年,頁161。
  3. 葉蔭聰:<第五章:批評和小結>,《直接行動》(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10年,頁55-60。
  4. 呂大樂:<向市民負責的政治反對派>(2009年11月18日),原載於《明報》觀點版。轉載自新力量網絡。(瀏覽日期:2014年1月22日)
  5. 呂大樂:<在香港,公投可能是最有效的「維穩」>(2013年8月17日),原載於《明報》觀點版。轉載《評台》。(瀏覽日期:2014年1月22日)
  6. <港福堂吳宗文:信徒不應公民抗命爭政治權利>(2013年4月17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2日)
  7. 何濼生:<對抗式民主VS公益式民主>(2013年11月15日),《文匯報》。(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3日)
  8. 陳健民:<政改懸崖與和平佔中的意義>(2013年5月24),原載於《明報》觀點版(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3日)
  9. 練乙錚:<「三挑二」強化了「佔中」理據>(2013年20月13日),原載於《信報》論壇版。( 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3日)
  10. 陳文敏:<我們等夠了!>,《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10。
  11. 陳景輝:<佔領中環,一個有待完成的民主實驗>,《草木皆兵 — 邁向全面政治化的社會》。香港:紅出版(圓桌文化),2013年,頁167-170。
  12. 中產不信林鄭政改諮詢公平>(2014年1月13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2日)
  13. 轉載自 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3217/6/45101006.pdf,原文載於Henri Lefebvre (1977), 陳志梧 譯, 《空間政治學的反思》 (Spatial planning: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Richard Peet (eds.) Radical Geography:  Alternative Viewpoin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 Chicago: Maaroufa. pp..339-352.(瀏覽日期:2014年1月18日)
  14. 譚惠珠:先辦好2017普選再商放寬>(2013年11月5日),《明報》港聞版。轉載自長青網http://www.e123.hk/ElderlyPro/details/282015/71/sc(瀏覽日期:2014年1月18日)
  15. 與王振民商榷——精英政治縱保留 普選提名須多元>(2014年1月20日),《明報》社評「政治及管治系列之七」。轉載自新浪香港新聞http://news.sina.com.hk/news/20140120/-6-3169794/1.html(瀏覽日期:2014年1月18日)
  16. 富者收入增兩成 窮人跌兩成>《明報通識網》。(瀏覽日期:2014年4月18日)
  17. Michael DORF, “Occupy Wall Street is a Democracy Movement”.(瀏覽日期:2014年2月28日)
  18. 納桑.史耐德:<無領袖,非暴力:多元化策略於佔領華爾街運動所代表的意義>,《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74。
  19. 納桑.史耐德:<無領袖,非暴力:多元化策略於佔領華爾街運動所代表的意義>,《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74。
  20. 孔誥烽:<1848、1968、2011 佔領華爾街的無政府主義淵源>(2011年10月1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轉載自港文集。(瀏覽日期:2014年2月18日)
  21. 大衛.葛萊柏:< 將不可能轉為可能:共識決的決策模式 >,《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51-53。
  22. <「和平佔中」問與答>,《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37, 47及58。
  23. 《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編輯:<戴耀廷訪問 — 寫於首場商討日之後>,《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27。
  24. 戴耀廷:<公民社會參與政制發展博弈>,《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41, 64-67。
  25. 禤智偉:<「佔中」與公民抗命:基督徒倫理辨識的一次示範(上)>註16(2013年8月18日),《時代論壇》第1355期。(瀏覽日期:2014年2月10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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