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66期﹣和平佔中(八)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圖片來源:higyou/Dollar Photo Club

佔領前後
台灣太陽花學運的佔領行動取得成果,難免令人對「和平佔中」亦有所憧憬。但公民抗命用於非憲政社會,不僅未必奏效,甚或可能遭到無情鎮壓。OWS最終和平落幕告終,正顯明憲政民主深植於美國國土,儘管社會內部呈現激烈對立與尖銳矛盾,觸發跨階層市民起來抗爭表達不滿,甚至政府一度向抗爭者動用武力,但當權者最終仍是選擇以理性解決紛爭,化解張力。公民亦不忘運用現有體制,以手上一票,影響權力更迭,迫使從政者回應。

反觀香港情況,委實不可同日而語。曾任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的練乙錚就提出悲觀預測,認為共產黨會進行「斬首式」鎮壓,並提醒戴耀廷,要做好「倒在血泊中」的心理準備:「就算台灣民主體制,〔政府〕佢都會咁做。香港連民主體制保障都無,會更加嚴重。」[105] 隨日子迫近,不少評論對武力鎮壓出現的可能,益感憂心。戴耀廷認為,若鎮壓或拘捕出現,相信將激起更多未曾表態的香港人走出來,「到時就會出現第二波的不合作運動,可能有其他人會搞『佔領葵涌』、『佔領筲箕灣』之類,以及其他對政府不合作的行動。」

另一發起人陳健民則認為,暴力清場只會令日後更大可能走向暴力抗爭:「政治制度改革還可以講『妥協』、『慢慢走』,如果人們已完全放棄了制度的改革,只想全面給共產黨一個信息,就是:『我好憎你!我要抵抗你,你唔好再將我大陸化!』他們就會採取種種方式干預,如自由行、前來進修的學生,所有跟中國相關的一事一物,甚至在港搞展銷會,都派人踩場攻擊等等,我相信會發展出一個很大的空間予極端的本土主義。」

佔領未現,成敗未定,卻瞥見戴耀廷曾預計的最惡劣情況,就是「在意見分歧之情況下,可能產生內鬥,到了「佔中」的時候不能凝聚力量,結果各有各做,甚至變成「十個救火的少年」,最終分裂成多股零星的力量,一段時間之後,各自分批散去。」[106] 在這場爭取普選的硬仗中,提倡人人相等票數、相等票值的「公民提名」,成為量度何謂真假「普選」的法碼,商討日(三)的投票結果是「最小公倍數」,並非原初構想的「最大公因數」。戴耀廷亦承認,原先估計代表泛民主派三條路線的三種方案都能出線,但結果是只有兩條路線出閘,溫和方案得不到足夠支持,無法成為6月22日全民投票的選項;[107] 並澄清6.22絕非「公投」,只是用作「盤點」的「公民授權」。從上述說法可見,戴耀廷預期支持者較為多元而非單一集中,投票出來的方案能結合社會的大多數。[108] 然而,陳健民曾指,一旦商討日得出的方案過於理想化,就可能失去對話空間,只餘下叫價,雙方根本無法對話:「我們的壓力來自兩方,一方覺得你太軟弱,不是真的想佔中,確有些人是為佔而佔,總要坐下去;但另一方,少少事都說你搞動亂。於是,一邊是不見不散,一邊是一拍兩散。」由是觀之,佔中投票結果,儘管非同預期,但亦非意料之外。

有論者認為,要是政改失落「公民提名」,就不如拉倒,凝聚力量,侍機再談判,不應「乜嘢都袋落袋先」,因為中央不會再予以「下次再嚟過」或「逐步」追求民主的可能。[109] 有學者亦持相近意見,指「和平佔中」並非民主運動的最後一擊,反而是「在廣泛的群眾裡實現基進民主的開始」,既開拓了民主商討文化、非暴力抗爭與公民抗命的想像和實踐,亦感召起民眾前所未有地深度參與政制民主化運動。[110]

若從全球社會運動浪潮的視角來看,社會動盪、抗爭不歇,資源不均與貧富兩極,都不過是問題表象。金權結合,階級分化才是內在癥結。就如OWS從批判經濟上的不公義,揭示政經合謀與糾結;而「和平佔中」則由消珥精英政治、追求平等權利入手,暴露政商階層的特權壟斷。其實,若政權的認受性來自普羅民眾經濟受惠,一旦經濟放緩或出現衰退,又或財權日益操控在極少數人手上,大眾無法分享成果之餘,還要承受經濟發展的惡果和沉重代價,民怨積累不散,隨時一觸即發。過去兩年來,環顧四週,不論已發展還是發展中國家,階級抗爭不斷湧現。柬埔寨、新加坡及土耳其等國,就有工人起來反抗全球化下飽受剝削的低廉工資。去年初,巴西、土耳其、保加利亞則出現大規模示威集會,而一直視為社會穩定力量的中產階層,竟是抗爭主力。即或沒有出現「和平佔中」,貧富兩極與階級分化而起的抗爭,伺機待發。比「和平佔中」更早佔領的葵涌貨櫃碼頭罷工就是一例。

社會運動喚起民眾覺醒、體會自主,引發跨階層連合,如同核爆後拼發而出的核幅射擴散,就如有學者認為,一向以來,香港民主運動以對抗中央或反共作為動員的策略,對於隱藏於政權背後的政經結構和利益集團很少觸動,對影響民眾生活的經濟問題更鮮會提出解決方案,因而失去了基層大眾的有力支援。如要深化香港民主運動,爭取實質民主,應結合勞工運動,聯結和凝聚更多基層力量,這將是重新出發的民主春天。[111] 亦有論者從另一方向入手,指出紅色資本「搞到香港污煙瘴氣」,或會是本地資本家醒覺到要支持普選的一個契機,讓他們意識到即使做生意,亦要搞好體制;並認為從歷史發展觀點來看,一定會有這樣的資本家出現。[112] 兩手策略,是銀幣的兩面,正勾勒出後「和平佔中」時間可建構的匯流圖譜,而這正是強權最感憂懼之處,要迅速撲滅於未燃。

信仰分析
「宣教上帝」(Missio Dei)對救贖歷史與世界歷史兩者的關係有兩個重要的提醒。第一,宣教從昔日只關心靈魂救贖和建立教會轉移到三一上帝本身。因聖父差遣聖子和聖父藉聖子差遣聖靈,所以,教會是被三一上帝所差遣。教會沒有自己的宣教,只有在差遣的三一上帝中,才是宣教。在基督論下,聖子的道成肉身與受苦為宣教的上帝提供一個非凱旋式的宣教思維。第二,宣教上帝不是在聖子道成肉身之後才發生,反而宣教上帝與上帝創造分不開。沒有聖靈工作的話,受造世界就不可能繼續維持。基於此,世界歷史不只是邪惡的歷史,與上帝對抗,它也是一個被上帝所愛的歷史。藉著聖靈,上帝的國度在世界已某程度彰顯了。那麼,教會不只是向世界宣告上帝的國度,更是在人類活動中,發現和遇見三一上帝在聖靈隱密的救贖,並參與在其中。這兩個重要提醒如何讓我們思考宣教上帝與「佔領」運動的關係?更具體地問:「佔領」運動是宣教上帝的宣教嗎?除了關乎對宣教上帝理解外,這牽涉如何解讀「佔領」運動。上文已有很詳細交代,所以,只想補充一個解讀可能,即突利西亞茉莉花革命、美國佔領華爾街、台灣太陽花學運和可能發生的香港和平佔中不是孤立的行動,而是一場全球社會運動。

全球社會運動本身是一項超越邊界的社會運動,不受制於以國家為單位的政治意識,甚至突破國家對本地社會運動的限制。[113] 全球社會運動往往被視為全球公民社會。就著公民社會,我們很快聯想起兩幅圖畫。第一幅圖畫是公民社會與社會改造的關係,這牽涉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要求國家對人民的責任。這印象主要來自1980年代在前東歐共產政權下的經驗。另一相類似的圖畫是那些反對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活動。但全球社會運動不是只有「反」的意義,更有Alexis de Tocqueville對在美國社會的自由組織之理解,即它們有助創造社會凝聚力、網絡和信任等。Robert Putnam更正面肯定認為:

民間組織對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穩定有其重要,因為他們對其個別成員有其內在影響和對更大的政治實體有其外在影響。內在方面,民間組織建立其成員合作、同在和公德心的習慣… 參與民間組織培育合作技巧,並一份對集體努力的共同責任……[114]

這是第二張圖畫。「反」是一種倡議,為自己和他人說出那剝削或忽視他們需要的政策。其背後是一份人類社會的團結(普世主義和世界公民),對正義和公平社會的追求。[115] 雖然不同地區對公民社會的理解有不同著重,但它有兩個共同特徵,即一個網絡建立的過程和製造一個有別於當下權力主導下的空間。[116]

按以上對全球社會運動的理解,「佔領」運動是宣教上帝的宣教嗎?「佔領」運動是聖靈在世界歷史的工作嗎?「佔領」運動是人們回應宣教上帝的宣教嗎?或許,問題不是簡單的是與否,因為「佔領」運動也避不開它可能有的邪惡性。例如,Michael Bond 指出非政府組織本身也可能存在不民主性、單一議題、龐大組織與財政、甚至以此輸出其意識形態等破壞公民社會的可能。[117] 雖是如此,但這不等於教會要在「佔領」運動中保持中立,反而應要有勇氣在浪漫化或邪惡化的「佔領」運動中揭穿操控權力的面紗,目的要讓人們可經驗到救贖歷史帶給的自由、尊嚴和仁愛。

最後,讓我們認識宗教團體在全球社會運動的可能角色。[118]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考慮。第一,自由模式和保守模式的宗教團體。自由模式的宗教團體接受罪惡的普遍性,但不認為宗教可以解決世界問題或世界問題的根源是宗教問題。雖是如此,但它相信透過提供服務和倡議等工作,可改造社會。保守模式的宗教團體認為世界需要跟隨宗教的規範,並認為它的宗教規範才是當下社會問題的出路。例子就是美國的基督教右派、以色列的錫安主義和中東的伊斯蘭教基要派等。[119] 第二,宗教以一個社會系統產生對全球社會的影響或/與以文化資源作為支援其他系統。前者是一種以功能為主的社會運動,目的是要影響主流社會系統的運作。後者是一種以表現為主的社會運動,著重對生活質素和美好社會的想像,並驅使人想像和參與不同社會運動。[120] 前者關乎硬性力量,後者屬於柔性力量。選擇不同模式(自由或保守、社會系統或社會資源)跟宗教本身的神學理念和社會文化背景有關。以上對宗教團體角色的分析只是描述性,不是規範性,反而「佔領」運動對教會最基礎的問題是:它如何認識「宣教上帝」?


注釋:

  1. 佔中傾呢啲:戴耀廷練乙錚對談.研判政改形勢.真普選要靠資本家醒覺局>(2014年5月3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3日)
  2. 戴耀廷:<預期終局>,《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27。
  3. 戴耀廷:<矛盾.契機.考驗>((2014年1月14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4年5月7日)
  4. <戴耀廷:全民投票非搞公投>(2014年5月5日),《明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9日)
  5. <佔中傾呢啲:戴耀廷練乙錚對談.研判政改形勢.真普選要靠資本家醒覺局>(2014年5月3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3日)
  6. 葉蔭聰:<「佔中」裏的香港基進運動傳統>(2013年7月23日),《評台》。
    (瀏覽日期:2014年1月7日)
  7. 潘毅:<民主的春天 —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啟示>(2013年4月11日),原載於《明報》。轉載於《港文集》網頁(瀏覽日期:2013年12月20日)
  8. <佔中傾呢啲:戴耀廷練乙錚對談.研判政改形勢.真普選要靠資本家醒覺局>(2014年5月3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3日)
  9. 見 Margaret E.Keck and K.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 R.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89-90.
  11. John Boli and George M.Thomas. ‘World Culture in the World Polity: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Frank J.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8), pp.274-281.
  12. A. Appadurai, ‘Foreword’ in S.Batliwala and L.D.Brown (eds.),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Sterling, VA: Kumarian, 2006), pp.xi-xiii.
  13. Michael Bond, ‘The Blacklash Against NGOs’, in Frank J.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8), pp.294-299.
  14. Thmoas Banchoff 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rk Juergensmeyer, Religion in Global Civi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Douglas Johnston,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Scott M.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5. Peter Berger,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1994), pp.86-93.
  16. 同上,頁97-109。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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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七)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三・意識覺醒
正如OWS參與者形容:「一旦我們甦醒,我們的聲音無法被漠視。」[92] 覺醒是心靈的釋放,不僅是醒覺自己那未曾察覺或模糊不定的身分,也不止是從意識走向認同,而是會再進一步,把自己投進行動當中,參與建立這身分的內在含蘊,並構想未來願景。

戴耀廷認為,在香港爭取真普選的路上,起點也是要有足夠的港人能覺醒到民主普選及憲政人權對所有人的重要性。一旦有些人能先行醒覺,並以行動喚醒其他人,不公義和不民主的制度就不那麼容易延續下去。[93] 但非暴力與公民抗命行動之能夠喚醒群眾,前設在於人們只是睡著了,而不是裝著睡。熟睡的人若然被這些行動喚醒,意識到制度上的不公義危害個人與社會的長遠利益,就會求變,推動改革。然而,若民眾只是裝睡,繼續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又或因某些理由選擇繼續裝睡,甚至根本不認同這些訴求。如此,則抗命行動必定失敗。要使民眾醒過來,就不能待到抗命一刻才下工夫。「和平佔中」的策略是從意念醞釀開始,到啟動商討,以至公民授權整個程序,早已是一個「帶動香港社會進行著公民教育的過程」。[94]

縱使香港缺乏抗爭文化,甚至民眾傾向保守。但自回歸以來,本土運動浪接浪。龔立人指出,「覺醒是一種心靈的釋放,因此,覺醒離不開個人與社會同時轉化。」去年三月底碼頭工人工潮是一種覺醒,而很多市民支持是次工潮,可見社會亦已覺醒。由此進路,「和平佔中」正是一種覺醒的延續。首先是覺醒到香港需要民主制度,社會才有更大可能撥亂反正。其次是意識到要以行動為自己創造屬於我們的未來,承認這裡是我們的家,不是屬於某一小撮人,也不願再被擺佈。第三,反國教一事令我們覺醒到要對下一代負責,為他們塑造公義平等的環境。[95]

上主既差派教會置身於此時此地,龔立人認為, 教會有責任辨識和回應這裡發生的事情,不作迴避,但也不是將信仰連繫於某一個歴史企劃。他提到基督教信仰對「和平佔中」起碼有四方面的反思:其一,在傾向二元對立的社會運動中,信仰指出復和的重要,並提升參與者的自省能力;其二,信仰強調價值和過程的重要,而非人數和結果,以免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或變得輸打驘要;第三,即使成功建立某種政治模式或秩序,亦不等同上主的終末拯救;第四 ,為參與社運人士提供心靈支援。

事實上,放眼他方的社會運動,不難看到教會的身影。80年代後期的南韓,民主運動正如火如荼之際,為避過政府追捕的大學生,曾佔領明洞的天主教教堂 6天,這事稱為「明洞六天」。時任樞機主教的金壽煥容讓學生佔據教堂,避過警察監察。[96] 翻過地球的另一端, OWS雖然清晰地反層級、反組織,抗爭者對宗教領袖的態度極為謹慎,但仍有不少教會牧師或神職人員來到佔領現場,架起帳蓬服侍,為參與者禱告,提供心靈支援。[97] 到近月的烏克蘭抗爭之中,經常從新聞圖片看到,有牧者站在抗爭者與警察之間,為不幸於暴力衝突罹難的民眾禱告,安慰受苦者心靈。[98] 而剛結束的台灣太陽花反服貿運動,長老會則發聲明譴責馬英九政府的暴力行為,更要求馬政府為破壞民主體制、使用過度武力,須向人民道歉。[99]

回望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於7月24日傍晚,發出<有關普選及公民抗命的緊急呼籲>,指出「令香港市民不合理地喪失機會,不能實質地參與選舉政府首長及市民的參政代表,肯定地造成對基本公民權利嚴重而持續的不公義和侵犯,而矯正這種情況,是刻不容緩的。」故呼籲「特區政府展開正式諮詢,透過誠意交談和有承擔的行動,使香港能建立真正民主、公平和問責的政制,作為維護公義與和平的必要條件。」[100] 副主教楊鳴章表示,「犯罪不同犯法」,若然為表達公民權利,就算「違法」亦可能會例外地被接納,教區亦不會排除支持佔中的可能,但條件是行動必須和平、非暴力,亦須按良心抉擇,並在竭盡所能對話、用盡和平方法後才進行。[101] 陳健民形容這是一份「很先進的聲明」 ,亦是天主教會整體、非常嚴肅的決定:「天主教會所發出的聲明,給我們極大鼓舞,令我們有一起同行之感。我們明白,天主教會亦背負著極大包袱。故他們能夠做到〔聲明〕,已殊不簡單!」

至於基督新教,已有個別領袖於5月上旬公開批評「和平佔中」,認為按公司註冊法規定,教會不得從事宗教信仰以外的政治活動;更指若牧師或教徒犯法,教會應褫奪其會籍。亦有宗派領袖指「普選不是萬靈丹」。這些番言論惹起教內教外極大迴響。但另有信徒群體於 9月下旬,在報章刊登<基督徒支持民主政改理念書>,共有254名基督徒參與聯署。

儘管政治議題一直是教會的敏感地帶,加上「和平佔中」涉及公民抗命,極具爭議。但仍有不少教會及機構主動舉辦公開講座或一系列座談會,甚至設有分組討論環節,讓信徒表達對「和平佔中」的看法。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衛理堂社關小組舉辦連續三次的《信徒應否佔中論壇》。與會者的不獨是該堂會友,亦由不少來自別的堂會。而參加者年齡介乎20至30多歲者居多。有份籌備的教友表示,期望讓關心事態的弟兄姊妹,藉此加深認識,並提升對社會議題的關注。但他強調,論壇絕非為推動支持佔中,而是旨在研討,讓與會者能夠了解教內不同聲音。故此,特意選取三篇立場不同的文章作為分組研討材料,與會者需事先研讀。他認為,能以信徒身分聚集一起,從信仰角度講論商討,教會有這樣的空間平台,既可貴,亦珍惜。

從「和平佔中」商討日(一)可見,不少信徒參與其中;而商討日(三),又有四間教會願意借出地方,作商討場地之用。陳健民表示,多年觀察所得,這現象一直存在,不論是社會運動或政治參與,信徒比例很高:「這反映教會內有兩批人,處於兩極。一是極保守,另一批卻可能很開放,非常關心社會。但我想,這兩類人都不多,中間大部分都是不大理會,信仰是privatized〔私人化〕。不過,在關注公義問題或社會事件上,那批基督徒成為了社會運動或民主運動群眾內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絕對數字而言,這批人是十分重要的,是critical mass〔關鍵多數〕。」

其實,基督新教對「和平佔中」的看法,兩極紛陳,陳健民早已預期:「一如所料,〔看法〕一定是分裂,但起碼引發更多關注,對我們而言,亦是一種鼓舞,比對起過往30年,起碼不再冷漠,有更多人問你,邀請你分享。若從這方面看,已是一個進步!」而戴耀廷認為,「和平佔中」這議題必然地在教會內部挑起了一些紛爭,但那是有建設性的,而非「你死我活」式的紛爭。他亦沒有期望教會要達成統一看法:「 我期望教會給予甚麼呢? 我期望教會能幫助信徒如何面對紛陳的見解。並非『我拗驘你,你拗驘我』,而是我們可以怎樣面對彼此的差異。如果我們能夠面對,亦懂得去面對的話,才可向整個社會展示,大家縱有不同,是可以面對。這就是我期望教會能夠做的事。」

異同比較之六:媒體網絡
媒體網絡是「佔領」戲碼的重點舞台,OWS與「和平佔中」兩者皆用上媒體網絡,傳遞信息、表達立場與動員組織。

媒體網絡不僅是傳播工具、信息載體,它本身亦是信息。由埃及革命到OWS,社交網絡都扮演重要角色。抗爭者來到祖科提公園的佔領現場,OWS已是一種「下線(offline)」行動,但它原初是來自網上(online)號召。它不要組織、不要領導,不要綱領的特性,跟新興媒體的特質,極為相近。OWS設有媒體組,專責24小時網絡直播、發放訊息到Twitter、Facebook及YouTube,並用Skype與各地佔領者連繫,尤其有助OWS演化為全球社會運動。

據一項探討社交網絡在OWS發展扮演的角色的研究顯示,臉書(Facebook)和維特(Twitter)是發放OWS資訊的重地,並有效動員群眾,從上線瀏覽走到下線參與。其中,尤以臉書的作用最顯注。研究指臉書是招募新支持者及引領人認識這場運動的工具,同時協助提供資源予各地區的佔領運動、散放訊息、分享故事,擔當群組間交流的平台。而使用臉書密度最高又最活躍的地方,為大學城或州府。研究發現,OWS結束時,全美有超過500個臉書群組,逾25萬位使用者,而貼文或留言達200萬條。但最令人意外是,臉書群組數目並沒有因為OWS結束而冷卻。研究跟進至2012年1月底,臉書群組不跌反升,暴增至1,400個,使用者累計逾34萬人,貼文及留言颷升至超過300萬條。可見,臉書不單是信息集散重地,亦是建構身分的場域,形成為持續發展的社群。[102]

其實,社交網絡裡成員間的關係結連特性,令議題更易觸發友儕間的關注熱議。社交網絡既是開放平台,任何人皆可投身參與,有利廣泛傳播,亦方便集結力量,甚至再進一步,走出虚擬空間,化作實際行動,走上街頭。不少議題往往先在網上熱爆,反過來喚起主流媒體的注意,跟進報導。就像OWS出現之初,主流媒體鮮有提及。惟直至紐約警察向示威者發射胡椒噴霧,抗爭者拍下與警察對峙場面放到互聯網,影象迅即流傳後,主流媒體才開始關注事態發展,不可能再視若無睹。固然,對峙衝突一向易於吸引主流傳媒聚焦。但網絡媒體的群眾特性,聚議迅速,議題可於瞬間熱爆,而直接敘事式的文字影象,亦較易牽動觀者情感。

回望香港,這裡是全球臉書用戶佔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每十人就有六人使用,且大部份為年輕一輩。然而,能夠廣泛接觸不同階層或年齡層受眾,而又為普羅大眾慣常使用的,仍是主流媒體。自去年1月《信報》刊登戴耀廷的文章,經網絡媒體「香港獨立媒體」特約記者陳玉峰專訪後,「和平佔中」的熱議展開。二月初,《明報》率先刊登首篇專訪,更開闢了「佔中對談系列」文章,並結集成書出版。[103] 主流媒體一直成為了主戰場,至於臉書專頁及網頁,卻是後話,要到3月27日運動正式啟動後才建立。

「和平佔中」發展至今,儘管網絡媒體暫未如OWS般發揮顯注影響,但網絡媒體動員力量仍有迹可尋。去年8月,「幫港出聲」召集人周融與戴耀廷於大氣電波節目上對話。前者提到「幫港出聲」臉書專頁成立時間雖短,但說讚人數比更早建立的「和平佔中」專頁要多。周融的話觸發鄭經瀚於網台發起「一齊like爆『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行動,《主場新聞》 後來加入報導。結果在大半日內,「和平佔中」專頁從5000多位支持者躍升至近25000名,人數急增逾四倍。

從OWS運動發展可見,網絡媒體這新興政治力量,在社會運動進行之際,尤見其效。就以去年三月貨櫃碼頭工人罷工運動為例,網絡力量的確不容忽視。行動者繞過傳統媒體,直接把碼頭工人的辛酸故事、罷工期間的物資需要、各項號召或呼籲,上載至臉書傳達,結果引發坊間極大迴響,尤其是習慣使用新興媒體的年輕一代。相信隨「和平佔中」逐步推展,主流媒體容不下或虧缺的視角,行動者將直接用網絡媒體呈現,其效能、動員力及影響力日益顯注。

對北京政府而言,筆桿子從來都緊抓在手,尤其提倡「政治工作要組織開展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其中,「輿論戰」是指「依據傳播學原理,利用電視、廣播、網絡、報刊等傳媒,有計劃、有目的地向受眾傳遞經過選擇的信息,宣揚己方對特定事件的立場、觀點和看法,阻斷、瓦解和反擊敵方的輿論攻勢,從而影響受眾的情感和行為,引導社會輿論、影響民意歸屬,造成有利於己的輿論態勢。」[104]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場後,多番提及「輿論鬥爭」,網絡為重要的意識形態領域。《主場新聞》突然消失,除了展示打壓力度升溫外,亦銳意於佔中上演前,剷除這影響力日大的新興網媒。反觀本港主流媒體,早已是商業運作主導,市場需要成為優先考慮,新聞自我審查時有發生。縱或如此,牢牢守住主流媒體這輿論陣地仍是必須的。不管是佔領行動前的民意歸屬、行動之際的報導取態所觸發群眾的同情心理,抑或是行動後的輿論評議,這一切都必須「有計劃、有目的」,並多方位控制可能引發的漣漪效應,避免擴散開去。因此,北京對於全民投票或民意調查,必從根本處阻斷、瓦解和反擊。就算取替不了,亦要另立門戶,「溝淡」民情。


注釋:

  1. 莎拉.馮.吉爾德:<導論:佔領華爾街運動如何改變一切>,《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25。
  2. 戴耀廷:<帶動香港社會進行著公民教育的過程>(2013年6月7日),《獨立媒體》。(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3. 戴耀廷:<非暴力行動、公民抗命、及公民醒覺>(2013年6月7日),《獨立媒體》。(瀏覽日期:2014年5 月9日)
  4. 龔立人:<佔領中環(三):覺醒與裝睡>(2013年5月19日),《時代論壇》。(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5. 從韓國經驗看「佔領中環」 民主不是單一場的決鬥>(2013年6月14日),原載於《陽光時務》。轉載自《非暴力抗爭》網頁。(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6. Lindsay, Jay.  “Religion claims its place in Occupy Wall Street”.(瀏覽日期:2014年1月10日)
  7. 莊瑞萌:<烏克蘭血腥衝突 教會扮心靈力量>(2014年2月27日),《台灣醒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8. 太陽花學運 長老教會呼籲關心>(2014年3月26日),《台灣教會公報》新聞網。(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9. <天主教香港教區論佔中全文>(2013年7月24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0. 天主教區有條件支持佔中 指犯罪不同犯法 須先「用盡和平方法」>(2013年7月26日),《MSN新網》新聞。原載於《明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1.  “Sociologist Tracks Social Media’s Role in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研究全文下載。(瀏覽日期:2014年2月28日)
  12. 譚蕙芸:<佔中前傳>,《對話 X 佔領》。戴耀廷、譚蕙芸著。香港:明報出版社,2013年,頁10。
  13. 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三大戰法加速戰爭勝利>(2005年3月8日),《新華網》。(瀏覽日期:2014年3月12日)該文章副標為:「開展『法律戰』,獲取發動戰爭的法律依據;強化『輿論戰』,控制媒體提高民眾支持率;實施『心理戰』,多手段摧毀敵方抵抗意志」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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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專訪系列﹣陳健民(下)

2014年6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續)活在時代,也超越時代
﹣專訪「和平佔中」發起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

犯法就是不好,信徒、非信徒看法相近

問:朱耀明牧師曾說,基督徒本該更明白「公民抗命」的精神。觀乎基督教內的討論和爭議,你有何看法?
陳:最近看練乙錚的文章,知道信徒間在爭議:「耶穌當時是否都有犯罪呢?是否觸犯法律呢?」我想,不少信徒沒有把耶穌以至整套宗教信仰,放回當時的歴史環境、政治環境中去理解,純粹抽空宗教部分來討論。

回望馬丁路德改教時期,抗議當時的羅馬天主教會;或追溯至耶穌在世,當地政府要除之而後快,是基於其政治影響力,亦觸犯了公安條例,牽動群眾聚集,同時感到這新興宗教帶來威脅。因此,傳統及主流教會恨你,政權亦恨你。然而,我不覺得基督徒走回這場景中,理解耶穌所做的事。

我並不覺得信徒或教會在這事上,特別先進。 至今為止,我覺得信徒跟許多普通市民一樣,覺得犯法就是不好。你問我,我會覺得好驚訝!基督徒不是應該有一個更高的標準,可以超越法律嗎?但我發覺原來不是﹣﹣至少在我遇到的基督徒裡,並不如此!信徒與非信徒的分別不大,當中有許多保守的人,有牧師指責你,犯法就一定不行,會逐出教會。

誠然,基督教本身有不同宗派,各有interpretation〔演繹〕,或許這正是基督教可愛的地方,並非統一,極之多元。但可惜的是,不見合一,只見分裂。有些極超越,有些極其保守,看法紛紜,沒法讓人看到一個合一而又具超越性的立場。我暫時仍未看到基督教的主流裡,理解到「公民抗命」或在法律上有更高的道德標準。對他們而言,「順服掌權者」及 「掌權者所制定的法律,就已經不能破壞」,是有聖經根據。故此,更加不會去想是可以超越現存法律,有更高的律令或道德標準。

反觀天主教,他們的緊急呼籲是一個很先進的聲明。這能夠代表多少天主教徒?我並不知道,但至少天主教會發出這正式聲明,作為教會整體、非常嚴肅的決定。我相信,會對不少信徒帶來影響。儘管教會處於不同階段,有不同聲音,表達亦有所不同,時而開放,時而保守,這跟教會內的dynamic〔動態〕有關。但從文本而論,這聲明已是很開放。起碼教會的獨特立場沒受到世上法律所束縛,明白是可以超越這一切。當用盡一切方法,包括對話及所有合法手段,仍無所作為時,可以此方式爭取民主。這聲明至少讓你知道,是可以做這件事,套用它的話,這件事是「犯刑法,但不犯罪。」這是一種更超越的看法。

即使我不是基督徒,坦白講,我也不會叫自己做基督徒,儘管已受過洗!但我會說自己是有信仰的人。對我來說,宗教信仰是十分重要。這樣一件重大的事情上,當然不一定要正面說:「我支持你。」但宗教至少不應為世上的律法所束縛,就算對民主或對某些事沒有統一判斷,總要有一種超越現世的標準。

戴耀廷是devoted Christian〔委身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有期望,我沒有和他談過,但我們都覺得,在這運動裡,信仰的支撐十分重要,它的內涵是和平,所面對許多艱難、風險和打壓極大。能否應付各方面的需求?不是自己的手所能做到,而要放在上帝手裡。我們都說:「盡人事後,事情就交給上帝。」每一次我們開會,必是祈禱開始。如果沒有宗教精神支撐,是很難的。

他經常說:「我現在明白甚麼叫做『恆切禱告』。」(”I am always in praying mood.”)保羅說「要恆切禱告」的感覺,他說如今整天都在禱告的mood裡。儘管我不會這樣說,但也覺得,我其實也是一樣,深深感到這件事非人力可以完成,不是憑我們三人之力能完成,要上天保守才成。連我~都強烈有這種感覺。

關社論政,教內的兩極現象

問:第一個商討日所見,基督宗教信徒所佔的比例相當高,你如何理解這現象?
陳:多年來都觀察到這現象。不論是社會運動或政治參與,信徒比例很高。我記得,100萬人簽名反對大亞灣核電廠,查看他們的宗教信仰,就發現:「咦,信徒比例好高啊!」這反映教會內有兩批人,處於兩極。一是極保守,另一批卻可能很開放,非常關心社會。但我想,這兩類人都不多,中間大部分都是不大理會,信仰是privatized〔私人化〕。

不過,在關注公義問題或社會事件上,那批基督徒成為了社會運動或民主運動群眾內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絕對數字而言,這批人是十分重要的,是critical mass〔關鍵多數〕。我們難以想像社會上全民動員,但總需要有足夠人數,才產生足夠的影響力。故尤其需要一群非常委身,而且是無私地委身的人。這時就會發覺,許多願意付上時間和精力、無私地去做某件事的人,都是擁有強烈信念,而宗教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無怪乎,不論是馬丁路德.金或甘地,均是擁有強烈宗教信念的人,而影響整個運動。

因此,這現象可說是一直存在,但人數有否擴大?我不知道,沒有數據。這麼多年來,的確有一撮持基督信仰的人,非常關注公義問題,認為公義與憐愛不能分割。就如我們提出的愛與和平。愛社會,即憐憫,你自會找尋造成今天人心不安或痛苦的因素、制度的根源,又或社會矛盾。你會發現,公義和憐憫是不可分割。如你看見社會制度出現問題,造成了今天的社會矛盾,並期望去化解的話,除了在個人層面減少爭論以外,還會檢視制度本身。

當然,亦有人覺得要捐錢關注弱小,但同時覺得自己不應該參與政治。只要參與政治,就會話你「政教不分」。不認識基督教的人,經常說「宗教干政」,那完全不理解整個西方背景。以前提到「政教合一」,是手指教廷控制政治,皇權乃從神權而來。到政權要脫離,跟宗教分開,政教分離,不可合一,並不代表教會從此就不用關心政治,只是你不能再控制政治而已。政治有本身的權力來源,尤其是民主發展以後,權力乃來自人民。

可是,這種不理解,不僅是宗教以外的人不理解,連身在其中的信徒也不理解,覺得不應該去理會政治上的事。

是意識覺醒?還是無法避席?

問:但「佔中」似乎令不少堂會開始有關政治方面討論,你認同嗎?
陳:邀請我們的教會,一般都是較為開放的,即她們本身已有一定傾向,牧者本身亦對這等問題持較開放態度。參與的會眾,各類型都有。有些持懷疑態度,不同意亦有。但能辦這類活動的堂會,都已經是較為開放,例如循道衛理。

故此,我經常問:主流是怎樣?我不知道,而我亦不會用這類sample〔樣本〕去講教會是怎麼樣。只是,以我個人的觀察,教會是很私人化,對政治是不敏感,也不了解。我相信,這是主流。至於持強烈意見支持或反對佔中者,我想,都是少數。絕大部分,其實是抽離。依我的觀察,當代基督教,尤以香港這處境,令他們缺乏爭取民主的動力,以至發展保守勢力,是非常有可能。因你會看到,宗教已退到私人層面裡。一個學生考高校或DSC時,成績不好,考試時會祈求上帝幫助,會想:「上帝是否在試驗我?」「考驗我信心?」等等。在生活裡極微小的事上,他認為上帝在干預,經常尋求上帝的旨意。

然而,當面對重大的歴史事件,卻不會這樣尋問!例如不會問:「為何會選出梁振英?」「為何會發生反國教事件?」「上帝在其中有何心意?」教會,極少尋問宏觀的事。這的確不是基督教的傳統。

但你看舊約,守望台上的先知,不斷在問:「為何會遭外邦人屠殺我城的人?」煩到上帝禁不止回答:「我有黃雀在後,會清理這些外邦人。」先知是不斷在歴史事件上尋問上帝的心意及計劃。如今,你看我們現代的信仰,基本上沒有人、也不會從宏觀角度尋問:「究竟上帝有甚麼心意在其中?」一條法令、一個制度、一件歴史的事件、一件政治事件,你不會問上帝有甚麼心意。上帝只是屬於你的會考、是你戀愛時的宗教、是你戀愛時的上帝。分手呀、被逼與男朋友分開等事,就不斷尋求上帝的旨意。上帝只管你的感情,卻不管大事。

於是,每個人回到教會裡,講道的內容、弟兄姊妹的交流,絕大部分就是圍繞生活上,最私人又最私隱的部分,是你認為上帝最關注的部分,把上帝放到這個箱子裡。這樣的宗教形態,一旦遇上重大的歴史性事件,回應就變得軟弱或分裂。這樣極其正常!因為,這已是很多年的事了。我上教會多年,但自1983年起,再沒有返。30年過去,我還以為30年來會有些變化。

這樣的話,我覺得十分可惜。過去30年,是我們稱為第三波的民主浪潮,宗教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但主要是天主教會。天主教自60年代中,舉行第二次梵蒂崗會議或大公會議後,做了一個決定,而這決定是影響全球天主教會跟政府的關係。那訓令十分清楚,令天主教徹底改變了。尤其在南美洲,以往天主教為了保護自己猶如國教的地位,而願意跟專制政府妥協,或是採取「隱含的共識」,即我不犯你,你不犯我,只要你讓我自由傳道,我就不理會你的政權。所以,教會與政權如同隔絕。明明政權進行許多違反信仰的事,你為了「保護教會」而與之割裂。其實,這怎麼可能?

60年代中期以後,天主教會看法有所改變,認為毋須維持絕對國教地位,反而覺得有宗教自由,環境亦算符合聖經要求,有一個更自由的社會﹣﹣民主正好有能力保護自由社會,故對民主採取正面態度。這一改變,令天主教會過去卅年在全球各地扮演起重要的角色,如東歐、菲律賓及美洲等。

至於基督教,可能大家覺得第一波民主浪潮(即歐洲等地)已建立起不少基督教國家。於是,輪到了保守的天主教。至於那些基督教國家,既已民主化,基督教會不用再思考如何挑戰或抗衡政權。對天主教而言,其神學思考跟基督教很不一樣,因尚有許多專制國家是天主教國家,迫使他們不斷思考這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跟一個專制政權相處?」

問:雖說曾到訪分享的教會,都持較開放態度。但今次尤其提到「愛」與「和平」,要自我犧牲,爭取平等價值,使教會不能再迴避或避席?
陳: 數十年以來,講民主也講了很長日子,很少教會邀請我們分享。直至提出「公民抗命」,引發起討論。周融說得對,我們講「公民抗命」,背後確實有一個精神層面,講愛與和平,對一些有信仰的人來說,的確引發他們更深刻地關注。當有人走出來,說要自我犧牲,我可以說,那根本就是基督精神。十年以來,我們不斷說,需要民主!但從來沒有試過,有教會邀請去分享爭取民主的事。所以,手法本身亦產生起一種宗教的力量,是一種spiritual精神層面的力量。

但正因如此〔無法迴避〕,才招致「反彈」﹣﹣當發覺被「兜口兜面」敲問信仰,而我們開始時又選擇在教堂裡召開記招,在在敲問每位信徒。 是呀,要make sure〔確保〕十字架在中間,並make sure這樣做。當年波蘭,華理沙在團結工會時,亦如此行,每次都選擇有十字架在自己身後,悄悄告訴人們,天主教會在背後推動出力,一起同行。所以,我們亦有抱持相同精神﹣﹣ 那種宗教精神很重要,起碼對有信仰的人來說,這是一項挑戰。當然,我們無法預知結果,但這是值得鼓舞。

但香港的基督教會是否跟我們同行這路呢?我們不知道,這不過是我們的希望!信仰太私人化,把基督教所有價值都規範在私人生活領域。在私人生活裡,可能有很多指導性,如何有愛心等等;但對公共生活,則起不到指導作用。故此,值得藉此議題,重新反思信仰的relevancy〔關聯〕在哪裡。

至於天主教會所發出的聲明,給我們極大鼓舞,令我們有一起同行之感。我們明白,天主教會亦背負著極大包袱。故他們能夠做到〔聲明〕,已殊不簡單!至於基督教會, 一如所料,〔看法〕一定是分裂,但起碼引發更多關注,對我們而言,亦是一種鼓舞,比對起過往30年,起碼不再冷漠,有更多人問你,邀請你分享。若從這方面看,已是一個進步!我經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將命運交給上天的人,盡力去做;然後,結果由上天負責。

問:社會的對立,在教會亦有出現,你是否有這樣的觀察?主流會否因激進群體,而移向更保守?
陳:這30年多了一些激進人士走了出來,有時候會衝擊傳統教會。但他們人數極少,亦不易引起主流信徒的支持。至於會否因更激進而移向更保守?有可能。

教會整體是否移向更關心社會?我沒有數據,並不是研究這方面,亦沒有返教會。依觀察所見,這三十年越走向私人化,社關方面不見得有進步。坦白講,例如突破,當年我覺得走得很前,甚至可以說是社會運動。在基督教裡,是一股清新之泉。他們關心社會,不止於靈命討論,而是會探討信仰如何在社會之中實踐,所以才提倡簡樸生活,以基督教價值介入生活。 講抗衡文化,反主流文化,逆潮流,正因社會走向富裕,講物質。

但後來,蔡元雲搞運動,又為董建華祈禱、全城祈禱等,差不多完全進入建制裡面。如此,批判力幾近已失殆盡。直至最近,才像是走進了另一個新階段。他們似乎重拾昔日的根源。然而,突破今時今日能在教會產生的影響力,跟過去已大不同了!當年的突破,不止介入社會,甚至與社會抗衡,你可以說是一種溫柔的對抗,不是劇烈的。所宣告、所尋找的,跟社會不一樣。正是如此,才能呈現其超越性。而宗教正正是超越。

退守私人領域,無力回應社會

問:當年是因甚麼事,觸動你不想再返教會?
陳:有兩個層次。一個是社會層次;另一是宗教的。先講第一個層次,我當時返或觀察到的教會,就像今天一樣,完全把耶穌基督收在一個極私人的世界裡。而我正關心社會上許多不公義的事,卻覺得教會的回應十分軟弱。對我來說,這樣的宗教缺乏了生命力,它只能夠回應你生活上的事。我覺得,身為基督徒,有一些事,是你能超越一般人所關懷的,例如公義等。但卻發覺教會內,這樣的人不多。我以前的教會是一間木屋區教會,不少人從老遠回來聚會,但週邊鄰舍則少有參與。她不是一間開放的教會,服侍最近的鄰舍。譬如聖誔報佳音,會乘車到不同教友家去,卻不會在自己所處的社區報佳音。置身木屋區內,卻不斷往區外跑。

當時,我是團契團長來,問可否在區內報佳音,而不是搭車去XX道或XX路。我看見那種宗教與生活,只停留在信徒的私人生活中,對整個社會的整合力、回應能力很低。於我而言,關心到社會上許多問題,這樣的宗教沒有吸引力,亦缺乏生命力。

另一方面,則涉及思想上的問題。我以為在教會裡,有不少東西是可以辯論一下。譬如說,聖經內每個字都是上帝啟示嗎?我覺得,會否在其中滲雜了人對上帝的理解?對於這些基本問題,我在思考,也想討論。但我卻發現,教會原來不是一個給你爭論的地方。那裡,其實有一群人只想在裡面尋求安全感。他們對這人生,這世界感到迷惘,因此,想來到這地方安靜。這個想法,我是理解的。對許多人而言,他們尋找可安竭的水邊、一個大佬。我們這群羊,只想找個牧養人,安安靜靜在水邊,你不要問太多問題。所以,我覺得自己是一隻黑羊,因我提了許許多多問題,令教友以至牧師都感到不自在。

於是,我發覺原來此處是尋找安全感的地方,而不是一個思辯討論、尋找真理的地方。我不會說,那些不重要,但卻滿足不到我﹣﹣當時作為一個年青人,第一,我有社會關懷;第二,我還有許多關乎真理的問題,不明所以地就接受基督教所提供的答案。那時,我有修讀崇基神學院科目,反而覺得comfortable。我可以跟李熾昌討論,噢!原來聖經可以有這麼多版本;噢!原來抄寫和翻譯聖經可以有這樣的錯誤,或跳了一句,或看不見。這都豐富了我去看聖經。神學院裡,可以較理性的討論和思辨。

當然,我不會把某些教會或某些神學院,代表了整個信仰。當我來到歐洲,進到一家很寧靜的教堂,沒有人說話就更好。我會發覺,我需要有點時間在裡面安靜,我有spiritual dimension〔靈性層面〕。對於教會,有部分問題,我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滿足到我這類人。況且,不少問題上,我更覺得不應該過分絕對化。

超越現世所囿,信仰才有力量

訪問當中,你不斷提到「超越」,佔中一事又令你超越了甚麼?
陳:〔超越〕好重要啊!就算我看自己身為一個社會學家,亦經常要求學生學習「超越」。我們經常提到debunking〔破解〕,就是要破解大家現在所接受的世界。我們覺得,在這時代裡生活,許多事物是想當然地對的。但五年、十年後回望,你會發現,原來當時有些東西是很野蠻。你會嘲笑自己。

就如我聽馬丁路德.金,看他的書,那是上世紀、50年前的事。他爭取平權,與他同時代的優秀牧師,都叫他「回去吧」,聖誕臨近了,不要破壞和諧寧靜。那封信〔<伯明翰獄中書信>〕令我印象猶深。他們認為,上帝是接受種族不平等,若非如此,又怎會造黑人、白人呢。如果上帝接受種族平等,祂會創造全部是黑人或全是白人。

今時今日,當你回看那時代,你會發現當代人是無法超脫當代。不僅無法超越,而且深覺合理,人就是要不平等。以前是奴隸,現在已不用受鞭打。我們就這樣生活。不可投票,就不投票吧;讓位嗎,就讓出來吧。他們會覺得「這已經很好。」始終無法超越時代。我們現在回看,就會覺得當代人為時代所困。

我作為社會學家,經常教導學生,不要把這時代裡的價值、規範、法律視為金科玉律,不能改變。有日回望,你就會嘲笑往昔的自己。今日,我們嘲笑50年前的教牧寫給馬丁路德.金的信函。50年後,亦將有人嘲笑香港:膚色相同,卻做二等公民,只有少數人才可以選自己的領袖;你也可以制定法律,但制定過程不只在立法會裡,特首或政府其實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大部分法案都不是立法會提出,乃是政府提交立法會審議。特首對法律的影響甚大,而制定出來的法律,我們卻要遵守。法律源頭不是來自人民授權的政府,但我們每個人都認為這樣的制度合理。然而,為何一個我沒有授權的人,卻可以制定規則來綁住我呢?沒得我同意,你不能綁我。這種超越,我都要求我的學生要有。你要離開身處的時代,面對那些公認是對的規範或法律,嘗試超越它們, 重新再想一想。我相信,50年後回看,一定會嘲笑我們今時今日的懦弱,竟可接受這些東西。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也會講「超越」;作為宗教,每天祈禱的時候,是向超越世上所有力量的禱告溝通,所遵循的價值是並非世上的價值,最好的事物都在天上,八福裡提及的都是天上。但我覺得,不少信徒跟沒有信仰的人,分別不大。大家只緊張自己的學業成績,緊張收入。我看不見生活方式,有任何「超越」存在。如果是這樣,不斷向一位超越的上帝禱告,或所讀的一切,似乎都是沒有意義。教會若不能做到「超越」,就失去了生命力,被世界同化,這跟當時的法利賽人有甚麼分別?若〔宗教〕令人暫時不感到痛苦,攫取安全感,或片刻的平安,真的成為了人民的鴉片。

佔中以後,退與留的三個想像

問:可有想像過佔中以後的生活?
陳:都經常想像!要看scenario〔情況〕,由最壞想到最好。

最壞,即發生了悲劇,暴力清場,發生流血事件,這將是我最難去面對的處境。這可能……要視乎社會怎樣看。發生這樣的事,責任何在?如果大家都認為這是政府造成,跟大家覺得是我們促成,兩者有極大差別。

如果覺得是我們造成,那麼我們只能夠謝罪,從此消失於公共領域之中,因為社會不能理解。如果認為是政府責任,則社會對我們會有期望,需要繼續去討回公道。那麼,我們一生也不能放下這件事,要繼續捲入其中。這是最壞的scenario,或則你完全遭社會唾棄,完全離開了公共領域;或則你要繼續委身其中,若非如此,自己難以心安。這是最壞、最壞的情況。

最好的情況最簡單,爭取到民主,取得方案,不用佔中。或許,會有人罵我們不佔中,但只要爭取到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就是了。這是最好的scenario。於我而言,我還是會離開政治前台,跟最壞的scenario一樣,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做了一生之中、在香港這地,最想做的事情,我需要一些屬於我自己和家人的時間。我會找一張書桌,安靜的寫書、寫文章,留多些時間給身邊的人。

故此,最壞和最好的scenario都有一個option,就是選擇離開。即使是最好情況,亦必然面對另一種壓力,那就是不想你離開,認為既然搞得成功,新民主出現,你們應留下來合力建構新的民主制度。我個人傾向還是選擇離開。我覺得每個公民都當盡上自己的本份,我已做這件事,應該讓其他人去做,留給他人完成建設。

問:你估計,未來教學方面會否受影響?
陳:我已tenured〔終身制〕,但不知道〔會否受影響〕。若出現最壞的情況,校董會可以指你破壞校譽,向你施壓。所以,仍要視乎社會整體對事件的反應,是否支持呢?如果社會不支持、不理解,校董會就可指你破壞校譽,就算已tenured,亦可解僱你。這要看校長能否頂得住這樣的壓力。運動成功,當然不同,全場拍手,甚至可能成為學校英雄。

嗱,還有一種「中間」情況,這個最難!你佔中,卻未能爭取到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但又無法妥協。

這肯定是個最麻煩的處境。最壞的情況是最不想出現,這則是第二壞的處境﹣﹣已佔中,犯了法,仍是爭取不到。當然我要強調,建立過程本身亦極具意義。這陣子,Benny也有類似感覺。看到有許多人捲進來參與,一起商討,表達認同,他〔Benny〕直覺自己將來亦「走唔到」,不論能否爭取到民主,仍會繼續建立這種民主文化。至於我,遇上這中間的情況,真的很難作判斷。若是成功,我想退;若是失敗,或則被吐棄,被迫退下;或則被迫一生也要捲在其中,激烈衝突。但情況實在難料,連自己也不知道會怎樣。其實,佔了但爭取不到任何東西;或是佔了亦爭取到民主,這兩個scenario是比較likely。

然而,我心裡的確想退。整體來說,我想退的心好強,我覺得已用上許多時間在爭取民主的事上。正如整個運動的精神,這是一場覺醒運動,每人都當盡上自己的分,不應再去相信英雄或領袖。我覺得,我們既開了頭,就交給別人接棒。故此,我退的心很強。除非面對迫不得已的處境,自己的良心亦無法交代,非留下不可。否則,我還是以退為主,想退到能夠讓我可以寫作的私人世界裡去,做我想做的事。

問:若仍未有人能夠接棒,又或跟隨者仍期望你帶領,某程度上這亦是道德責任。
陳:這個〔道德責任〕未夠大!許多人有才有幹,我不覺得自己有任何過人之處,目前只不過因為大家對政黨失去了信任,我們才跳出來做這事。當然,我仍可以寫文章、寫書,站在後方,但不會再站在政治前台。惟不幸出現悲劇,這才是「走唔甩」的責任,基於對犧牲者的罪咎,良心上退不得,不能放手,必須為他們討回公道。否則就應退下來,由其他人去做。

記得有次,感受極深﹣﹣周融拍Benny膊頭,把當他「細路」。當晚,許多人對周融的做法,感到不忿,跑去like我們的Facebook。那時,我們只得5000幾個like,急增至4萬。我覺得這個精神很好!這豈不正正是整個運動的精神嗎?我們幾個不是強勢領袖,包辦所有事情,而是應由每個人敲問自己的良知,然後盡上自己的一分力。如此,力量就來了。往後的路,我覺得也該如此,不應只仰望幾個人一直帶下去。

我經常覺得,我們只不過是心靈較為簡單,穿上戒指走到尾的哈比人。我們三人,會互相提醒,互相扶持。以前看書時,已覺得「魔戒」寓意權力和名利。處身政治或社會運動當中,經常會有「魔戒」引誘你,令你感到迷惘,或要成為霸主、共主,引來許多jealousy〔嫉妒〕。在民主黨派裡,亦時會目睹這種情況。「真普選」的戒指,這個戴上,那個不順;那個戴上,這個又不服,定會發生內鬥。然而,我們幾個,既不想參選,也不求甚麼,或可以戴著戒指走到尾。但過程之中,我們需要有箭術一流的人,有刀槍厲害的人,匯聚千軍萬馬,方可成事。

問:你是否仍然心繫國內工作,繼續想做?有否信心能夠回去?
陳:我想!我想的!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是以國內為主,中國也是我的「憲政夢」〔見戴耀廷專訪〕來的﹣﹣現階段來說,最重要是先要「迫出」一些獨立的媒體,建立起較公正、獨立的法治。公民社會是一個迫力,能敲動一下system。而媒體可以報導你的行動,媒體想要說的話,又可能藉著你去傳達。只要公民社會活躍,媒體就有事可報,亦使法院不敢隨便斷案。造就好這些周邊環境,再進入憲制內,就會相對地較穩定。因此,長遠而言,我當然想做國內工作。

然而,實在要視乎明年的結果。若出現劇烈衝突或悲劇,就不用想!若干年後,我都老,還能等十年嗎?罷了! 沒有啦,要放棄。如果可以平和地解決,有真民主,或許仍需要等一段時間,她或許會覺得是政黨跟我妥協,但「陳健民,我記住你!你搞埋晒啲咁嘢!」繼續釘死我,也說不定。但我相信,只要香港有民主,這一切亦可以慢慢化解,曾經發生過的矛盾衝突,也可以慢慢放下。

因此,十分視乎明年的結果。這一刻你問我,是非常uncertain〔不確定〕,難以想像。這場運動實在是非常複雜,如何gear〔導航〕到一個地步,能夠同時兼顧中共保守力量,以及激進的力量,並在兩者之間落墨?既要給予壓力,但又要有基本互信;既是抗命,但又要談判。 這一切事,都是高難度。所以,只可以交給上帝,除祂以外,誰可搞掂這事呢?我們真的只是工具而已。

內裡有許多兩極概念,有政制方案的兩極,有手段的兩極,而外部、內部同時亦要處理許多矛盾,但時間卻如此壓縮!為何我極為不滿未能及早些處理〔政改〕問題呢?正由於時間太短,卻要處理眾多問題。儘管我明白上方〔北京〕有其原因,要換班,權力未穩。但我會覺得,一個政府,要是這樣的話,「好弊!」事關重大,既有人負責中港事務,就應該維持彼此對話。因此,那群處理香港事務的人,我也覺得有問題。為甚麼只掙取權宜之計,談判後就算呢?

面對重大問題多,要拉倒的話,卻很容易。只要突然感到無信心,可能只是一下,就會拉倒。共產黨可以突然對這群人沒有信心,就可以拉倒;反過來亦然。拉倒以後,大家可能走回習慣模式,泛民繼續是泛民,有光環的。反而是要妥協的話,就要你轉換許多新思維或行為習慣改變,這都是極難的事。運動處身如此壓縮的時間裡,隨時可以拉倒。 所以,很危險!

所以,這過程其實是非常spiritual〔靈性〕,正因有太多uncertainty〔不確定〕。我們appeal to〔呼籲〕人的conscience〔良知〕,以至你的良心會做些甚麼,這些都很spiritual。即使我不自稱為信徒,但整個過程中,我都變得好spiritual。
(全文完)


編者後記:這專訪系列早於去年底進行,惟延至如今才完成面世,謹此致歉。儘管時局急變,但箇中的分享、看法與見解,相信有助我們更深入認識、了解與思考「和平佔中」發起人的初衷、關注與理念。

閱讀陳健民專訪(上)陳健民專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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