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66期﹣和平佔中(八)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圖片來源:higyou/Dollar Photo Club

佔領前後
台灣太陽花學運的佔領行動取得成果,難免令人對「和平佔中」亦有所憧憬。但公民抗命用於非憲政社會,不僅未必奏效,甚或可能遭到無情鎮壓。OWS最終和平落幕告終,正顯明憲政民主深植於美國國土,儘管社會內部呈現激烈對立與尖銳矛盾,觸發跨階層市民起來抗爭表達不滿,甚至政府一度向抗爭者動用武力,但當權者最終仍是選擇以理性解決紛爭,化解張力。公民亦不忘運用現有體制,以手上一票,影響權力更迭,迫使從政者回應。

反觀香港情況,委實不可同日而語。曾任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的練乙錚就提出悲觀預測,認為共產黨會進行「斬首式」鎮壓,並提醒戴耀廷,要做好「倒在血泊中」的心理準備:「就算台灣民主體制,〔政府〕佢都會咁做。香港連民主體制保障都無,會更加嚴重。」[105] 隨日子迫近,不少評論對武力鎮壓出現的可能,益感憂心。戴耀廷認為,若鎮壓或拘捕出現,相信將激起更多未曾表態的香港人走出來,「到時就會出現第二波的不合作運動,可能有其他人會搞『佔領葵涌』、『佔領筲箕灣』之類,以及其他對政府不合作的行動。」

另一發起人陳健民則認為,暴力清場只會令日後更大可能走向暴力抗爭:「政治制度改革還可以講『妥協』、『慢慢走』,如果人們已完全放棄了制度的改革,只想全面給共產黨一個信息,就是:『我好憎你!我要抵抗你,你唔好再將我大陸化!』他們就會採取種種方式干預,如自由行、前來進修的學生,所有跟中國相關的一事一物,甚至在港搞展銷會,都派人踩場攻擊等等,我相信會發展出一個很大的空間予極端的本土主義。」

佔領未現,成敗未定,卻瞥見戴耀廷曾預計的最惡劣情況,就是「在意見分歧之情況下,可能產生內鬥,到了「佔中」的時候不能凝聚力量,結果各有各做,甚至變成「十個救火的少年」,最終分裂成多股零星的力量,一段時間之後,各自分批散去。」[106] 在這場爭取普選的硬仗中,提倡人人相等票數、相等票值的「公民提名」,成為量度何謂真假「普選」的法碼,商討日(三)的投票結果是「最小公倍數」,並非原初構想的「最大公因數」。戴耀廷亦承認,原先估計代表泛民主派三條路線的三種方案都能出線,但結果是只有兩條路線出閘,溫和方案得不到足夠支持,無法成為6月22日全民投票的選項;[107] 並澄清6.22絕非「公投」,只是用作「盤點」的「公民授權」。從上述說法可見,戴耀廷預期支持者較為多元而非單一集中,投票出來的方案能結合社會的大多數。[108] 然而,陳健民曾指,一旦商討日得出的方案過於理想化,就可能失去對話空間,只餘下叫價,雙方根本無法對話:「我們的壓力來自兩方,一方覺得你太軟弱,不是真的想佔中,確有些人是為佔而佔,總要坐下去;但另一方,少少事都說你搞動亂。於是,一邊是不見不散,一邊是一拍兩散。」由是觀之,佔中投票結果,儘管非同預期,但亦非意料之外。

有論者認為,要是政改失落「公民提名」,就不如拉倒,凝聚力量,侍機再談判,不應「乜嘢都袋落袋先」,因為中央不會再予以「下次再嚟過」或「逐步」追求民主的可能。[109] 有學者亦持相近意見,指「和平佔中」並非民主運動的最後一擊,反而是「在廣泛的群眾裡實現基進民主的開始」,既開拓了民主商討文化、非暴力抗爭與公民抗命的想像和實踐,亦感召起民眾前所未有地深度參與政制民主化運動。[110]

若從全球社會運動浪潮的視角來看,社會動盪、抗爭不歇,資源不均與貧富兩極,都不過是問題表象。金權結合,階級分化才是內在癥結。就如OWS從批判經濟上的不公義,揭示政經合謀與糾結;而「和平佔中」則由消珥精英政治、追求平等權利入手,暴露政商階層的特權壟斷。其實,若政權的認受性來自普羅民眾經濟受惠,一旦經濟放緩或出現衰退,又或財權日益操控在極少數人手上,大眾無法分享成果之餘,還要承受經濟發展的惡果和沉重代價,民怨積累不散,隨時一觸即發。過去兩年來,環顧四週,不論已發展還是發展中國家,階級抗爭不斷湧現。柬埔寨、新加坡及土耳其等國,就有工人起來反抗全球化下飽受剝削的低廉工資。去年初,巴西、土耳其、保加利亞則出現大規模示威集會,而一直視為社會穩定力量的中產階層,竟是抗爭主力。即或沒有出現「和平佔中」,貧富兩極與階級分化而起的抗爭,伺機待發。比「和平佔中」更早佔領的葵涌貨櫃碼頭罷工就是一例。

社會運動喚起民眾覺醒、體會自主,引發跨階層連合,如同核爆後拼發而出的核幅射擴散,就如有學者認為,一向以來,香港民主運動以對抗中央或反共作為動員的策略,對於隱藏於政權背後的政經結構和利益集團很少觸動,對影響民眾生活的經濟問題更鮮會提出解決方案,因而失去了基層大眾的有力支援。如要深化香港民主運動,爭取實質民主,應結合勞工運動,聯結和凝聚更多基層力量,這將是重新出發的民主春天。[111] 亦有論者從另一方向入手,指出紅色資本「搞到香港污煙瘴氣」,或會是本地資本家醒覺到要支持普選的一個契機,讓他們意識到即使做生意,亦要搞好體制;並認為從歷史發展觀點來看,一定會有這樣的資本家出現。[112] 兩手策略,是銀幣的兩面,正勾勒出後「和平佔中」時間可建構的匯流圖譜,而這正是強權最感憂懼之處,要迅速撲滅於未燃。

信仰分析
「宣教上帝」(Missio Dei)對救贖歷史與世界歷史兩者的關係有兩個重要的提醒。第一,宣教從昔日只關心靈魂救贖和建立教會轉移到三一上帝本身。因聖父差遣聖子和聖父藉聖子差遣聖靈,所以,教會是被三一上帝所差遣。教會沒有自己的宣教,只有在差遣的三一上帝中,才是宣教。在基督論下,聖子的道成肉身與受苦為宣教的上帝提供一個非凱旋式的宣教思維。第二,宣教上帝不是在聖子道成肉身之後才發生,反而宣教上帝與上帝創造分不開。沒有聖靈工作的話,受造世界就不可能繼續維持。基於此,世界歷史不只是邪惡的歷史,與上帝對抗,它也是一個被上帝所愛的歷史。藉著聖靈,上帝的國度在世界已某程度彰顯了。那麼,教會不只是向世界宣告上帝的國度,更是在人類活動中,發現和遇見三一上帝在聖靈隱密的救贖,並參與在其中。這兩個重要提醒如何讓我們思考宣教上帝與「佔領」運動的關係?更具體地問:「佔領」運動是宣教上帝的宣教嗎?除了關乎對宣教上帝理解外,這牽涉如何解讀「佔領」運動。上文已有很詳細交代,所以,只想補充一個解讀可能,即突利西亞茉莉花革命、美國佔領華爾街、台灣太陽花學運和可能發生的香港和平佔中不是孤立的行動,而是一場全球社會運動。

全球社會運動本身是一項超越邊界的社會運動,不受制於以國家為單位的政治意識,甚至突破國家對本地社會運動的限制。[113] 全球社會運動往往被視為全球公民社會。就著公民社會,我們很快聯想起兩幅圖畫。第一幅圖畫是公民社會與社會改造的關係,這牽涉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要求國家對人民的責任。這印象主要來自1980年代在前東歐共產政權下的經驗。另一相類似的圖畫是那些反對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活動。但全球社會運動不是只有「反」的意義,更有Alexis de Tocqueville對在美國社會的自由組織之理解,即它們有助創造社會凝聚力、網絡和信任等。Robert Putnam更正面肯定認為:

民間組織對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穩定有其重要,因為他們對其個別成員有其內在影響和對更大的政治實體有其外在影響。內在方面,民間組織建立其成員合作、同在和公德心的習慣… 參與民間組織培育合作技巧,並一份對集體努力的共同責任……[114]

這是第二張圖畫。「反」是一種倡議,為自己和他人說出那剝削或忽視他們需要的政策。其背後是一份人類社會的團結(普世主義和世界公民),對正義和公平社會的追求。[115] 雖然不同地區對公民社會的理解有不同著重,但它有兩個共同特徵,即一個網絡建立的過程和製造一個有別於當下權力主導下的空間。[116]

按以上對全球社會運動的理解,「佔領」運動是宣教上帝的宣教嗎?「佔領」運動是聖靈在世界歷史的工作嗎?「佔領」運動是人們回應宣教上帝的宣教嗎?或許,問題不是簡單的是與否,因為「佔領」運動也避不開它可能有的邪惡性。例如,Michael Bond 指出非政府組織本身也可能存在不民主性、單一議題、龐大組織與財政、甚至以此輸出其意識形態等破壞公民社會的可能。[117] 雖是如此,但這不等於教會要在「佔領」運動中保持中立,反而應要有勇氣在浪漫化或邪惡化的「佔領」運動中揭穿操控權力的面紗,目的要讓人們可經驗到救贖歷史帶給的自由、尊嚴和仁愛。

最後,讓我們認識宗教團體在全球社會運動的可能角色。[118]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考慮。第一,自由模式和保守模式的宗教團體。自由模式的宗教團體接受罪惡的普遍性,但不認為宗教可以解決世界問題或世界問題的根源是宗教問題。雖是如此,但它相信透過提供服務和倡議等工作,可改造社會。保守模式的宗教團體認為世界需要跟隨宗教的規範,並認為它的宗教規範才是當下社會問題的出路。例子就是美國的基督教右派、以色列的錫安主義和中東的伊斯蘭教基要派等。[119] 第二,宗教以一個社會系統產生對全球社會的影響或/與以文化資源作為支援其他系統。前者是一種以功能為主的社會運動,目的是要影響主流社會系統的運作。後者是一種以表現為主的社會運動,著重對生活質素和美好社會的想像,並驅使人想像和參與不同社會運動。[120] 前者關乎硬性力量,後者屬於柔性力量。選擇不同模式(自由或保守、社會系統或社會資源)跟宗教本身的神學理念和社會文化背景有關。以上對宗教團體角色的分析只是描述性,不是規範性,反而「佔領」運動對教會最基礎的問題是:它如何認識「宣教上帝」?


注釋:

  1. 佔中傾呢啲:戴耀廷練乙錚對談.研判政改形勢.真普選要靠資本家醒覺局>(2014年5月3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3日)
  2. 戴耀廷:<預期終局>,《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27。
  3. 戴耀廷:<矛盾.契機.考驗>((2014年1月14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4年5月7日)
  4. <戴耀廷:全民投票非搞公投>(2014年5月5日),《明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9日)
  5. <佔中傾呢啲:戴耀廷練乙錚對談.研判政改形勢.真普選要靠資本家醒覺局>(2014年5月3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3日)
  6. 葉蔭聰:<「佔中」裏的香港基進運動傳統>(2013年7月23日),《評台》。
    (瀏覽日期:2014年1月7日)
  7. 潘毅:<民主的春天 —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啟示>(2013年4月11日),原載於《明報》。轉載於《港文集》網頁(瀏覽日期:2013年12月20日)
  8. <佔中傾呢啲:戴耀廷練乙錚對談.研判政改形勢.真普選要靠資本家醒覺局>(2014年5月3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3日)
  9. 見 Margaret E.Keck and K.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 R.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89-90.
  11. John Boli and George M.Thomas. ‘World Culture in the World Polity: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Frank J.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8), pp.274-281.
  12. A. Appadurai, ‘Foreword’ in S.Batliwala and L.D.Brown (eds.),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Sterling, VA: Kumarian, 2006), pp.xi-xiii.
  13. Michael Bond, ‘The Blacklash Against NGOs’, in Frank J.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8), pp.294-299.
  14. Thmoas Banchoff 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rk Juergensmeyer, Religion in Global Civi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Douglas Johnston,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Scott M.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5. Peter Berger,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1994), pp.86-93.
  16. 同上,頁97-109。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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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上篇/第65-66期專訪:戴耀廷教授陳健民教授朱耀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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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七)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三・意識覺醒
正如OWS參與者形容:「一旦我們甦醒,我們的聲音無法被漠視。」[92] 覺醒是心靈的釋放,不僅是醒覺自己那未曾察覺或模糊不定的身分,也不止是從意識走向認同,而是會再進一步,把自己投進行動當中,參與建立這身分的內在含蘊,並構想未來願景。

戴耀廷認為,在香港爭取真普選的路上,起點也是要有足夠的港人能覺醒到民主普選及憲政人權對所有人的重要性。一旦有些人能先行醒覺,並以行動喚醒其他人,不公義和不民主的制度就不那麼容易延續下去。[93] 但非暴力與公民抗命行動之能夠喚醒群眾,前設在於人們只是睡著了,而不是裝著睡。熟睡的人若然被這些行動喚醒,意識到制度上的不公義危害個人與社會的長遠利益,就會求變,推動改革。然而,若民眾只是裝睡,繼續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又或因某些理由選擇繼續裝睡,甚至根本不認同這些訴求。如此,則抗命行動必定失敗。要使民眾醒過來,就不能待到抗命一刻才下工夫。「和平佔中」的策略是從意念醞釀開始,到啟動商討,以至公民授權整個程序,早已是一個「帶動香港社會進行著公民教育的過程」。[94]

縱使香港缺乏抗爭文化,甚至民眾傾向保守。但自回歸以來,本土運動浪接浪。龔立人指出,「覺醒是一種心靈的釋放,因此,覺醒離不開個人與社會同時轉化。」去年三月底碼頭工人工潮是一種覺醒,而很多市民支持是次工潮,可見社會亦已覺醒。由此進路,「和平佔中」正是一種覺醒的延續。首先是覺醒到香港需要民主制度,社會才有更大可能撥亂反正。其次是意識到要以行動為自己創造屬於我們的未來,承認這裡是我們的家,不是屬於某一小撮人,也不願再被擺佈。第三,反國教一事令我們覺醒到要對下一代負責,為他們塑造公義平等的環境。[95]

上主既差派教會置身於此時此地,龔立人認為, 教會有責任辨識和回應這裡發生的事情,不作迴避,但也不是將信仰連繫於某一個歴史企劃。他提到基督教信仰對「和平佔中」起碼有四方面的反思:其一,在傾向二元對立的社會運動中,信仰指出復和的重要,並提升參與者的自省能力;其二,信仰強調價值和過程的重要,而非人數和結果,以免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或變得輸打驘要;第三,即使成功建立某種政治模式或秩序,亦不等同上主的終末拯救;第四 ,為參與社運人士提供心靈支援。

事實上,放眼他方的社會運動,不難看到教會的身影。80年代後期的南韓,民主運動正如火如荼之際,為避過政府追捕的大學生,曾佔領明洞的天主教教堂 6天,這事稱為「明洞六天」。時任樞機主教的金壽煥容讓學生佔據教堂,避過警察監察。[96] 翻過地球的另一端, OWS雖然清晰地反層級、反組織,抗爭者對宗教領袖的態度極為謹慎,但仍有不少教會牧師或神職人員來到佔領現場,架起帳蓬服侍,為參與者禱告,提供心靈支援。[97] 到近月的烏克蘭抗爭之中,經常從新聞圖片看到,有牧者站在抗爭者與警察之間,為不幸於暴力衝突罹難的民眾禱告,安慰受苦者心靈。[98] 而剛結束的台灣太陽花反服貿運動,長老會則發聲明譴責馬英九政府的暴力行為,更要求馬政府為破壞民主體制、使用過度武力,須向人民道歉。[99]

回望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於7月24日傍晚,發出<有關普選及公民抗命的緊急呼籲>,指出「令香港市民不合理地喪失機會,不能實質地參與選舉政府首長及市民的參政代表,肯定地造成對基本公民權利嚴重而持續的不公義和侵犯,而矯正這種情況,是刻不容緩的。」故呼籲「特區政府展開正式諮詢,透過誠意交談和有承擔的行動,使香港能建立真正民主、公平和問責的政制,作為維護公義與和平的必要條件。」[100] 副主教楊鳴章表示,「犯罪不同犯法」,若然為表達公民權利,就算「違法」亦可能會例外地被接納,教區亦不會排除支持佔中的可能,但條件是行動必須和平、非暴力,亦須按良心抉擇,並在竭盡所能對話、用盡和平方法後才進行。[101] 陳健民形容這是一份「很先進的聲明」 ,亦是天主教會整體、非常嚴肅的決定:「天主教會所發出的聲明,給我們極大鼓舞,令我們有一起同行之感。我們明白,天主教會亦背負著極大包袱。故他們能夠做到〔聲明〕,已殊不簡單!」

至於基督新教,已有個別領袖於5月上旬公開批評「和平佔中」,認為按公司註冊法規定,教會不得從事宗教信仰以外的政治活動;更指若牧師或教徒犯法,教會應褫奪其會籍。亦有宗派領袖指「普選不是萬靈丹」。這些番言論惹起教內教外極大迴響。但另有信徒群體於 9月下旬,在報章刊登<基督徒支持民主政改理念書>,共有254名基督徒參與聯署。

儘管政治議題一直是教會的敏感地帶,加上「和平佔中」涉及公民抗命,極具爭議。但仍有不少教會及機構主動舉辦公開講座或一系列座談會,甚至設有分組討論環節,讓信徒表達對「和平佔中」的看法。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衛理堂社關小組舉辦連續三次的《信徒應否佔中論壇》。與會者的不獨是該堂會友,亦由不少來自別的堂會。而參加者年齡介乎20至30多歲者居多。有份籌備的教友表示,期望讓關心事態的弟兄姊妹,藉此加深認識,並提升對社會議題的關注。但他強調,論壇絕非為推動支持佔中,而是旨在研討,讓與會者能夠了解教內不同聲音。故此,特意選取三篇立場不同的文章作為分組研討材料,與會者需事先研讀。他認為,能以信徒身分聚集一起,從信仰角度講論商討,教會有這樣的空間平台,既可貴,亦珍惜。

從「和平佔中」商討日(一)可見,不少信徒參與其中;而商討日(三),又有四間教會願意借出地方,作商討場地之用。陳健民表示,多年觀察所得,這現象一直存在,不論是社會運動或政治參與,信徒比例很高:「這反映教會內有兩批人,處於兩極。一是極保守,另一批卻可能很開放,非常關心社會。但我想,這兩類人都不多,中間大部分都是不大理會,信仰是privatized〔私人化〕。不過,在關注公義問題或社會事件上,那批基督徒成為了社會運動或民主運動群眾內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絕對數字而言,這批人是十分重要的,是critical mass〔關鍵多數〕。」

其實,基督新教對「和平佔中」的看法,兩極紛陳,陳健民早已預期:「一如所料,〔看法〕一定是分裂,但起碼引發更多關注,對我們而言,亦是一種鼓舞,比對起過往30年,起碼不再冷漠,有更多人問你,邀請你分享。若從這方面看,已是一個進步!」而戴耀廷認為,「和平佔中」這議題必然地在教會內部挑起了一些紛爭,但那是有建設性的,而非「你死我活」式的紛爭。他亦沒有期望教會要達成統一看法:「 我期望教會給予甚麼呢? 我期望教會能幫助信徒如何面對紛陳的見解。並非『我拗驘你,你拗驘我』,而是我們可以怎樣面對彼此的差異。如果我們能夠面對,亦懂得去面對的話,才可向整個社會展示,大家縱有不同,是可以面對。這就是我期望教會能夠做的事。」

異同比較之六:媒體網絡
媒體網絡是「佔領」戲碼的重點舞台,OWS與「和平佔中」兩者皆用上媒體網絡,傳遞信息、表達立場與動員組織。

媒體網絡不僅是傳播工具、信息載體,它本身亦是信息。由埃及革命到OWS,社交網絡都扮演重要角色。抗爭者來到祖科提公園的佔領現場,OWS已是一種「下線(offline)」行動,但它原初是來自網上(online)號召。它不要組織、不要領導,不要綱領的特性,跟新興媒體的特質,極為相近。OWS設有媒體組,專責24小時網絡直播、發放訊息到Twitter、Facebook及YouTube,並用Skype與各地佔領者連繫,尤其有助OWS演化為全球社會運動。

據一項探討社交網絡在OWS發展扮演的角色的研究顯示,臉書(Facebook)和維特(Twitter)是發放OWS資訊的重地,並有效動員群眾,從上線瀏覽走到下線參與。其中,尤以臉書的作用最顯注。研究指臉書是招募新支持者及引領人認識這場運動的工具,同時協助提供資源予各地區的佔領運動、散放訊息、分享故事,擔當群組間交流的平台。而使用臉書密度最高又最活躍的地方,為大學城或州府。研究發現,OWS結束時,全美有超過500個臉書群組,逾25萬位使用者,而貼文或留言達200萬條。但最令人意外是,臉書群組數目並沒有因為OWS結束而冷卻。研究跟進至2012年1月底,臉書群組不跌反升,暴增至1,400個,使用者累計逾34萬人,貼文及留言颷升至超過300萬條。可見,臉書不單是信息集散重地,亦是建構身分的場域,形成為持續發展的社群。[102]

其實,社交網絡裡成員間的關係結連特性,令議題更易觸發友儕間的關注熱議。社交網絡既是開放平台,任何人皆可投身參與,有利廣泛傳播,亦方便集結力量,甚至再進一步,走出虚擬空間,化作實際行動,走上街頭。不少議題往往先在網上熱爆,反過來喚起主流媒體的注意,跟進報導。就像OWS出現之初,主流媒體鮮有提及。惟直至紐約警察向示威者發射胡椒噴霧,抗爭者拍下與警察對峙場面放到互聯網,影象迅即流傳後,主流媒體才開始關注事態發展,不可能再視若無睹。固然,對峙衝突一向易於吸引主流傳媒聚焦。但網絡媒體的群眾特性,聚議迅速,議題可於瞬間熱爆,而直接敘事式的文字影象,亦較易牽動觀者情感。

回望香港,這裡是全球臉書用戶佔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每十人就有六人使用,且大部份為年輕一輩。然而,能夠廣泛接觸不同階層或年齡層受眾,而又為普羅大眾慣常使用的,仍是主流媒體。自去年1月《信報》刊登戴耀廷的文章,經網絡媒體「香港獨立媒體」特約記者陳玉峰專訪後,「和平佔中」的熱議展開。二月初,《明報》率先刊登首篇專訪,更開闢了「佔中對談系列」文章,並結集成書出版。[103] 主流媒體一直成為了主戰場,至於臉書專頁及網頁,卻是後話,要到3月27日運動正式啟動後才建立。

「和平佔中」發展至今,儘管網絡媒體暫未如OWS般發揮顯注影響,但網絡媒體動員力量仍有迹可尋。去年8月,「幫港出聲」召集人周融與戴耀廷於大氣電波節目上對話。前者提到「幫港出聲」臉書專頁成立時間雖短,但說讚人數比更早建立的「和平佔中」專頁要多。周融的話觸發鄭經瀚於網台發起「一齊like爆『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行動,《主場新聞》 後來加入報導。結果在大半日內,「和平佔中」專頁從5000多位支持者躍升至近25000名,人數急增逾四倍。

從OWS運動發展可見,網絡媒體這新興政治力量,在社會運動進行之際,尤見其效。就以去年三月貨櫃碼頭工人罷工運動為例,網絡力量的確不容忽視。行動者繞過傳統媒體,直接把碼頭工人的辛酸故事、罷工期間的物資需要、各項號召或呼籲,上載至臉書傳達,結果引發坊間極大迴響,尤其是習慣使用新興媒體的年輕一代。相信隨「和平佔中」逐步推展,主流媒體容不下或虧缺的視角,行動者將直接用網絡媒體呈現,其效能、動員力及影響力日益顯注。

對北京政府而言,筆桿子從來都緊抓在手,尤其提倡「政治工作要組織開展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其中,「輿論戰」是指「依據傳播學原理,利用電視、廣播、網絡、報刊等傳媒,有計劃、有目的地向受眾傳遞經過選擇的信息,宣揚己方對特定事件的立場、觀點和看法,阻斷、瓦解和反擊敵方的輿論攻勢,從而影響受眾的情感和行為,引導社會輿論、影響民意歸屬,造成有利於己的輿論態勢。」[104]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場後,多番提及「輿論鬥爭」,網絡為重要的意識形態領域。《主場新聞》突然消失,除了展示打壓力度升溫外,亦銳意於佔中上演前,剷除這影響力日大的新興網媒。反觀本港主流媒體,早已是商業運作主導,市場需要成為優先考慮,新聞自我審查時有發生。縱或如此,牢牢守住主流媒體這輿論陣地仍是必須的。不管是佔領行動前的民意歸屬、行動之際的報導取態所觸發群眾的同情心理,抑或是行動後的輿論評議,這一切都必須「有計劃、有目的」,並多方位控制可能引發的漣漪效應,避免擴散開去。因此,北京對於全民投票或民意調查,必從根本處阻斷、瓦解和反擊。就算取替不了,亦要另立門戶,「溝淡」民情。


注釋:

  1. 莎拉.馮.吉爾德:<導論:佔領華爾街運動如何改變一切>,《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25。
  2. 戴耀廷:<帶動香港社會進行著公民教育的過程>(2013年6月7日),《獨立媒體》。(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3. 戴耀廷:<非暴力行動、公民抗命、及公民醒覺>(2013年6月7日),《獨立媒體》。(瀏覽日期:2014年5 月9日)
  4. 龔立人:<佔領中環(三):覺醒與裝睡>(2013年5月19日),《時代論壇》。(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5. 從韓國經驗看「佔領中環」 民主不是單一場的決鬥>(2013年6月14日),原載於《陽光時務》。轉載自《非暴力抗爭》網頁。(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6. Lindsay, Jay.  “Religion claims its place in Occupy Wall Street”.(瀏覽日期:2014年1月10日)
  7. 莊瑞萌:<烏克蘭血腥衝突 教會扮心靈力量>(2014年2月27日),《台灣醒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8. 太陽花學運 長老教會呼籲關心>(2014年3月26日),《台灣教會公報》新聞網。(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9. <天主教香港教區論佔中全文>(2013年7月24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0. 天主教區有條件支持佔中 指犯罪不同犯法 須先「用盡和平方法」>(2013年7月26日),《MSN新網》新聞。原載於《明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1.  “Sociologist Tracks Social Media’s Role in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研究全文下載。(瀏覽日期:2014年2月28日)
  12. 譚蕙芸:<佔中前傳>,《對話 X 佔領》。戴耀廷、譚蕙芸著。香港:明報出版社,2013年,頁10。
  13. 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三大戰法加速戰爭勝利>(2005年3月8日),《新華網》。(瀏覽日期:2014年3月12日)該文章副標為:「開展『法律戰』,獲取發動戰爭的法律依據;強化『輿論戰』,控制媒體提高民眾支持率;實施『心理戰』,多手段摧毀敵方抵抗意志」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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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六)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OWS用作商討的手勢(圖片來源:Occupy Posters

異同比較之五:策略手法
OWS與「和平佔中」皆標榜本身是一場公民直接參與的社會運動。何謂「公民直接參與」?戴耀廷解釋,這是指參與者並非由組織替代及承諾。即使參與者從屬某團體或政黨,亦只能以個人身份參與行動。因此,這場運動沒有採用團體大聯盟的方式來帶領,亦不用建立起嚴密組織。它由願意協助工作的參與者,以個人身份協助統籌工作。捐款亦設有上限。每位捐獻者只可以作10,000元或以下的一筆過捐款。此舉一方面顯示市民支持的廣泛程度,另一方面防止被人指行動受某些「金主」所操控。[72]

至於訴求方面,OWS較「和平佔中」繁雜紛紜,這「亂局」甚至一直被歸究為OWS失敗的主因。然而,對OWS倡議者及參與者而言,明確俐落的清單無疑易於管理,甚至有利共同協作,但更可能出現的是意見不一,導致內部分化。[73]反之,容納多元議題才是OWS整個運動的活力源頭,亦是表達「公民直接參與」的手法,體現個人自主、平等精神之所在。 有評論認為,OWS最有趣的概念是:「缺少的不是訴求,而是程序;缺少的是政治本身。」因此,干脆在佔領的空間裡,展示另一種政治型態,「使人們互相見面、提出和交換意見。」[74]

在策略上,「和平佔中」跟 OWS有三大共通之處:

一・商討式民主
「和平佔中」跟OWS同樣強調「商討式民主」,但兩者在應用時間和場域上有別。最明顯莫過於OWS本身沒有行動蘊釀期,「商討式民主」乃直接應用在行動現場上。相反,落場佔領是「和平佔中」的最後一步,而「商討式民主」則是整個行動蘊釀期的重點,亦是預計用上最長時間的一環。商討不僅為求解決公共糾紛,達成各方對普選方案的共識,亦期望藉此建立「投票式民主」以外的政治文化與氛圍:讓市民擁有作選擇的民主權利外,能經過詳細的商討程序,充分掌握各項選擇的資料,並了解不同意見者背後的理念及論據,才作決定。當然,商討結果不一定能達成一致意見,但起碼那是絕大多數參與者都能接受的一個結論,而且他們都是知情的(informed)。故此,得出來的「共識」是「知情下的共識」(informed consensus)。[75]

戴耀廷在其著作裡,曾詳盡解釋「和平佔中」選擇側重「民主商討」過程的原因,其一是針對政府處理公共紛爭的方式有欠妥當。由於政府最常用的解法方式是諮詢,但不管是成立諮詢委員會抑或是發布文件作公眾諮詢,皆在政府預設的議題及範圍下展開,包括資料提供、意見選取及記錄,以至是最後決策,全在官僚手上。另一方面,即使採用更大參與率及影響力的公投方法,亦未必等同取得社會上最大的共識。因少數意見無法藉公投與大多數意見達成某種妥協。故此,戴耀廷認為「商討」能夠補足上述兩種方法欠缺的關鍵元素:一是受公共紛爭影響的人有機會參與商討程序,討論彼此間的分歧;二是他們有機會就解決方案尋求共識決。 然而,採取「民主商討」背後有一個最根本的假設,就是「此項公共紛爭的分歧程度並不至於難以化解,若已達到嚴重兩極分化的程度,結果可能是這社群(國家)要分裂為兩個至多個社群,不再同處,紛爭才得以避免。」[76]

自商討日(一)過後,社會意向不僅未見走向共識,泛民內部更因「公民提名」持不同立場,而各走極端。今年1月17日,戴耀廷在臉書貼文寫下「商討十訣」,重申「商討」的前設 1)彼此平等;但同時 2)處身的社會卻是多元;而「商討」的目的:3)不是辯論,而是 4)以對話及妥協來尋求共識。因此,「商討」時應有的態度包括:5)我雖相信自己的觀點,但我知道自己有可能是錯的;6)我會尊重別人,即使我不同意他的觀點;7)我會真誠地表達自己的想法;8)我會用心聆聽別人的觀點;9)我會反思是否堅持自己原先的觀點;及 10)我信任別人都會用同樣態度去商討。[77]

因訴求紛紜、立場不一,令OWS飽受抨擊的局面,「和平佔中」也無法倖免,而且更面對內外夾攻。還未到商討日(三)讓佔中參與者投票選出方案供民意授權前,泛民內部已不斷施壓要求把「和平佔中」劃定普選底線,尤其要對「公民提名」的立場表態。 一如OWS解釋,包納不同訴求為的是體現民主商討精神,戴耀廷於一月底撰文時已指出,要求表態者「可能對『和平佔中』的性質搞錯了」,只看重公民抗命那部分。他強調,「和平佔中」本身不是政治團體。它亦不是沒有底線,其底線就是國際標準 。而「和平佔中」現階段的角色是「一個商討及決策平台」,因此「不適宜表明是支持哪一個方案或是否要求一定要有公民提名,不然那對各方案的支持者是不公平的。」同時,亦好讓所有參與商討人士「掌握更多的資料,能在知情情況下參與商討及決定」。而文末再重申「商討十訣」。[78] 如此重複強調「商討態度」,正因他視這為公共紛爭能否解決的關鍵。

然而,這沉浸逾一年的商討文化,是否能夠在本地政治土壤裡落下種子?抑或終究只是入場佔領的指定動作,猶如過眼雲煙?

5月6日全民政改商討日,「和平佔中」踏入「授權」階段,逐步走向「抗爭」。商討日(三),逾2500名佔中參與者從15個國際專家評定為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中,選出3個均具「公民提名」元素的方案,交予6月22日舉行全民投票,授權選出一個作為佔中方案。然而,這場投票過程及結果,卻是「民主商討」精神的一場最嚴峻考驗。商討日(三)當天,有團體以「踩界方式」,動員未曾參與商討日(一)、(二)的支持者,到場填寫意向書投票。而意見相右的另一方雖表示尊重投票結果,卻於事後指斥「程序不民主」,甚至形容是次投票是「篩選」或「小圈子選舉」。[79] 有報章社評認為,其實佔中投票結果毫不意外,因佔中參與者「先天上就有單一傾向」,[80] 縱然當中有百餘票投向支持溫和方案,但溫和派在佔中運動已明顯被邊緣化,並揚言需要分道揚鑣,另起爐灶,以爭取更多民意支持。[81] 泛民內部分裂呈白熱化,凝聚更為乏力。而單是泛民內部分歧之大,亦足以摧毀「民主商討」的根本假設,紛爭未能化解之餘,裂痕正日益加深。

戴耀廷去年底接受訪問時曾論及這可能出現的情況:「這是民主的一課,a lesson to learn,我們目前需要學的,正是這功課,這亦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挑戰。唔~, 講民主嘅素質, buy我這種講法的,相信大部份都會buy,然而~最後能否做到呢?~未知!這需視乎將來情況。其實,不止是激進泛民,溫和泛民亦要面對,因為~有可能大家buy一個『激』的方案,不選『溫和』的。如果得出來的top方案,並不是你想要的方案,卻可能要為這方案佔中,你甘願嗎?你只為自己要的方案佔中?還是為一個經民主程序決定的方案而佔中?這~才是真正的挑戰所在! 無法做到,就意味徹底失敗!若香港的民主派無法做到~嘥氣啦,算吧,不民主,也沒所謂了!~原來我們還未mature去到這個地步,講民主,又有何用呢?給你民主的選舉制度,你又豈不是在裡面打餐飽!」

觀乎發展,外界已預期「佔中」行動必然出現。但會否如OWS般,在佔領場上採用「商討式民主」?戴耀廷表示,佔領現場最難做的決定,是去留問題。不過,從反國教或其他地方的抗爭經驗總結所得,在非暴力抵抗之中,事前民主比即場民主穩妥。儘管渴望做到即場民主,但他同意現場首要是堅持非暴力原則:「第一步要做好的,是非暴力訓練及情緒管理。這不用講民主與否,反正大家同意了,問題只在於能否做到。」

二・非暴力與公民抗命
戴耀廷於《心戰室》導論裡,提到非暴力行動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令公民明白,他們有能力拒絕執政者繼續沿用現行的管治方法,並產生出規限政府權力的意願。」而公民抗命,雖涉及不合法行為,但卻是甘願承擔罪責,其目的「是要感動社會內的其他人,讓他們看到現行的一些法律或制度是不公義的,促使他們支持把有關法律或制度改變為合乎公義的。」用於香港,就是要讓人醒覺到一個不符合國際標準的特首選舉,是不公平、不公義。[82]

有認為公民抗命的理念與實踐早見於70年代香港的基進運動,被警察抬走、拘捕、檢控甚至坐牢,對當時的行動者而言,是家常便飯。[83] 但陳健民認為:「以前長毛〔梁國雄〕自稱是『公民抗命』,在我們的概念裡,卻不是『公民抗命』。我們尊重法治,因此我們主動承認罪責,不作抗辯。整體精神並非為破壞法治或對整個法律有質疑,而是assume〔前設〕有法治,亦appreciate〔欣賞〕有法治,才會『公民抗命』。」

不過, 陳健民指出,公民抗命只能對不太極端的政權有效,並非處處適用,就以內地和香港比較,兩地情況很不一樣:「香港這地方,尚有這扇『一國兩制』的屏障相隔,讓我還可以相信,這裡不會隨便弄死一個人,還可以號召人去做這件事,公民抗命尚能產生一絲果效。」換是國內,根本「無得做」:「 公民抗命本身其實相當有趣,它並非要破壞法治,甚至是相當相信法治,才會進行公民抗命。 如果覺得社會根本沒有法治,或則革命,同佢死過;或則退縮,不作無謂犧牲,就似現時的中國大陸。這樣,是不會進行公民抗命的。」

儘管OWS與「和平佔中」多番強調及高舉非暴力抗命,但在當權者眼中,依然被定性為反政府、是恐怖主義、是動亂。去年九月下旬,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在報章撰文,表示擔心佔領中環先例一開,仿效者很可能接踵而來,將香港推向動亂的地步。[84] 其實,這些指控忽略了「非暴力」與「公民抗命」這兩個理念背後,其實存著對壓迫者的信任,只不過兩者的信任基礎不盡相同而已。

按照羅爾斯(John Rawls)對「公民抗命」的說法,惟在實施憲政及重視公義的社會裡,公民抗命才會湊效。[85] 行動者是以公民身分,對抗不義惡法,藉以糾正政府的行為,完善現存制度。因此,公民抗命並非旨在革命推翻,恰好相反,正展示了行動者作為公民,其對憲政法治制度的信任、尊重和擁護。

至於非暴力抵抗,依據德賽(Narayan Desai)的解釋,人性是每個人所擁有的,不管水平有多低,故此並無預設對應的道德門檻。[86] 甘地自創“Satyagraha”一字,揉合起梵文的「堅持」(satya)與「真理」(agraha)兩字,就充分闡釋他心中的「非暴力」理念,並為「非暴力」訂下一系列行為準則,例如 1)放下憤怒,既不報復也不害怕對手的攻擊或懲罰,更要克服內在的憤怒;2)不羞辱對手,若他人羞辱你的對手,要以性命助其捍衛;3)不要造成公開爭執,也迴避可能造成公開爭執。僅此可見,非暴力是日常生活多於手段,是信念多於策略,是轉化而非脅迫,期望能夠改變人心,包括對手。真正的非暴力惟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反思、不斷操練和內化,方有可能達致。

充滿新社運特質的OWS,列明參加者必須恪守的非暴力原則,以提升這運動的道德力量。行動守則包括1)不煽動及唆使暴力對付警方及行人;2)尊重多元化策略,但於行為前應考量到個人行為將影響整個團隊形象。只要一個人使用暴力,就難免令人誤以為所有與會者認同暴力。而驟似為個人使用暴力留一線的「多元化策略」,其核心精神在於堅守「去中心化」、強調「個人自主」及共識決等新社運特質。行動者一旦不幸遇上武力鎮壓,自我防衛的主要工具絕非肢體,而是相機。[87]

反觀「和平佔中」,佔領是最後手段。發起人選擇在教會內宣告運動開展,並懷著信仰感召來推動,正好突顯「愛與和平」 這非暴力元素。而箇中涉及的正義判斷與道德選擇,還有發起人的信仰背景,教會難以置身事外。事實上,除切身相關的政界人士或社運中人外,信徒可算是自發討論「和平佔中」最為熾熱的群體,坊間媒體亦時有報道。教內亦有堂會或機構舉辦關於「和平佔中」講座,舉辦小組討論。「公民抗命」會否得罪上帝? 是否合符聖經? 更多的提問觸及信徒應否支持「公民抗命」、其底線及參與度等問題。

綜合起來,教內關注焦點之一,落在「犯法與守法」的問題上。有牧者公開指斥公民抗命實為煽動人違法,而基督徒該守法,和平行事,惟獨遇上極其不義之事或處境,方可反抗。[88] 而另一關注焦點,就是論及「目標」與「手段」的關係。有意見認為,若只問「應否或可否公民抗命?」, 是出於教條主義道德思維,是「問錯問題」,卻忽略了手段與目標應當相稱匹配,價值一致。而手段往往比目標更重要,因手段由我們決定,是踐行本身,將塑造我們的品性和人格。論者擔心,「和平佔中」的理念雖有基督教成分,終究仍是政治較勁、聚眾脅迫的手段,質疑這樣的行動是否與基督徒的身分相稱。[89]

不過,亦有學者認為「佔」或「不佔」並不是問題核心,「和平佔中」帶來最大的挑戰反而是把管治系統「不公義化」,向它宣告不信任、不合作,甚至以自虐形式任憑它處置,以昭示其「不公義」。然而,如何控制這種「不信任」在「憲政」範圍內,而不至發展為全面不信任,將是佔中者最需處理的問題。[90] 再者,從甘地與馬丁路德.金皆是遇刺身亡的遭遇可見,運動本身承載著強大張力與尖銳矛盾。若公民抗命的一方所提的建議,被指不設實際或不合時宜,雙方又不肯妥協,衝突就會升溫。儘管高舉非暴力,恐怕至終難逃暴力發生。[91]


注釋:

  1. <「和平佔中」問與答>,《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56。
  2. 莎拉.馮.吉爾德:<佔領華爾街運動如何改變一切>,《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30。
  3. 佔領華爾街的時代精神>。《阿策歐泥》網誌。(瀏覽日期:2014年2月10日)
  4. 戴耀廷:<「和平佔中」七個元素>,《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38。
  5. 戴耀廷:<以商討解決公共紛爭>,《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125-134。
  6. https://www.facebook.com/benny.tai.186/posts/10151799235540044 (瀏覽日期:2014年5月5日)
  7. 戴耀廷:<佔中與商討十訣>(2014年1月28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5日)
  8. 激進派溫和派各有不滿>(2014年5月7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7日)
  9. 社評:佔中公民提名合流.政改情勢滑向深淵>(2014年5月7日),《明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7日)
  10. 李先知:<佔中遭「佔領」.溫和泛民嘆太天真>(2014年5月7日),《明報》。
  11. 戴耀廷:<和平佔中」七個元素>,《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37-38。
  12. 葉蔭聰:<「佔中」裏的香港基進運動傳統>(2013年7月23日),《評台》。(瀏覽日期:2014年1月7日)
  13. 郝鐵川:<佔中勢將港推向動亂>(2013年9月20日),《大公網》。(瀏覽日期:2014年5月5日)
  14.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Belknap, 1999), 321. 引述自郭偉聯:<「公民抗命」的「激進」>,《時代論壇》網頁。(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5. Narayan Desai, letter to Françoise Pottier (January 27, 1986),引述自<註釋>第26項,《耶穌與非暴力》。溫克著,陳永財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3年7月初版,頁95。
  16. 納桑.史耐德:<無領袖,非暴力:多元化策略於佔領華爾街運動所代表的意義>,《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74。
  17. <港福堂吳宗文:信徒不應公民抗命爭政治權利>(2013年4月17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8. 𧝁智偉:<「佔中」與公民抗命:基督教倫理辨識的一次示範>(2013年9月8日),《時代論壇》第1358期。(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9. 郭偉聯:< 支持「佔中」要注意的問題 >(2013年9月15日),《時代論壇》 第1359期。(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20. 郭偉聯:<更高的命令:公民抗命的信仰反思(下)>(2013年5月5日),《時代論壇》 第1340期。(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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