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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八)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圖片來源:higyou/Dollar Photo Club

佔領前後
台灣太陽花學運的佔領行動取得成果,難免令人對「和平佔中」亦有所憧憬。但公民抗命用於非憲政社會,不僅未必奏效,甚或可能遭到無情鎮壓。OWS最終和平落幕告終,正顯明憲政民主深植於美國國土,儘管社會內部呈現激烈對立與尖銳矛盾,觸發跨階層市民起來抗爭表達不滿,甚至政府一度向抗爭者動用武力,但當權者最終仍是選擇以理性解決紛爭,化解張力。公民亦不忘運用現有體制,以手上一票,影響權力更迭,迫使從政者回應。

反觀香港情況,委實不可同日而語。曾任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的練乙錚就提出悲觀預測,認為共產黨會進行「斬首式」鎮壓,並提醒戴耀廷,要做好「倒在血泊中」的心理準備:「就算台灣民主體制,〔政府〕佢都會咁做。香港連民主體制保障都無,會更加嚴重。」[105] 隨日子迫近,不少評論對武力鎮壓出現的可能,益感憂心。戴耀廷認為,若鎮壓或拘捕出現,相信將激起更多未曾表態的香港人走出來,「到時就會出現第二波的不合作運動,可能有其他人會搞『佔領葵涌』、『佔領筲箕灣』之類,以及其他對政府不合作的行動。」

另一發起人陳健民則認為,暴力清場只會令日後更大可能走向暴力抗爭:「政治制度改革還可以講『妥協』、『慢慢走』,如果人們已完全放棄了制度的改革,只想全面給共產黨一個信息,就是:『我好憎你!我要抵抗你,你唔好再將我大陸化!』他們就會採取種種方式干預,如自由行、前來進修的學生,所有跟中國相關的一事一物,甚至在港搞展銷會,都派人踩場攻擊等等,我相信會發展出一個很大的空間予極端的本土主義。」

佔領未現,成敗未定,卻瞥見戴耀廷曾預計的最惡劣情況,就是「在意見分歧之情況下,可能產生內鬥,到了「佔中」的時候不能凝聚力量,結果各有各做,甚至變成「十個救火的少年」,最終分裂成多股零星的力量,一段時間之後,各自分批散去。」[106] 在這場爭取普選的硬仗中,提倡人人相等票數、相等票值的「公民提名」,成為量度何謂真假「普選」的法碼,商討日(三)的投票結果是「最小公倍數」,並非原初構想的「最大公因數」。戴耀廷亦承認,原先估計代表泛民主派三條路線的三種方案都能出線,但結果是只有兩條路線出閘,溫和方案得不到足夠支持,無法成為6月22日全民投票的選項;[107] 並澄清6.22絕非「公投」,只是用作「盤點」的「公民授權」。從上述說法可見,戴耀廷預期支持者較為多元而非單一集中,投票出來的方案能結合社會的大多數。[108] 然而,陳健民曾指,一旦商討日得出的方案過於理想化,就可能失去對話空間,只餘下叫價,雙方根本無法對話:「我們的壓力來自兩方,一方覺得你太軟弱,不是真的想佔中,確有些人是為佔而佔,總要坐下去;但另一方,少少事都說你搞動亂。於是,一邊是不見不散,一邊是一拍兩散。」由是觀之,佔中投票結果,儘管非同預期,但亦非意料之外。

有論者認為,要是政改失落「公民提名」,就不如拉倒,凝聚力量,侍機再談判,不應「乜嘢都袋落袋先」,因為中央不會再予以「下次再嚟過」或「逐步」追求民主的可能。[109] 有學者亦持相近意見,指「和平佔中」並非民主運動的最後一擊,反而是「在廣泛的群眾裡實現基進民主的開始」,既開拓了民主商討文化、非暴力抗爭與公民抗命的想像和實踐,亦感召起民眾前所未有地深度參與政制民主化運動。[110]

若從全球社會運動浪潮的視角來看,社會動盪、抗爭不歇,資源不均與貧富兩極,都不過是問題表象。金權結合,階級分化才是內在癥結。就如OWS從批判經濟上的不公義,揭示政經合謀與糾結;而「和平佔中」則由消珥精英政治、追求平等權利入手,暴露政商階層的特權壟斷。其實,若政權的認受性來自普羅民眾經濟受惠,一旦經濟放緩或出現衰退,又或財權日益操控在極少數人手上,大眾無法分享成果之餘,還要承受經濟發展的惡果和沉重代價,民怨積累不散,隨時一觸即發。過去兩年來,環顧四週,不論已發展還是發展中國家,階級抗爭不斷湧現。柬埔寨、新加坡及土耳其等國,就有工人起來反抗全球化下飽受剝削的低廉工資。去年初,巴西、土耳其、保加利亞則出現大規模示威集會,而一直視為社會穩定力量的中產階層,竟是抗爭主力。即或沒有出現「和平佔中」,貧富兩極與階級分化而起的抗爭,伺機待發。比「和平佔中」更早佔領的葵涌貨櫃碼頭罷工就是一例。

社會運動喚起民眾覺醒、體會自主,引發跨階層連合,如同核爆後拼發而出的核幅射擴散,就如有學者認為,一向以來,香港民主運動以對抗中央或反共作為動員的策略,對於隱藏於政權背後的政經結構和利益集團很少觸動,對影響民眾生活的經濟問題更鮮會提出解決方案,因而失去了基層大眾的有力支援。如要深化香港民主運動,爭取實質民主,應結合勞工運動,聯結和凝聚更多基層力量,這將是重新出發的民主春天。[111] 亦有論者從另一方向入手,指出紅色資本「搞到香港污煙瘴氣」,或會是本地資本家醒覺到要支持普選的一個契機,讓他們意識到即使做生意,亦要搞好體制;並認為從歷史發展觀點來看,一定會有這樣的資本家出現。[112] 兩手策略,是銀幣的兩面,正勾勒出後「和平佔中」時間可建構的匯流圖譜,而這正是強權最感憂懼之處,要迅速撲滅於未燃。

信仰分析
「宣教上帝」(Missio Dei)對救贖歷史與世界歷史兩者的關係有兩個重要的提醒。第一,宣教從昔日只關心靈魂救贖和建立教會轉移到三一上帝本身。因聖父差遣聖子和聖父藉聖子差遣聖靈,所以,教會是被三一上帝所差遣。教會沒有自己的宣教,只有在差遣的三一上帝中,才是宣教。在基督論下,聖子的道成肉身與受苦為宣教的上帝提供一個非凱旋式的宣教思維。第二,宣教上帝不是在聖子道成肉身之後才發生,反而宣教上帝與上帝創造分不開。沒有聖靈工作的話,受造世界就不可能繼續維持。基於此,世界歷史不只是邪惡的歷史,與上帝對抗,它也是一個被上帝所愛的歷史。藉著聖靈,上帝的國度在世界已某程度彰顯了。那麼,教會不只是向世界宣告上帝的國度,更是在人類活動中,發現和遇見三一上帝在聖靈隱密的救贖,並參與在其中。這兩個重要提醒如何讓我們思考宣教上帝與「佔領」運動的關係?更具體地問:「佔領」運動是宣教上帝的宣教嗎?除了關乎對宣教上帝理解外,這牽涉如何解讀「佔領」運動。上文已有很詳細交代,所以,只想補充一個解讀可能,即突利西亞茉莉花革命、美國佔領華爾街、台灣太陽花學運和可能發生的香港和平佔中不是孤立的行動,而是一場全球社會運動。

全球社會運動本身是一項超越邊界的社會運動,不受制於以國家為單位的政治意識,甚至突破國家對本地社會運動的限制。[113] 全球社會運動往往被視為全球公民社會。就著公民社會,我們很快聯想起兩幅圖畫。第一幅圖畫是公民社會與社會改造的關係,這牽涉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要求國家對人民的責任。這印象主要來自1980年代在前東歐共產政權下的經驗。另一相類似的圖畫是那些反對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活動。但全球社會運動不是只有「反」的意義,更有Alexis de Tocqueville對在美國社會的自由組織之理解,即它們有助創造社會凝聚力、網絡和信任等。Robert Putnam更正面肯定認為:

民間組織對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穩定有其重要,因為他們對其個別成員有其內在影響和對更大的政治實體有其外在影響。內在方面,民間組織建立其成員合作、同在和公德心的習慣… 參與民間組織培育合作技巧,並一份對集體努力的共同責任……[114]

這是第二張圖畫。「反」是一種倡議,為自己和他人說出那剝削或忽視他們需要的政策。其背後是一份人類社會的團結(普世主義和世界公民),對正義和公平社會的追求。[115] 雖然不同地區對公民社會的理解有不同著重,但它有兩個共同特徵,即一個網絡建立的過程和製造一個有別於當下權力主導下的空間。[116]

按以上對全球社會運動的理解,「佔領」運動是宣教上帝的宣教嗎?「佔領」運動是聖靈在世界歷史的工作嗎?「佔領」運動是人們回應宣教上帝的宣教嗎?或許,問題不是簡單的是與否,因為「佔領」運動也避不開它可能有的邪惡性。例如,Michael Bond 指出非政府組織本身也可能存在不民主性、單一議題、龐大組織與財政、甚至以此輸出其意識形態等破壞公民社會的可能。[117] 雖是如此,但這不等於教會要在「佔領」運動中保持中立,反而應要有勇氣在浪漫化或邪惡化的「佔領」運動中揭穿操控權力的面紗,目的要讓人們可經驗到救贖歷史帶給的自由、尊嚴和仁愛。

最後,讓我們認識宗教團體在全球社會運動的可能角色。[118]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考慮。第一,自由模式和保守模式的宗教團體。自由模式的宗教團體接受罪惡的普遍性,但不認為宗教可以解決世界問題或世界問題的根源是宗教問題。雖是如此,但它相信透過提供服務和倡議等工作,可改造社會。保守模式的宗教團體認為世界需要跟隨宗教的規範,並認為它的宗教規範才是當下社會問題的出路。例子就是美國的基督教右派、以色列的錫安主義和中東的伊斯蘭教基要派等。[119] 第二,宗教以一個社會系統產生對全球社會的影響或/與以文化資源作為支援其他系統。前者是一種以功能為主的社會運動,目的是要影響主流社會系統的運作。後者是一種以表現為主的社會運動,著重對生活質素和美好社會的想像,並驅使人想像和參與不同社會運動。[120] 前者關乎硬性力量,後者屬於柔性力量。選擇不同模式(自由或保守、社會系統或社會資源)跟宗教本身的神學理念和社會文化背景有關。以上對宗教團體角色的分析只是描述性,不是規範性,反而「佔領」運動對教會最基礎的問題是:它如何認識「宣教上帝」?


注釋:

  1. 佔中傾呢啲:戴耀廷練乙錚對談.研判政改形勢.真普選要靠資本家醒覺局>(2014年5月3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3日)
  2. 戴耀廷:<預期終局>,《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27。
  3. 戴耀廷:<矛盾.契機.考驗>((2014年1月14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4年5月7日)
  4. <戴耀廷:全民投票非搞公投>(2014年5月5日),《明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9日)
  5. <佔中傾呢啲:戴耀廷練乙錚對談.研判政改形勢.真普選要靠資本家醒覺局>(2014年5月3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3日)
  6. 葉蔭聰:<「佔中」裏的香港基進運動傳統>(2013年7月23日),《評台》。
    (瀏覽日期:2014年1月7日)
  7. 潘毅:<民主的春天 —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啟示>(2013年4月11日),原載於《明報》。轉載於《港文集》網頁(瀏覽日期:2013年12月20日)
  8. <佔中傾呢啲:戴耀廷練乙錚對談.研判政改形勢.真普選要靠資本家醒覺局>(2014年5月3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3日)
  9. 見 Margaret E.Keck and K.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 R.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89-90.
  11. John Boli and George M.Thomas. ‘World Culture in the World Polity: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Frank J.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8), pp.274-281.
  12. A. Appadurai, ‘Foreword’ in S.Batliwala and L.D.Brown (eds.),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Sterling, VA: Kumarian, 2006), pp.xi-xiii.
  13. Michael Bond, ‘The Blacklash Against NGOs’, in Frank J.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8), pp.294-299.
  14. Thmoas Banchoff 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rk Juergensmeyer, Religion in Global Civi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Douglas Johnston,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Scott M.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5. Peter Berger,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1994), pp.86-93.
  16. 同上,頁97-109。

(全文完)

下載《教會智囊》第65-66期PDF檔
閱讀上篇/第65-66期專訪:戴耀廷教授陳健民教授朱耀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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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七)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三・意識覺醒
正如OWS參與者形容:「一旦我們甦醒,我們的聲音無法被漠視。」[92] 覺醒是心靈的釋放,不僅是醒覺自己那未曾察覺或模糊不定的身分,也不止是從意識走向認同,而是會再進一步,把自己投進行動當中,參與建立這身分的內在含蘊,並構想未來願景。

戴耀廷認為,在香港爭取真普選的路上,起點也是要有足夠的港人能覺醒到民主普選及憲政人權對所有人的重要性。一旦有些人能先行醒覺,並以行動喚醒其他人,不公義和不民主的制度就不那麼容易延續下去。[93] 但非暴力與公民抗命行動之能夠喚醒群眾,前設在於人們只是睡著了,而不是裝著睡。熟睡的人若然被這些行動喚醒,意識到制度上的不公義危害個人與社會的長遠利益,就會求變,推動改革。然而,若民眾只是裝睡,繼續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又或因某些理由選擇繼續裝睡,甚至根本不認同這些訴求。如此,則抗命行動必定失敗。要使民眾醒過來,就不能待到抗命一刻才下工夫。「和平佔中」的策略是從意念醞釀開始,到啟動商討,以至公民授權整個程序,早已是一個「帶動香港社會進行著公民教育的過程」。[94]

縱使香港缺乏抗爭文化,甚至民眾傾向保守。但自回歸以來,本土運動浪接浪。龔立人指出,「覺醒是一種心靈的釋放,因此,覺醒離不開個人與社會同時轉化。」去年三月底碼頭工人工潮是一種覺醒,而很多市民支持是次工潮,可見社會亦已覺醒。由此進路,「和平佔中」正是一種覺醒的延續。首先是覺醒到香港需要民主制度,社會才有更大可能撥亂反正。其次是意識到要以行動為自己創造屬於我們的未來,承認這裡是我們的家,不是屬於某一小撮人,也不願再被擺佈。第三,反國教一事令我們覺醒到要對下一代負責,為他們塑造公義平等的環境。[95]

上主既差派教會置身於此時此地,龔立人認為, 教會有責任辨識和回應這裡發生的事情,不作迴避,但也不是將信仰連繫於某一個歴史企劃。他提到基督教信仰對「和平佔中」起碼有四方面的反思:其一,在傾向二元對立的社會運動中,信仰指出復和的重要,並提升參與者的自省能力;其二,信仰強調價值和過程的重要,而非人數和結果,以免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或變得輸打驘要;第三,即使成功建立某種政治模式或秩序,亦不等同上主的終末拯救;第四 ,為參與社運人士提供心靈支援。

事實上,放眼他方的社會運動,不難看到教會的身影。80年代後期的南韓,民主運動正如火如荼之際,為避過政府追捕的大學生,曾佔領明洞的天主教教堂 6天,這事稱為「明洞六天」。時任樞機主教的金壽煥容讓學生佔據教堂,避過警察監察。[96] 翻過地球的另一端, OWS雖然清晰地反層級、反組織,抗爭者對宗教領袖的態度極為謹慎,但仍有不少教會牧師或神職人員來到佔領現場,架起帳蓬服侍,為參與者禱告,提供心靈支援。[97] 到近月的烏克蘭抗爭之中,經常從新聞圖片看到,有牧者站在抗爭者與警察之間,為不幸於暴力衝突罹難的民眾禱告,安慰受苦者心靈。[98] 而剛結束的台灣太陽花反服貿運動,長老會則發聲明譴責馬英九政府的暴力行為,更要求馬政府為破壞民主體制、使用過度武力,須向人民道歉。[99]

回望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於7月24日傍晚,發出<有關普選及公民抗命的緊急呼籲>,指出「令香港市民不合理地喪失機會,不能實質地參與選舉政府首長及市民的參政代表,肯定地造成對基本公民權利嚴重而持續的不公義和侵犯,而矯正這種情況,是刻不容緩的。」故呼籲「特區政府展開正式諮詢,透過誠意交談和有承擔的行動,使香港能建立真正民主、公平和問責的政制,作為維護公義與和平的必要條件。」[100] 副主教楊鳴章表示,「犯罪不同犯法」,若然為表達公民權利,就算「違法」亦可能會例外地被接納,教區亦不會排除支持佔中的可能,但條件是行動必須和平、非暴力,亦須按良心抉擇,並在竭盡所能對話、用盡和平方法後才進行。[101] 陳健民形容這是一份「很先進的聲明」 ,亦是天主教會整體、非常嚴肅的決定:「天主教會所發出的聲明,給我們極大鼓舞,令我們有一起同行之感。我們明白,天主教會亦背負著極大包袱。故他們能夠做到〔聲明〕,已殊不簡單!」

至於基督新教,已有個別領袖於5月上旬公開批評「和平佔中」,認為按公司註冊法規定,教會不得從事宗教信仰以外的政治活動;更指若牧師或教徒犯法,教會應褫奪其會籍。亦有宗派領袖指「普選不是萬靈丹」。這些番言論惹起教內教外極大迴響。但另有信徒群體於 9月下旬,在報章刊登<基督徒支持民主政改理念書>,共有254名基督徒參與聯署。

儘管政治議題一直是教會的敏感地帶,加上「和平佔中」涉及公民抗命,極具爭議。但仍有不少教會及機構主動舉辦公開講座或一系列座談會,甚至設有分組討論環節,讓信徒表達對「和平佔中」的看法。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衛理堂社關小組舉辦連續三次的《信徒應否佔中論壇》。與會者的不獨是該堂會友,亦由不少來自別的堂會。而參加者年齡介乎20至30多歲者居多。有份籌備的教友表示,期望讓關心事態的弟兄姊妹,藉此加深認識,並提升對社會議題的關注。但他強調,論壇絕非為推動支持佔中,而是旨在研討,讓與會者能夠了解教內不同聲音。故此,特意選取三篇立場不同的文章作為分組研討材料,與會者需事先研讀。他認為,能以信徒身分聚集一起,從信仰角度講論商討,教會有這樣的空間平台,既可貴,亦珍惜。

從「和平佔中」商討日(一)可見,不少信徒參與其中;而商討日(三),又有四間教會願意借出地方,作商討場地之用。陳健民表示,多年觀察所得,這現象一直存在,不論是社會運動或政治參與,信徒比例很高:「這反映教會內有兩批人,處於兩極。一是極保守,另一批卻可能很開放,非常關心社會。但我想,這兩類人都不多,中間大部分都是不大理會,信仰是privatized〔私人化〕。不過,在關注公義問題或社會事件上,那批基督徒成為了社會運動或民主運動群眾內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絕對數字而言,這批人是十分重要的,是critical mass〔關鍵多數〕。」

其實,基督新教對「和平佔中」的看法,兩極紛陳,陳健民早已預期:「一如所料,〔看法〕一定是分裂,但起碼引發更多關注,對我們而言,亦是一種鼓舞,比對起過往30年,起碼不再冷漠,有更多人問你,邀請你分享。若從這方面看,已是一個進步!」而戴耀廷認為,「和平佔中」這議題必然地在教會內部挑起了一些紛爭,但那是有建設性的,而非「你死我活」式的紛爭。他亦沒有期望教會要達成統一看法:「 我期望教會給予甚麼呢? 我期望教會能幫助信徒如何面對紛陳的見解。並非『我拗驘你,你拗驘我』,而是我們可以怎樣面對彼此的差異。如果我們能夠面對,亦懂得去面對的話,才可向整個社會展示,大家縱有不同,是可以面對。這就是我期望教會能夠做的事。」

異同比較之六:媒體網絡
媒體網絡是「佔領」戲碼的重點舞台,OWS與「和平佔中」兩者皆用上媒體網絡,傳遞信息、表達立場與動員組織。

媒體網絡不僅是傳播工具、信息載體,它本身亦是信息。由埃及革命到OWS,社交網絡都扮演重要角色。抗爭者來到祖科提公園的佔領現場,OWS已是一種「下線(offline)」行動,但它原初是來自網上(online)號召。它不要組織、不要領導,不要綱領的特性,跟新興媒體的特質,極為相近。OWS設有媒體組,專責24小時網絡直播、發放訊息到Twitter、Facebook及YouTube,並用Skype與各地佔領者連繫,尤其有助OWS演化為全球社會運動。

據一項探討社交網絡在OWS發展扮演的角色的研究顯示,臉書(Facebook)和維特(Twitter)是發放OWS資訊的重地,並有效動員群眾,從上線瀏覽走到下線參與。其中,尤以臉書的作用最顯注。研究指臉書是招募新支持者及引領人認識這場運動的工具,同時協助提供資源予各地區的佔領運動、散放訊息、分享故事,擔當群組間交流的平台。而使用臉書密度最高又最活躍的地方,為大學城或州府。研究發現,OWS結束時,全美有超過500個臉書群組,逾25萬位使用者,而貼文或留言達200萬條。但最令人意外是,臉書群組數目並沒有因為OWS結束而冷卻。研究跟進至2012年1月底,臉書群組不跌反升,暴增至1,400個,使用者累計逾34萬人,貼文及留言颷升至超過300萬條。可見,臉書不單是信息集散重地,亦是建構身分的場域,形成為持續發展的社群。[102]

其實,社交網絡裡成員間的關係結連特性,令議題更易觸發友儕間的關注熱議。社交網絡既是開放平台,任何人皆可投身參與,有利廣泛傳播,亦方便集結力量,甚至再進一步,走出虚擬空間,化作實際行動,走上街頭。不少議題往往先在網上熱爆,反過來喚起主流媒體的注意,跟進報導。就像OWS出現之初,主流媒體鮮有提及。惟直至紐約警察向示威者發射胡椒噴霧,抗爭者拍下與警察對峙場面放到互聯網,影象迅即流傳後,主流媒體才開始關注事態發展,不可能再視若無睹。固然,對峙衝突一向易於吸引主流傳媒聚焦。但網絡媒體的群眾特性,聚議迅速,議題可於瞬間熱爆,而直接敘事式的文字影象,亦較易牽動觀者情感。

回望香港,這裡是全球臉書用戶佔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每十人就有六人使用,且大部份為年輕一輩。然而,能夠廣泛接觸不同階層或年齡層受眾,而又為普羅大眾慣常使用的,仍是主流媒體。自去年1月《信報》刊登戴耀廷的文章,經網絡媒體「香港獨立媒體」特約記者陳玉峰專訪後,「和平佔中」的熱議展開。二月初,《明報》率先刊登首篇專訪,更開闢了「佔中對談系列」文章,並結集成書出版。[103] 主流媒體一直成為了主戰場,至於臉書專頁及網頁,卻是後話,要到3月27日運動正式啟動後才建立。

「和平佔中」發展至今,儘管網絡媒體暫未如OWS般發揮顯注影響,但網絡媒體動員力量仍有迹可尋。去年8月,「幫港出聲」召集人周融與戴耀廷於大氣電波節目上對話。前者提到「幫港出聲」臉書專頁成立時間雖短,但說讚人數比更早建立的「和平佔中」專頁要多。周融的話觸發鄭經瀚於網台發起「一齊like爆『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行動,《主場新聞》 後來加入報導。結果在大半日內,「和平佔中」專頁從5000多位支持者躍升至近25000名,人數急增逾四倍。

從OWS運動發展可見,網絡媒體這新興政治力量,在社會運動進行之際,尤見其效。就以去年三月貨櫃碼頭工人罷工運動為例,網絡力量的確不容忽視。行動者繞過傳統媒體,直接把碼頭工人的辛酸故事、罷工期間的物資需要、各項號召或呼籲,上載至臉書傳達,結果引發坊間極大迴響,尤其是習慣使用新興媒體的年輕一代。相信隨「和平佔中」逐步推展,主流媒體容不下或虧缺的視角,行動者將直接用網絡媒體呈現,其效能、動員力及影響力日益顯注。

對北京政府而言,筆桿子從來都緊抓在手,尤其提倡「政治工作要組織開展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其中,「輿論戰」是指「依據傳播學原理,利用電視、廣播、網絡、報刊等傳媒,有計劃、有目的地向受眾傳遞經過選擇的信息,宣揚己方對特定事件的立場、觀點和看法,阻斷、瓦解和反擊敵方的輿論攻勢,從而影響受眾的情感和行為,引導社會輿論、影響民意歸屬,造成有利於己的輿論態勢。」[104]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場後,多番提及「輿論鬥爭」,網絡為重要的意識形態領域。《主場新聞》突然消失,除了展示打壓力度升溫外,亦銳意於佔中上演前,剷除這影響力日大的新興網媒。反觀本港主流媒體,早已是商業運作主導,市場需要成為優先考慮,新聞自我審查時有發生。縱或如此,牢牢守住主流媒體這輿論陣地仍是必須的。不管是佔領行動前的民意歸屬、行動之際的報導取態所觸發群眾的同情心理,抑或是行動後的輿論評議,這一切都必須「有計劃、有目的」,並多方位控制可能引發的漣漪效應,避免擴散開去。因此,北京對於全民投票或民意調查,必從根本處阻斷、瓦解和反擊。就算取替不了,亦要另立門戶,「溝淡」民情。


注釋:

  1. 莎拉.馮.吉爾德:<導論:佔領華爾街運動如何改變一切>,《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25。
  2. 戴耀廷:<帶動香港社會進行著公民教育的過程>(2013年6月7日),《獨立媒體》。(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3. 戴耀廷:<非暴力行動、公民抗命、及公民醒覺>(2013年6月7日),《獨立媒體》。(瀏覽日期:2014年5 月9日)
  4. 龔立人:<佔領中環(三):覺醒與裝睡>(2013年5月19日),《時代論壇》。(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5. 從韓國經驗看「佔領中環」 民主不是單一場的決鬥>(2013年6月14日),原載於《陽光時務》。轉載自《非暴力抗爭》網頁。(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6. Lindsay, Jay.  “Religion claims its place in Occupy Wall Street”.(瀏覽日期:2014年1月10日)
  7. 莊瑞萌:<烏克蘭血腥衝突 教會扮心靈力量>(2014年2月27日),《台灣醒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8. 太陽花學運 長老教會呼籲關心>(2014年3月26日),《台灣教會公報》新聞網。(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9. <天主教香港教區論佔中全文>(2013年7月24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0. 天主教區有條件支持佔中 指犯罪不同犯法 須先「用盡和平方法」>(2013年7月26日),《MSN新網》新聞。原載於《明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1.  “Sociologist Tracks Social Media’s Role in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研究全文下載。(瀏覽日期:2014年2月28日)
  12. 譚蕙芸:<佔中前傳>,《對話 X 佔領》。戴耀廷、譚蕙芸著。香港:明報出版社,2013年,頁10。
  13. 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三大戰法加速戰爭勝利>(2005年3月8日),《新華網》。(瀏覽日期:2014年3月12日)該文章副標為:「開展『法律戰』,獲取發動戰爭的法律依據;強化『輿論戰』,控制媒體提高民眾支持率;實施『心理戰』,多手段摧毀敵方抵抗意志」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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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六)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OWS用作商討的手勢(圖片來源:Occupy Posters

異同比較之五:策略手法
OWS與「和平佔中」皆標榜本身是一場公民直接參與的社會運動。何謂「公民直接參與」?戴耀廷解釋,這是指參與者並非由組織替代及承諾。即使參與者從屬某團體或政黨,亦只能以個人身份參與行動。因此,這場運動沒有採用團體大聯盟的方式來帶領,亦不用建立起嚴密組織。它由願意協助工作的參與者,以個人身份協助統籌工作。捐款亦設有上限。每位捐獻者只可以作10,000元或以下的一筆過捐款。此舉一方面顯示市民支持的廣泛程度,另一方面防止被人指行動受某些「金主」所操控。[72]

至於訴求方面,OWS較「和平佔中」繁雜紛紜,這「亂局」甚至一直被歸究為OWS失敗的主因。然而,對OWS倡議者及參與者而言,明確俐落的清單無疑易於管理,甚至有利共同協作,但更可能出現的是意見不一,導致內部分化。[73]反之,容納多元議題才是OWS整個運動的活力源頭,亦是表達「公民直接參與」的手法,體現個人自主、平等精神之所在。 有評論認為,OWS最有趣的概念是:「缺少的不是訴求,而是程序;缺少的是政治本身。」因此,干脆在佔領的空間裡,展示另一種政治型態,「使人們互相見面、提出和交換意見。」[74]

在策略上,「和平佔中」跟 OWS有三大共通之處:

一・商討式民主
「和平佔中」跟OWS同樣強調「商討式民主」,但兩者在應用時間和場域上有別。最明顯莫過於OWS本身沒有行動蘊釀期,「商討式民主」乃直接應用在行動現場上。相反,落場佔領是「和平佔中」的最後一步,而「商討式民主」則是整個行動蘊釀期的重點,亦是預計用上最長時間的一環。商討不僅為求解決公共糾紛,達成各方對普選方案的共識,亦期望藉此建立「投票式民主」以外的政治文化與氛圍:讓市民擁有作選擇的民主權利外,能經過詳細的商討程序,充分掌握各項選擇的資料,並了解不同意見者背後的理念及論據,才作決定。當然,商討結果不一定能達成一致意見,但起碼那是絕大多數參與者都能接受的一個結論,而且他們都是知情的(informed)。故此,得出來的「共識」是「知情下的共識」(informed consensus)。[75]

戴耀廷在其著作裡,曾詳盡解釋「和平佔中」選擇側重「民主商討」過程的原因,其一是針對政府處理公共紛爭的方式有欠妥當。由於政府最常用的解法方式是諮詢,但不管是成立諮詢委員會抑或是發布文件作公眾諮詢,皆在政府預設的議題及範圍下展開,包括資料提供、意見選取及記錄,以至是最後決策,全在官僚手上。另一方面,即使採用更大參與率及影響力的公投方法,亦未必等同取得社會上最大的共識。因少數意見無法藉公投與大多數意見達成某種妥協。故此,戴耀廷認為「商討」能夠補足上述兩種方法欠缺的關鍵元素:一是受公共紛爭影響的人有機會參與商討程序,討論彼此間的分歧;二是他們有機會就解決方案尋求共識決。 然而,採取「民主商討」背後有一個最根本的假設,就是「此項公共紛爭的分歧程度並不至於難以化解,若已達到嚴重兩極分化的程度,結果可能是這社群(國家)要分裂為兩個至多個社群,不再同處,紛爭才得以避免。」[76]

自商討日(一)過後,社會意向不僅未見走向共識,泛民內部更因「公民提名」持不同立場,而各走極端。今年1月17日,戴耀廷在臉書貼文寫下「商討十訣」,重申「商討」的前設 1)彼此平等;但同時 2)處身的社會卻是多元;而「商討」的目的:3)不是辯論,而是 4)以對話及妥協來尋求共識。因此,「商討」時應有的態度包括:5)我雖相信自己的觀點,但我知道自己有可能是錯的;6)我會尊重別人,即使我不同意他的觀點;7)我會真誠地表達自己的想法;8)我會用心聆聽別人的觀點;9)我會反思是否堅持自己原先的觀點;及 10)我信任別人都會用同樣態度去商討。[77]

因訴求紛紜、立場不一,令OWS飽受抨擊的局面,「和平佔中」也無法倖免,而且更面對內外夾攻。還未到商討日(三)讓佔中參與者投票選出方案供民意授權前,泛民內部已不斷施壓要求把「和平佔中」劃定普選底線,尤其要對「公民提名」的立場表態。 一如OWS解釋,包納不同訴求為的是體現民主商討精神,戴耀廷於一月底撰文時已指出,要求表態者「可能對『和平佔中』的性質搞錯了」,只看重公民抗命那部分。他強調,「和平佔中」本身不是政治團體。它亦不是沒有底線,其底線就是國際標準 。而「和平佔中」現階段的角色是「一個商討及決策平台」,因此「不適宜表明是支持哪一個方案或是否要求一定要有公民提名,不然那對各方案的支持者是不公平的。」同時,亦好讓所有參與商討人士「掌握更多的資料,能在知情情況下參與商討及決定」。而文末再重申「商討十訣」。[78] 如此重複強調「商討態度」,正因他視這為公共紛爭能否解決的關鍵。

然而,這沉浸逾一年的商討文化,是否能夠在本地政治土壤裡落下種子?抑或終究只是入場佔領的指定動作,猶如過眼雲煙?

5月6日全民政改商討日,「和平佔中」踏入「授權」階段,逐步走向「抗爭」。商討日(三),逾2500名佔中參與者從15個國際專家評定為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中,選出3個均具「公民提名」元素的方案,交予6月22日舉行全民投票,授權選出一個作為佔中方案。然而,這場投票過程及結果,卻是「民主商討」精神的一場最嚴峻考驗。商討日(三)當天,有團體以「踩界方式」,動員未曾參與商討日(一)、(二)的支持者,到場填寫意向書投票。而意見相右的另一方雖表示尊重投票結果,卻於事後指斥「程序不民主」,甚至形容是次投票是「篩選」或「小圈子選舉」。[79] 有報章社評認為,其實佔中投票結果毫不意外,因佔中參與者「先天上就有單一傾向」,[80] 縱然當中有百餘票投向支持溫和方案,但溫和派在佔中運動已明顯被邊緣化,並揚言需要分道揚鑣,另起爐灶,以爭取更多民意支持。[81] 泛民內部分裂呈白熱化,凝聚更為乏力。而單是泛民內部分歧之大,亦足以摧毀「民主商討」的根本假設,紛爭未能化解之餘,裂痕正日益加深。

戴耀廷去年底接受訪問時曾論及這可能出現的情況:「這是民主的一課,a lesson to learn,我們目前需要學的,正是這功課,這亦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挑戰。唔~, 講民主嘅素質, buy我這種講法的,相信大部份都會buy,然而~最後能否做到呢?~未知!這需視乎將來情況。其實,不止是激進泛民,溫和泛民亦要面對,因為~有可能大家buy一個『激』的方案,不選『溫和』的。如果得出來的top方案,並不是你想要的方案,卻可能要為這方案佔中,你甘願嗎?你只為自己要的方案佔中?還是為一個經民主程序決定的方案而佔中?這~才是真正的挑戰所在! 無法做到,就意味徹底失敗!若香港的民主派無法做到~嘥氣啦,算吧,不民主,也沒所謂了!~原來我們還未mature去到這個地步,講民主,又有何用呢?給你民主的選舉制度,你又豈不是在裡面打餐飽!」

觀乎發展,外界已預期「佔中」行動必然出現。但會否如OWS般,在佔領場上採用「商討式民主」?戴耀廷表示,佔領現場最難做的決定,是去留問題。不過,從反國教或其他地方的抗爭經驗總結所得,在非暴力抵抗之中,事前民主比即場民主穩妥。儘管渴望做到即場民主,但他同意現場首要是堅持非暴力原則:「第一步要做好的,是非暴力訓練及情緒管理。這不用講民主與否,反正大家同意了,問題只在於能否做到。」

二・非暴力與公民抗命
戴耀廷於《心戰室》導論裡,提到非暴力行動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令公民明白,他們有能力拒絕執政者繼續沿用現行的管治方法,並產生出規限政府權力的意願。」而公民抗命,雖涉及不合法行為,但卻是甘願承擔罪責,其目的「是要感動社會內的其他人,讓他們看到現行的一些法律或制度是不公義的,促使他們支持把有關法律或制度改變為合乎公義的。」用於香港,就是要讓人醒覺到一個不符合國際標準的特首選舉,是不公平、不公義。[82]

有認為公民抗命的理念與實踐早見於70年代香港的基進運動,被警察抬走、拘捕、檢控甚至坐牢,對當時的行動者而言,是家常便飯。[83] 但陳健民認為:「以前長毛〔梁國雄〕自稱是『公民抗命』,在我們的概念裡,卻不是『公民抗命』。我們尊重法治,因此我們主動承認罪責,不作抗辯。整體精神並非為破壞法治或對整個法律有質疑,而是assume〔前設〕有法治,亦appreciate〔欣賞〕有法治,才會『公民抗命』。」

不過, 陳健民指出,公民抗命只能對不太極端的政權有效,並非處處適用,就以內地和香港比較,兩地情況很不一樣:「香港這地方,尚有這扇『一國兩制』的屏障相隔,讓我還可以相信,這裡不會隨便弄死一個人,還可以號召人去做這件事,公民抗命尚能產生一絲果效。」換是國內,根本「無得做」:「 公民抗命本身其實相當有趣,它並非要破壞法治,甚至是相當相信法治,才會進行公民抗命。 如果覺得社會根本沒有法治,或則革命,同佢死過;或則退縮,不作無謂犧牲,就似現時的中國大陸。這樣,是不會進行公民抗命的。」

儘管OWS與「和平佔中」多番強調及高舉非暴力抗命,但在當權者眼中,依然被定性為反政府、是恐怖主義、是動亂。去年九月下旬,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在報章撰文,表示擔心佔領中環先例一開,仿效者很可能接踵而來,將香港推向動亂的地步。[84] 其實,這些指控忽略了「非暴力」與「公民抗命」這兩個理念背後,其實存著對壓迫者的信任,只不過兩者的信任基礎不盡相同而已。

按照羅爾斯(John Rawls)對「公民抗命」的說法,惟在實施憲政及重視公義的社會裡,公民抗命才會湊效。[85] 行動者是以公民身分,對抗不義惡法,藉以糾正政府的行為,完善現存制度。因此,公民抗命並非旨在革命推翻,恰好相反,正展示了行動者作為公民,其對憲政法治制度的信任、尊重和擁護。

至於非暴力抵抗,依據德賽(Narayan Desai)的解釋,人性是每個人所擁有的,不管水平有多低,故此並無預設對應的道德門檻。[86] 甘地自創“Satyagraha”一字,揉合起梵文的「堅持」(satya)與「真理」(agraha)兩字,就充分闡釋他心中的「非暴力」理念,並為「非暴力」訂下一系列行為準則,例如 1)放下憤怒,既不報復也不害怕對手的攻擊或懲罰,更要克服內在的憤怒;2)不羞辱對手,若他人羞辱你的對手,要以性命助其捍衛;3)不要造成公開爭執,也迴避可能造成公開爭執。僅此可見,非暴力是日常生活多於手段,是信念多於策略,是轉化而非脅迫,期望能夠改變人心,包括對手。真正的非暴力惟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反思、不斷操練和內化,方有可能達致。

充滿新社運特質的OWS,列明參加者必須恪守的非暴力原則,以提升這運動的道德力量。行動守則包括1)不煽動及唆使暴力對付警方及行人;2)尊重多元化策略,但於行為前應考量到個人行為將影響整個團隊形象。只要一個人使用暴力,就難免令人誤以為所有與會者認同暴力。而驟似為個人使用暴力留一線的「多元化策略」,其核心精神在於堅守「去中心化」、強調「個人自主」及共識決等新社運特質。行動者一旦不幸遇上武力鎮壓,自我防衛的主要工具絕非肢體,而是相機。[87]

反觀「和平佔中」,佔領是最後手段。發起人選擇在教會內宣告運動開展,並懷著信仰感召來推動,正好突顯「愛與和平」 這非暴力元素。而箇中涉及的正義判斷與道德選擇,還有發起人的信仰背景,教會難以置身事外。事實上,除切身相關的政界人士或社運中人外,信徒可算是自發討論「和平佔中」最為熾熱的群體,坊間媒體亦時有報道。教內亦有堂會或機構舉辦關於「和平佔中」講座,舉辦小組討論。「公民抗命」會否得罪上帝? 是否合符聖經? 更多的提問觸及信徒應否支持「公民抗命」、其底線及參與度等問題。

綜合起來,教內關注焦點之一,落在「犯法與守法」的問題上。有牧者公開指斥公民抗命實為煽動人違法,而基督徒該守法,和平行事,惟獨遇上極其不義之事或處境,方可反抗。[88] 而另一關注焦點,就是論及「目標」與「手段」的關係。有意見認為,若只問「應否或可否公民抗命?」, 是出於教條主義道德思維,是「問錯問題」,卻忽略了手段與目標應當相稱匹配,價值一致。而手段往往比目標更重要,因手段由我們決定,是踐行本身,將塑造我們的品性和人格。論者擔心,「和平佔中」的理念雖有基督教成分,終究仍是政治較勁、聚眾脅迫的手段,質疑這樣的行動是否與基督徒的身分相稱。[89]

不過,亦有學者認為「佔」或「不佔」並不是問題核心,「和平佔中」帶來最大的挑戰反而是把管治系統「不公義化」,向它宣告不信任、不合作,甚至以自虐形式任憑它處置,以昭示其「不公義」。然而,如何控制這種「不信任」在「憲政」範圍內,而不至發展為全面不信任,將是佔中者最需處理的問題。[90] 再者,從甘地與馬丁路德.金皆是遇刺身亡的遭遇可見,運動本身承載著強大張力與尖銳矛盾。若公民抗命的一方所提的建議,被指不設實際或不合時宜,雙方又不肯妥協,衝突就會升溫。儘管高舉非暴力,恐怕至終難逃暴力發生。[91]


注釋:

  1. <「和平佔中」問與答>,《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56。
  2. 莎拉.馮.吉爾德:<佔領華爾街運動如何改變一切>,《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30。
  3. 佔領華爾街的時代精神>。《阿策歐泥》網誌。(瀏覽日期:2014年2月10日)
  4. 戴耀廷:<「和平佔中」七個元素>,《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38。
  5. 戴耀廷:<以商討解決公共紛爭>,《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125-134。
  6. https://www.facebook.com/benny.tai.186/posts/10151799235540044 (瀏覽日期:2014年5月5日)
  7. 戴耀廷:<佔中與商討十訣>(2014年1月28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5日)
  8. 激進派溫和派各有不滿>(2014年5月7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7日)
  9. 社評:佔中公民提名合流.政改情勢滑向深淵>(2014年5月7日),《明報》。(瀏覽日期:2014年5月7日)
  10. 李先知:<佔中遭「佔領」.溫和泛民嘆太天真>(2014年5月7日),《明報》。
  11. 戴耀廷:<和平佔中」七個元素>,《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37-38。
  12. 葉蔭聰:<「佔中」裏的香港基進運動傳統>(2013年7月23日),《評台》。(瀏覽日期:2014年1月7日)
  13. 郝鐵川:<佔中勢將港推向動亂>(2013年9月20日),《大公網》。(瀏覽日期:2014年5月5日)
  14.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Belknap, 1999), 321. 引述自郭偉聯:<「公民抗命」的「激進」>,《時代論壇》網頁。(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5. Narayan Desai, letter to Françoise Pottier (January 27, 1986),引述自<註釋>第26項,《耶穌與非暴力》。溫克著,陳永財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3年7月初版,頁95。
  16. 納桑.史耐德:<無領袖,非暴力:多元化策略於佔領華爾街運動所代表的意義>,《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74。
  17. <港福堂吳宗文:信徒不應公民抗命爭政治權利>(2013年4月17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8. 𧝁智偉:<「佔中」與公民抗命:基督教倫理辨識的一次示範>(2013年9月8日),《時代論壇》第1358期。(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19. 郭偉聯:< 支持「佔中」要注意的問題 >(2013年9月15日),《時代論壇》 第1359期。(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20. 郭偉聯:<更高的命令:公民抗命的信仰反思(下)>(2013年5月5日),《時代論壇》 第1340期。(瀏覽日期:2014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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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五)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受夠了!」 相片來源:Occupy Posters

異同比較之三:時局判斷
置身社會運動裡,選擇或揚棄哪種戲碼,除考慮果效外,還在乎當時社會的容忍程度、時局判斷以及文化因素。[47]

就以反高鐵事件而出現包圍立法會行動為例,當時輿論指責圍堵等行為是「衝擊議會規範」,偏離「溫和理性」抗爭。但行動者卻視之為非暴力的直接行動,嘗試「把自己裝扮成一根插進背上的芒刺,讓出問題的部分無法如常運作,迫使當權者面對社會矛盾。」[48] 行動者這說法不僅表明圍堵是一種行動策略,更顯示政治與社會形勢的轉變。[49]

除圍堵外,「公投」這戲碼,亦因時局轉變,看法亦不再一樣。回顧2009年「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建議,備受質疑和批評,亦導致泛民內部分裂至今。當時,香港大學社會學教授呂大樂是反對者之一。[50] 但到去年下旬,呂大樂撰文提出「來一次嚴肅的全民公投吧!以公投的形式來決定香港的政制發展!」當年反對與今天支持,基調同樣是市民大眾想法的重要,但態度之別,正在於對時局有了不同的研判。他認為目前香港社會雖未真正撕裂,但卻呈現一個奇怪現象,就是「激動的兩端完全沉醉於你一言我一語的抗衡活動之中,其亢奮之情令大家都忽略了主流、大眾。」他認為,這兩端主導了整個討論,但分歧卻無法處理,中間意見則連列入考慮之列都有困難,加上政治制度受到質疑,根本無法在制度內達成一個大家都要接受的結果。故此,全民公投至少提供不同的選擇,令中間的意見可以現身於我們的「政治社會」。[51]

從反高鐵1萬人圍堵立法會到反國教12萬人佔領公民廣場;由反對變相公投,視之為激進手法,到提倡嚴肅公投,笑言是維穩策略,正顯明時局變化、社會容忍度及文化差異所起的關鍵作用。

刻下,取態支持還是反對「和平佔中」,同樣關乎對形勢的研判。究竟我們認為自己仍處身「相對地公義的社會」[52] ,如「幫港出聲」召集人、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所形容:香港是一個高度法治、充分享有新聞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城市,並慶幸自己能在此生活?[53] 抑或,目下已走到「政治懸崖」,如陳健民所言,香港已達臨界點。若2017年特首選舉方法改革失敗,香港會跌進一個高速下沉的漩渦?[54]

近來爆發的連串事件,令香港滿布陰霾,新聞自由、法治與公義等價值信念面臨嚴峻挑戰。「三揀二」免費電視牌照事件,有評論形容這是梁振英的「反社會決定」,反映了「專制權力的傲慢、「佔中」運動要根除的惡物」。[55] 其後,接續再發生商業電台時事節目更換主持、《信報》收律師信及人事調動、《am730》及《蘋果日報》遭大客戶以非商業理由抽起廣告,《明報》撤換總編輯,商業電台解僱李慧玲, 到《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伏擊,斬至命危,還有高鐵的大白象工程。究竟香港仍然是相對公義,抑或急速下沉?答案已是不言而喻。

誠如OWS另一則常見標語「我們受夠了!」所示,長期累積下來,無法消散的不滿情緒,一石就足以激起千重浪。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借用戴耀廷本身經歴為例,解釋「佔中」的出現,正由於這一代人已「等夠了」。[56] 有評論認為,今次連溫和派也激進起來,本身有其結構條件。中央一直沒有寫下最終普選時間,以致不斷成為回歸後的爆發點。這正是歴史未償的債,而2017年可謂是大限,若被中央「走數」,不僅意味再次受騙,而是政治和社會的斷裂。[57]

當下社會即使未算真正撕裂,但已形兩極對立。從民意調查市民大眾對「佔中」的支持比例中,可見端倪。今年初,社區發展動力培育(CDI)與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HKTP)發表民調結果顯示,1000名18歲以上的受訪者中,「支持」佔中達41%,反對則為59%。過渡期研究計劃主任兼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戴高禮指出,約六成專業人士、教授、學生和擁有碩士以上的學歷受訪者,表明支持佔中。他們雖是最擔心佔中令致經濟受損,並會出現暴力,但卻是最有意欲參加及最支持佔中的一群。[58] 這群組跟OWS參與者的背景十分相近,同是青成年居多,當中不少為高學歴、收入不俗的專業人士。

跟OWS嚴厲批判政商合謀的金權政治相比,「和平佔中」一直被歸類為政治爭議,仿似跟經濟民生問題不沾邊。即或提及,亦只是憂其影響投資,損害經濟。例如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就曾以「冤有頭債有主」,指斥不該佔領中環,而應改佔政府總部或特首辦,因中環「根本就不應該被用作處理政治爭議的地方,否則可能會給國際社會一個錯覺,以為香港已經從經貿金融中心,變成政治爭鬥及社會動盪的地方,從而影響投資香港的信心。」[59]

不過,反佔中團體「幫港出聲」發起人鄭赤琰於去年11月出席本院主辦的研討會時的言論,表明經濟不僅先於政治,甚至以此決定政制發展步伐。會上,鄭氏批評佔中影響商界既得利益者,並指即使是前國家主席鄧小平,亦明白要尊重本港既得利益者,否則「一郁既得利益者,香港便會玩完」。[60] 而今年初,基本法委員會前中方委員王振民更揚言要保留「精英政治」,提名委員會內必須讓只佔人口5%至10%的政商界精英繼續發揮作用,保障現有的商界利益,捍衛資本主義發展,避免普選帶來過大的財富轉移。[61]

有評論認為王振民這番言論最大的政治作用是把中央對提名篩選的政治考慮,轉化為經濟政策方針的考慮;並指他的論調在中央政府官員和特區建制派圈子內部常有談及,只是鮮有公開提出,相信這次旨在測試水溫。不過,鄭、王二人如此直接表明要維持基本法確立的精英政治,籠絡反梁陣營的商界精英之餘,亦赤裸地暴露政商界牢不可破的結盟。這亦佐證了許寶強的分析,突顯「和平佔中」不僅與OWS有相同病源,兩者皆落入「新自由主義」所造成貧富兩極的困局;更甚是香港因缺乏民主普選,比英美等地顯然更容易滋長劫貧濟富的分配制度,令不斷坐大的權貴寸步不讓,即使是改良式民主進程,亦要封殺。

過去十年來,大企業壟斷市場加劇。與民生息息相關的行業如電訊業、運輸業及超市等,行內十大企業佔全行業務收入一半以上。固然,香港經濟整體確有增長,但堅尼系數卻不斷上升,貧富懸殊加劇,造成社會不穩,政治走向兩極。全港最低收入的一成住戶,入息中位數不升反跌。2011年只有2,070元,較十年前的2,760元跌幅逾兩成。反觀最富有的一成住戶,入息中位數則由7.9萬升至9.5萬元,升幅達兩成。[62] 社會資源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

其實,戴耀廷在其著作《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下簡稱《心戰室》)內,已直指香港政治制度保障的是少數既得利益者。他們所受保護的「並不是基本人權,而是政治和經濟的特權」。「和平佔中」目的就是把少數人的政治與經濟特權收回, 這跟反對金權政治造成貧富雙城的OWS,不僅源出一轍,就連抗衡的制度與價值觀亦相近。只是,香港要面對的挑戰更大,要跨越的難度更高。

異同比較之四:目標期望
主流媒體論OWS之敗,在於目標含糊,太多訴求,且欠清晰的政策提案。美國康奈爾大學法律學院(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Michael Dorf 認為,由於大多數評論員均視OWS 為美國憲政民主下的新運動而要求OWS參與者提出具體政策建議,是可以理解的。若然換個角度,視OWS為民主運動,一如「阿拉伯之春」要推翻現有制度的話,看法定必迥然不同。誠然,美國是民主國家,要把OWS視作爭取民主的運動,確實有點難度。然而在抗爭者眼中,事實並不盡然。他們深感這政府只懂服侍權勢,妄顧一眾處身水深火熱的中產人士和貧民的需要,已再不能代表他們。

不過,Dorf 亦補充,儘管OWS整個運動堅持採用商討式民主,其目標並非旨在建立一個以此特定模式運作的民主政府。它只不過是表達對現存代議政制極其失望,冀盼有一個能夠回應人民需要的政府。OWS有趣之處,亦正正在於它既可以是一場爭取民主的自由革命,亦可以是現存體制框架下的一場改革。兩種可能,同時兼具。[63]

究竟OWS是否如Dorf 所言,既是推翻現有制度,亦是倡導體制內的變革?抑或只不過是其中一種?

OWS與「和平佔中」皆選擇以佔領為戲碼;兩者同樣被指不符「公民抗命」定義,亦即「所犯之法」與「所反之法」不同。但有評論認為公民抗命其實不適用於OWS,原因在於行動者「無法確切嘲弄財經法或任何有關管理銀行的法令。這類型的法令離一般人民太遙遠」,因此「就算想觸犯相關法例,也不知從何下手」。[64] 反之,OWS 可視作「政治抗命」,因它展示出抗拒任何人民被治理的方式,包括具有黨派色彩的政治結構、政治改革或政黨認同的訴求,以至主導後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65]

從中東茉莉花革命,到歐洲的公民抗命風潮,以及OWS,抗爭議題雖然各異,但孔誥鋒認為這 三者同樣體現年輕人對國家主義的否定。他們既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國家權力,更鄙視政黨政治,主張在日常生活的每個環節實踐民主,對抗強權。這種無政府主義的淵源,可遠溯到1848年以前反資本主義多元自發的抗爭傳統,以及1968年全球青年激進運動。[66]

不要領導,亦不要科層組織,的確可說是無政府主義組織與行動的兩大元素,亦是OWS運動的核心理念和鮮明標記。事實上,OWS倡導者之一David Graeber本身就是無政府主義者。他指OWS所採用的直接民主及共識決,是無政府主義者所認同及經常採用的模式。而在OWS前,共識決從未在大型集會中成功運作。Graeber形容,是次在全美各地的公園及廣場上,人民因投身參與而見證到直接民主的實踐:「美國人從小到大被教育:自由和民主是美國最終極的價值,我們身而為人亦因我們熱愛自由和民主。但與此同時,在細膩的操作下,我們卻持續地被灌輸一個觀念:原來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從未真實存在。」[67] OWS如同搭起一個實驗場,場內既否定美國現有民主體制的操作方式,同時亦為重塑民主文化與信念,提供實踐機會。

與OWS那濃厚無政府主義色彩、強烈不滿甚至否定代議士制度相比,「和平佔中」最大的分別,在於開宗明義把這運動置身於現有體制的框架內,表明目標是改良革新,而不是推翻革命。戴耀廷曾多番鄭重申明,「和平佔中」不是要挑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主權地位,也不是要去挑戰「一國兩制」,更不是要搞港獨,亦沒有意願用這行動來促使特首梁振英下台。它更不是一場革命,不是要推翻現有制度。他強調,「和平佔中」只有單一目標,議題集中:「就是希望北京政府履行在《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中所作的承諾,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

何謂「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箇中包含三大要素。其一,每名選民享有的選票數目相等;其次每張選票的票值相等;以及第三,公民參選的資格不受不合理的限制。戴耀廷又澄清「和平佔中」絕非要求泛民主派的候選人必須在普選特首的選舉中勝出。他認為,有此說法,乃出於誤解:「『和平佔中』只是要求普選特首的選舉須符合國際標準的公平程序,最終由哪一派的候選人當選,並非這運動的關注點。」[68] 而另一發起人陳健民亦指,判定「和平佔中」的成敗,在乎能否成功爭取2017真普選,爭取不到,就是失敗:「這運動本身有一個by-product〔額外收穫〕:我們把很多人都捲進來,思考香港需要民主的問題,迫你去爭論;又思考一下爭取公義的時候,有甚麼方法可以做。這些都算是一個成果。但我們不因這成果來override〔不顧〕原來目標,因為那才是最基本的,這些只是成果。」

「和平佔中」與OWS背後理念之間的分野,還在於前者運用博弈思維。在《心戰室》一書中,戴耀廷嘗試從博弈角度剖析時局。他稱這場運動為憲制博弈,最大參與者是中央政府,其餘還包括特區政府官員、商界、左派政黨和泛民人士。不過,自0371後,香港公民社會似乎開始覺醒並凝聚起來,並以香港政制民主化為博弈取勝的目標,成為這場博弈的新參加者。 對弈之中,並非你死我活,而是爭取多驘。因此,各方存在合作的可能,為此有必要消除彼此間的疑慮。文中提到,中央政府最大憂慮是「政制民主化會使香港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或香港出現反中央的政治實體。」 是以儘管「和平佔中」質疑中央落實普選之決心,但卻以對當權者尚存信任的「公民抗命」形式出現,起碼認為對方於博弈之中,會作理性選擇。

戴耀廷接受本刊訪問時,亦認同上述看法:「 是的,『公民抗命』本身是相信對方有良善。」他形容這其實是 「一種溫和(moderate)的抗爭方法,不是搞革命。」[69] 因此,這策略選擇,已顯明爭取的改革仍立於體制內,只是予以對手強大的政治壓力,權衡利害之下,願意在相對上對等的關係下談判,理性地作決定。[70] 不過,有學者認為整個構思涉及不少「能被證偽對人性、對政治運作的假設」。例如:它的人觀將中共領導團隊還原為不受意識形態和其他價值、情緒影響的純粹「理性動物」;並且相信運動能夠凝聚足夠的能量,左右到整個官僚機器對成本代價的盤算。以上任何一個假設最後被證明失敗,難保不會導致運動被武力鎮壓的最壞結局。」[71]


注釋:

  1. 何明修:<佔領即是一種抗爭劇碼>,《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9。
  2. 陳景輝:<超越和平理性>,《草木皆兵 — 邁向全面政治化的社會》。香港:紅出版(圓桌文化),2013年,頁161。
  3. 葉蔭聰:<第五章:批評和小結>,《直接行動》(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10年,頁55-60。
  4. 呂大樂:<向市民負責的政治反對派>(2009年11月18日),原載於《明報》觀點版。轉載自新力量網絡。(瀏覽日期:2014年1月22日)
  5. 呂大樂:<在香港,公投可能是最有效的「維穩」>(2013年8月17日),原載於《明報》觀點版。轉載《評台》。(瀏覽日期:2014年1月22日)
  6. <港福堂吳宗文:信徒不應公民抗命爭政治權利>(2013年4月17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2日)
  7. 何濼生:<對抗式民主VS公益式民主>(2013年11月15日),《文匯報》。(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3日)
  8. 陳健民:<政改懸崖與和平佔中的意義>(2013年5月24),原載於《明報》觀點版(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3日)
  9. 練乙錚:<「三挑二」強化了「佔中」理據>(2013年20月13日),原載於《信報》論壇版。( 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3日)
  10. 陳文敏:<我們等夠了!>,《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10。
  11. 陳景輝:<佔領中環,一個有待完成的民主實驗>,《草木皆兵 — 邁向全面政治化的社會》。香港:紅出版(圓桌文化),2013年,頁167-170。
  12. 中產不信林鄭政改諮詢公平>(2014年1月13日),《蘋果日報》。(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2日)
  13. 轉載自 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3217/6/45101006.pdf,原文載於Henri Lefebvre (1977), 陳志梧 譯, 《空間政治學的反思》 (Spatial planning: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Richard Peet (eds.) Radical Geography:  Alternative Viewpoin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 Chicago: Maaroufa. pp..339-352.(瀏覽日期:2014年1月18日)
  14. 譚惠珠:先辦好2017普選再商放寬>(2013年11月5日),《明報》港聞版。轉載自長青網http://www.e123.hk/ElderlyPro/details/282015/71/sc(瀏覽日期:2014年1月18日)
  15. 與王振民商榷——精英政治縱保留 普選提名須多元>(2014年1月20日),《明報》社評「政治及管治系列之七」。轉載自新浪香港新聞http://news.sina.com.hk/news/20140120/-6-3169794/1.html(瀏覽日期:2014年1月18日)
  16. 富者收入增兩成 窮人跌兩成>《明報通識網》。(瀏覽日期:2014年4月18日)
  17. Michael DORF, “Occupy Wall Street is a Democracy Movement”.(瀏覽日期:2014年2月28日)
  18. 納桑.史耐德:<無領袖,非暴力:多元化策略於佔領華爾街運動所代表的意義>,《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74。
  19. 納桑.史耐德:<無領袖,非暴力:多元化策略於佔領華爾街運動所代表的意義>,《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74。
  20. 孔誥烽:<1848、1968、2011 佔領華爾街的無政府主義淵源>(2011年10月1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轉載自港文集。(瀏覽日期:2014年2月18日)
  21. 大衛.葛萊柏:< 將不可能轉為可能:共識決的決策模式 >,《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51-53。
  22. <「和平佔中」問與答>,《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37, 47及58。
  23. 《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編輯:<戴耀廷訪問 — 寫於首場商討日之後>,《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27。
  24. 戴耀廷:<公民社會參與政制發展博弈>,《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41, 64-67。
  25. 禤智偉:<「佔中」與公民抗命:基督徒倫理辨識的一次示範(上)>註16(2013年8月18日),《時代論壇》第1355期。(瀏覽日期:2014年2月10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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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四)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挪威奧斯陸佔領行動。(圖片來源:Occupy Posters)

異同比較
「和平佔中」與OWS既然同源,那麼在策略理念與行動實踐上,是否有別?分別何在?而兩者間之異同,又可為我們理解「和平佔中」帶來甚麼啟迪?

異同比較之一:戲碼選擇
有形容社會運動的動態,是一種戲碼創新與戲碼適應的相互辯證過程。[34] 這兩場抗爭都選擇了「佔領」為戲碼,正顯示對傳統抗議形式的失望或厭倦。

OWS籌劃者當中,有曾參加阿拉伯之春及西班亞M15運動佔領廣場的抗爭者。他們認為在美國,示威形式不外是遊行、唱歌或靜坐等形式,與會者被動地聽演說,無法參與實質討論。但「佔領」卻能夠提供一個開放空間,參與者可以重拾主權,一起思考、工作、討論及計劃,那裡成為了新生活的場景。[35]

對固有戲碼失望之情,同樣見諸於香港。戴耀廷指出,回歸以來的爭議使港人的政治無力感日漸沉重。票投了,街也上了,但局面依然。尤其自0371後,遊行人數的「數值」以至「變相公投」所營造出來的政治能量,效力成疑。[36] 事實上,元旦及七一遊行屢屢被譏為「春秋二祭」,變成千篇一律的例行公事。[37] 本港社運人士自目睹韓農於2005年底反世貿會議所採用的抗爭方式,對「和平理性」的遊行示威益感不滿,逐漸改變行動策略。於是遊行後繼續留守,發動闖入、圍堵或佔據等直接行動陸續出現,其中更有宗教意味濃厚的「五區苦行」。[38]

自2011年「佔領」這戲碼於中環首演,到2012年9月反國民教育運動中重現,發揮益見淋漓盡致,且頗見成效。有形容,佔領政府總部那十天,香港擁有了自己的「公民廣場」,如同古希臘廣場(agora)。每天黃昏起,市民開始聚集,自由發言;又有讀書會、小型音樂會和討論等,那裡已成為公共生活的中心,參與者以平等的公民身分相視,[39] 甚至體現某程度的參與式民主。[40] 把佔領得來的公共空間轉化為民主生活體驗場,是OWS與廣場政治的一抹掠影。

與此同時,「和平佔中」亦參考和繼承了近年本土的抗爭經驗,結合起不同戲碼。 一方面,它揉合多種非暴力行動,包括取經自外地的「公民抗命」,同時參考了碼頭工潮的策略,一手硬,一手軟,既佔領,亦談判。「佔中」發起人、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認為,對弈策略,不該截然區分「溫和」還是「激進」路線。他以碼頭工人為例解釋:「他們受壓迫後,有否罷工?是否反抗呢?你會看到,他們罷工,但也會談判。能談,就談。即或人家不肯談,走了,也會抓人家去談。談下去,若發覺外判商沒有牙力,就走到長江中心找真老闆。處理民主問題,亦同理:既要給壓力,但有機會對話,亦要去談判。如果香港政府沒有牙力,是二判商,要跑到北京去談,也是要去。這方面,泛民中人亦逐漸理解。」

對北京政府而言,自習近平上台後,流傳所謂「七不講」[41],尤其針對新社運的特質與主張,如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與新聞自由等,抱持強硬的排拒姿態,批評這些思潮錯誤,有必要好好管理媒體及意識形態陣地;加上「佔領」這新社運的常用手法,成本低,操作簡單,又易於複製,且不受文化地域規限,北京當局自必充滿戒心,恐怕「和平佔中」成為了範例,「變成顛覆中共政權的橋頭堡」。[42]

異同比較之二:上演地點
誠如Henri Lefebreve所言:「空間永遠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 …,空間(形塑)是政治過程,是一個充斥的各種意識形態的產物。」[43] 是故,OWS佔領的是華爾街,而不是時代廣場或中央公園。佔領地點既要突顯抗爭對象及其意識形態,同時亦須具策略性,能產生矚目效果和爆發力。「和平佔中」所選的劇場,由易於為當局操控佈陣的政總「公民廣場」,移師至更具戰略味道及象徵意義的城市心臟 — 中環,亦是同理。2011年及2012年接連出現的佔領預演,無礙拓闊了這種直接行動的想像,與空間選擇的可能。

按<和平佔中問與答>解釋,選址中環正是「要攻向香港最脆弱的地方」,令北京政府和特區政府如不落實真普選的承諾,就得付出沉重的代價。中環並非住宅區,對一般人生活的影響最小。但戰略上,匯聚中環,集中人力,則政府需動用更大武力,方可驅散民眾。陳健民指出,「公民抗命」本身具「迫埋牆角」的威力,選址中環更令當局無法冷待:「有些人提議我們去佔領維園,你就算呆在那裡五個月,發了霉,她也可以置諸不理。若你佔領中環,你就無得發霉!她跟你妥協,共尋一個大家都接受的方案,or else〔或則〕採取暴力。差不多只得兩個選擇。」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曾引用Edward Soja及Henri Lefebreve 的空間理論[44] 分析「和平佔中」。他認為佔領中環是嘗試挑戰反映掌權者的構想及操控的第二空間,並以第三空間出現,與統治論述爭辯、製造顛覆、刺激轉化和推動改變,並重新賦予中環意義。他指出,第二空間的設計者「一定不會認同和接受佔領中環,不只是因為佔領中環帶來交通阻塞,更因為設計者的權力被公開挑戰了,後者才是掌權人最不安的原因。」[45]

官方口舌《環球時報》分析阿拉伯之春以及OWS所呈現的「廣場政治」,正正表達了那強烈的不安感。文章以「哪裡是一個國家最危險的地方?」作開場白,指出城市的中心廣場是許多國家的動盪之源,亦是革命頻發的地方,並引述德國《焦點》周刊對廣場優勢的闡釋:

〔優勢〕在於便捷的交通,可以迅速吸引大規模的示威者,並放大這些底層的聲音。一些廣場更是國家整個政治的匯集地,具有廣泛的象徵意義。以市中心的大廣場為核心的放射狀地理使之成為道路和人流的交匯點,並為電視轉播和攝影找到充足的空間,提高利用媒體傳播的影響力。

文章指出,近代民眾表達意見或參與政治的渠道多樣,廣場政治的影響力本已趨下降。但到某特定時期,民眾卻突然發現,到廣場表達訴求比通過傳統政治方式或廟堂政治等途徑有效,更易獲得回應、重視或影響力。於是,廣場重新成為政治矛盾的中心所在。由於廣場有足夠能力「破壞和打碎一個秩序或規則」,若是持續出現,成為潮流,國家將陷入長久動蕩和不穩定中,甚至形成一種不可遏止的、打破正常框架的運動。[46] 隨著近年國內在不同省市出現大小小的公民運動,當權者對這些聚眾結集的活動與組織憂懼益深,打擊力度亦越強。


注釋:

  1. 何明修:<佔領即是一種抗爭劇碼>,《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9。
  2. 安迪.高爾:<佔領華爾街運動起源>,《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43-49。
  3. 戴耀廷:<人數X代價X計劃X陽光=政治能量>,《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181-182。
  4. 陳婉容:<佔領中環>(2013年1月31日),《評台》,(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8日)。
  5. 葉蔭聰:<第一章:直接行動的背景>,《直接行動》(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10年,頁17-18。
  6. 陳景輝:<被遺漏的思索:反國教的廣場、孩子、陰謀論和成敗>,《草木皆兵 — 邁向全面政治化的社會》。香港:紅出版(圓桌文化),2013年,頁126-127。
  7. 陳婉容:<佔領中環>(2013年1月31日),《評台》。(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8日)
  8. 七不講指「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參考:<習近平新政: 七不講後又有十六條>(2013年5月28日),BBC中文網。(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8日); <眾所週知的國家機密>(2014年5月8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4年5月8日)
  9. 俞正聲:港不能成顛覆大陸橋頭堡>(2013年3月7日),《信報》論壇。(瀏覽日期:2014年5月8日)
  10. 田北俊:<做乜霸佔中環?>(2013年7月12日),《評台》;及 <自由黨﹕應改佔領政總特首辦>, 原載於《明報》(2013年7月9日)。轉載於《新浪新聞》網頁。(瀏覽日期:2014年1月22日)
  11. 三元空間:第一空間是「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指可以被觸及、體驗的空間經驗,是實際的生產過程,牽涉空間意義生產的表意過程(signification);第二空間是「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是科學式空間的再現,是由國家機器及資本家透過官僚科層化及消費號召等,形成我們對空間的感知,透過抽象的語言符號系統所撐起來的空間感知;第三間空是「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of space),是被想像出來的生活空間,透過象徵、符碼等藝術形式的內容所形塑的社會空間,同時具備日常生活的情感核心,是生活情景的所在。引述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3217/6/45101006.pdf,原文參考: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1974]. (瀏覽日期:2014年1月22日)
  12. 龔立人:<論「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愛與和平 — 守法、非暴力和復和>,《公民抗命與佔領中環 — 香港基督徒的信仰省思》。戴耀廷、朱耀明、龔立人等著。香港:雅歌出版社,2013年,頁255-257。
  13. 陳婉容:<佔領中環>(2013年1月31日),《評台》,(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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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三)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2011年佔領中環運動,抗爭者於匯豐銀行總行地下駐紥(圖片來源:佔領中環臉書

從華爾街到中環
佔領手法經常被批評破壞經濟,影響城市形象及國際競爭力。 OWS 既衝著華爾街這國際金融中心而來,自是難逃這些指控。但從往後得來的數據顯示,它不僅沒有挫擊經濟,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按年仍有輕微增長,失業率更是持續下降[26],去年底更跌至五年來新低,回落至6.7%。

加拿大𣁽北克設計學院教授Anne-Marie Broudehoux戳出此類指控背後的疑懼。她指出,一個成功的城市形象,確有助建立民眾的歸屬感、優越感以及身分認同,使社會團結穩定。因此,規劃城市風貌、樹立形象,是管治者賴以規範社會、建立社會共識及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不過,現代城市面貌及形象建設,往往建立於經濟效益之上,是掌權者、投資者和遊客的價值觀與期望的投射,而弱勢社群往往被摒諸其外。 是故,扭轉城市生活空間用途的佔領舉動,無異於向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下戰書。

對標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而言, 匯集政經精英的中環,別具意涵。台灣作家龍應台曾一語道破:「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27]

長久以來,強調經濟優先與成就,不談政治,是香港社會的主調,並從中建立起港人身分和核心價值。權力精英經常挪用這身分,借此突顯其有效管治以鞏固權力,或合理化經濟掛帥的都市規劃工程,以至社會階層結構。[28] 當「和平佔中」甫出,建制派、商界、特區政府與北京政府群起猛烈攻擊,屬意料中事。這些批評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指「公民抗命」實為犯法及破壞法治之舉,甚至斥為製造動亂,發動顏色革命;其次:聲言這行動必癱瘓經濟,嚴重損害無辜者的利益,危及香港的繁榮穩定。

有評論認為戴耀廷明顯受到了OWS的啓發。[29] 因「和平佔中」跟OWS採取相同戲碼,選址特徵共通,但兩者是否真的如此一脈相承,同屬全球社會運動浪潮下的一波?

擋不住的浪潮?
回顧香港回歸後浪接浪的抗爭運動,如喜帖街、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保衛菜園村等由八十後帶動的社會運動,皆以抗衡「中環價值」壟斷支配為宗軸,提出並發展「本土身分」、「歴史保育」、「都市建設」、「鄉村農業」、「公共空間」、「苦行」及「快樂抗爭」等價值理念。

曾參與保衛天星皇后運動的「本土行動」成員、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葉蔭聰在其著作中指出,當時最令香港民眾感到驚訝的是,他們全是一群志願參與者,自發走出來阻止清拆碼頭。他們既沒有社會運動組織指導,亦刻意避開主流反對政治,並開始思考社會運動裡的空間運用。其後,他們進駐碼頭,宣稱這空間為「家園」。葉蔭聰形容,這些策略「創造及維繫了一種日常生活實踐、關係及政治形式,預演了一個模糊的理想社會。」[30] 從自發組織、迴避主流,到建構身分、地理空間的轉用,預演理想社會,各環節皆展露了新社運的特質。

由此可見,新社運的理念與手法已在香港呈現。不僅如此,連場抗爭的焦點更與全球社會運動同源,同樣不受國家邊界、政治意識或規限所制肘。例如2011年的「佔領中環」,直接把OWS的訴求與模式植入本地。其實,OWS提出反金融資本並倡導社會公義的吶喊,跟本地反地產霸權的呼聲,兩相呼應,無分彊界。而去年3月底爆發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工潮,其反對壟斷財團剝削的訴求,顯得更本土、更具體。這場工運籌得破天荒800萬元市民捐款,結連逾60個本地團體,以及不同地域組織及工會參與聲援。難怪,它被視為工運走向社運的標記,也反映當下香港社會累積下來的深層次矛盾,如勞工剝削、分配不公、貧富懸殊,以及中產夢碎[31] 。這一切皆與全球社會運動提出的主要訴求,源出一轍。

觀乎「和平佔中」,它雖是要求政治改革、爭取落實真普選的民主運動,但其信念書上提到:

我們會像傳道者般,積極與不同群體進行對話,把民主普選、公平公義這些普世價值傳揚給香港人,並希望他們願意為了在香港的制度和社會落實這些價值而付出代價。[32]

箇中提及傳揚「民主普選」與「公平公義」等信念,以及尋求民眾參與及覺醒,均與全球社會運動追求建立普世價值,如社會平等及公義,並鼓勵集體行動參與,極為吻合。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更直指和平佔中、碼頭罷工及保衛本土運動,三場運動皆同源於階級分化的歴史脈絡:

葵涌貨櫃碼頭的罷工,導火線自然是大商家為逃避企業責任、並由「新自由主義」語言背書的外判制度;而外判公司之所以有恃無恐突然結業,與本地保障及厚待公司主事的經濟法規,以及其過去積累的財富實力也不無關係,而這些均在「新自由主義」年代中得以鞏固及強化。佔領中環運動,由溫和的學者提出,彰顯了過去二三十年不斷坐大的權貴寸步不讓氣焰,連哪怕是改良式的民主進程也想封殺;以保育本土為目的的社會運動,其實也間接由全球急劇貧富分化(包括中國大陸)、金融地產不斷侵蝕本土資源、文化和歷史所催生。

他解釋,「階級」不單指狹義的經濟利益或職業地位,亦包含政治權利、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和平佔中」揭示了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的矛盾,例如特權vs普選。一旦升斗市民的生活空間和價值尊嚴,接連遭受剝奪擠壓,且不斷惡化,勢必爆發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這是社會的自我保護方式。 [33]


注釋:

  1. 智經研究中心:<佔領中環,佔領經濟?>(2013年4月19日),瀏覽日期:2014年1月12日。
  2. 龍應台:<香港,你往哪裡去? — 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一點偏頗的觀察>(2004年11月9日),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9日。
  3. 周峻任: <都巿建設、本土身份與社會運動>(2012年6月),瀏覽日期:2013年12月20日。原文引自谷淑美,<文化、身份與政治>,收於謝均才編(2002),《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4. 公民抗命的時代意義>(2013年8月20日),《陽光時務》,瀏覽日期:2014年1月20日。
  5. 葉蔭聰:<集體行動力與社會運動>,《香港.生活.文化》。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合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23-145。
  6. 潘毅:<民主的春天 —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啟示>(2013年4月11日),原載於《明報》。轉載於《港文集》,瀏覽日期:2013年12月20日。
  7. 林茵:<佔領華爾街>(2011年10月9日),原載於《明報》,轉載自《港文集》網頁;  Paul Krugman, “Losing their immunity”, NY Times, 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0日)
  8. 許寶強:<罷工、佔中與本土運動的政經根源>(2013年4月22日),原載於《明報》,轉載自《新浪香港新聞》網頁,瀏覽日期:2014年1月16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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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二)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圖片來源:occupywallst.org

佔領未停
在OWS官方網頁上[12],表明是次佔領行動的靈感來自阿拉伯之春[13],以及同年在歐洲各地湧現的抗爭運動,尤其是西班牙M15運動[14]。回望2011年,抗爭聲浪確是隨處可聞,連美國《時代》周刊亦選擇「抗爭者」(protesters)為該年度的風雲人物。如此席捲全球的社運浪潮,像重回上世紀60年代的歴史軌跡。當時歐美各地相繼爆發抗爭運動,如黑人民權運動、女權運動、環境保護、反核、反戰示威,以及1968年法國學運「五月風暴」等。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稱60年代湧現的各式抗爭為「新社會運動」(下簡稱「新社運」),以茲識別於傳統社運的理念與模式:即指由科層組織如工會或政黨,自上而下領導,並動員人力資源,結集龐大社會力量,藉以對抗資本階級,甚或爭奪國家權力;而其抗爭範疇,不離政治與經濟兩大範疇。

反觀新社運,除抗爭議題廣泛多元外,亦堅持「反權威、反層級、自發、自主」的理念,側重由民眾自發組織,直接參與,自主地表達與行動。一方面,它排拒由所謂「專家」、「權威」,或是政黨和工會等科層組織來擔當領導;另一方面,它亦如「左派」般質疑自由市場及資本主義體制,反對經濟發展邏輯,抗拒國家和市場力量不斷介入和侵佔日常生活。

正由於不要「被代表」,也不想「被騎劫」,故它的抗爭場域不是議會,而是民間社會,就於日常生活中開展。參與者走在一起,建構新的身分、價值與文化,並在抗爭場域中預演(prefigure)出來。新社運還有一項特徵,就是善用媒體,尤其懂得運用社交網絡的力量來協助推動。行動策略方面,它不再依循傳統社運的回應(reactive)模式,一味等待政治機會;而是採取積極(proactive)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擺脫制度牽制,中斷社會運作,創造機會,奪回自主權,藉以表達主張和訴求,迫對手回應。

雖然「直接行動」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但不等如亳無組織,純粹地自發即興。有學者形容,它其實是「一種社運的組織創新」。每位行動者除加入聯繫小組(affinity group),亦會參與不同功能的委員會,彼此平等,自由表達和討論。若有任何提議或動議,均要經過繁複的商議程序,最後交由聯繫小組予以確認或提出反對,務使全體達成共識,實踐所追求的真正、直接的民主。行動上,秉持非暴力及公民抗命的原則,作好隨時被捕的準備,藉以突顯制度的暴力和權力不平等,同時也鞏固起本身的道德基礎。此外,強調行動先於理論。相信在行動中,可觸發更多反省與分析,思索進一步行動。至於策略手法,既包括塗鴉、惡搞、辦獨立媒體、招集民間記者以抗衡主流媒體的報導;亦包括圍堵、闖入或佔領等。而每次行動前,均會仔細策劃,衡量目標、過程與後果,並在現場再作評估和討論。[15]

誠然,社會運動不管新舊,內裡形形式式的手法盡都可視為抗爭戲碼(protest repertoire) ,冀能爭取公眾支持,向對手施壓。從60年代歐美到2011年全球各地,由佔領工廠校園、街道橋頭、到佔領廣場、政府機關,「佔領」已是抗爭者公認為有效的常用戲碼。

抗爭戲碼
美國人文地理學者David Harvey及法國哲學家Henri Lefebreve均指出,資本主義體制是透過空間來呈現和存活。[16] 城市的空間規劃,除用來發展經濟、促進效益外,亦兼具規範民眾行為和生活模式的政治作用。2011年曾經參與「佔領中環」行動的許煜,在其著作裡解釋「佔領」的意義。 他認為「佔領」是「重奪權力與空間」,但不止是佔據具體空間,而是「在空間上,改變了對街道以及空間的詮釋,同時亦改變了街道以及公共空間的功能。」再者,「佔領」也關乎時間,是重奪屬於「我」以及「我們」的時間的方法。因此,「佔領」行動就是「一種全新的生活和感覺,如何在一個不可能的地方發生」。[17]

按此理解,「佔領」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藉佔領行動,在那時空裡呈現並預演新的社會形態。而作為抗爭戲碼,「佔領」的好處亦在於成本低,操作較簡單,並容易模仿;又因行動者長期而固定結集一處,配合獨立媒體和社交網絡的傳播,有助動員及加添後續力量。即使是旁觀者,一旦置身現場,每能受到感召,激發其意識覺醒。[18]

而開宗明義以「佔領」為主打戲碼的OWS,能於瞬間發展為全球社會運動,正好顯露這戲碼的優勢所在。OWS開始首兩週,並沒有引起主流媒體關注。直至紐約市警察於九月底及十月初,兩度向遊行人士動武,頓成媒體焦點,亦令各方團體和民眾陸續加入聲援。在社交網絡Facebook及Twitter裡,採用「佔領(再加上地名)」為用戶名稱的登記數目急增。到十月中旬, 當呼籲全球一起佔領的號召發出,世界各地就有近千個城市「複製」了佔領行動,如同遍地開花,高呼「我們民眾」(we people )有權創造一個為99%存在的世界。

OWS官方網頁對這場運動的本質和定位的剖析,充分呈現其新社運特質。網頁形容這不止是一場抗爭運動,更是一場對自己、對國家負責(accountability)的行動、一個徹底的社會改革。參與者已不相信議會代表,亦看不到手上選票能帶來甚麼改變。因此,這裡就是「直接民主」的實踐場地,場中沒有領導,而是自主地運作。為要容納更多民眾參與,故沒有提出一套簡單的訴求,縱使遭到坊間猛烈批評。它亦沒有設下底線,也沒有所謂 「發言人」,甚至不去預期要達致甚麼效果。這裡無分膚色、性別或政治信念,所有人都是領袖,彼此只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大家都屬於那99%,無法再忍受貪婪腐敗的1%,並矢志恪守非暴力原則。[19]

評價成敗
「反權威層級、自發自主」這新社運鮮明標記,在OWS的操作中顯露無遺。佔領現場由名為「紐約市大會」(NYC General Assembly, NYCGA)居中協調,助參與者得享平等機會發言,而所有提議均採取共識決。有評論指出,這種「我們都是領袖」的反科層作風,其實可溯源於1960至1970年代的女權運動及同性戀平權運動,以至1990年代末湧現的反全球化運動。抗爭者這樣安排,正是為了竭力避免複製自己所力抗的專制架構。[20]

不過,亦因OWS沒有科層組織,且訴求紛紜,不夠清晰具體;再加上採取商議程序繁複的共識決,最為主流媒體、學者或傳統左派垢病,抨擊OWS太過講求道德, 過於浪漫,結果落得混戰一場,徒勞無功,失敗告終。但發起OWS的網絡雜誌Adbuster認為,主流媒體不斷追問OWS目標何在,根本是問錯問題。因為打從一開始,佔領就是目標,而佔領過程中,以直接民主的方式討論問題、目標與策略,這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民主實踐,也是一場對體制反思的運動。[21] 另一位倡議者David Graeber 於OWS兩週年被問及有否對OWS運動成效感到失望時說:「我個人確信,若不是我們,羅姆尼(Willard Mitt Romney)可能已成為我們的總統。」他認為,行動者嘗試創造一個環境,讓人能聽得見民眾的聲音:「我想,我們做到了!我們亦嘗試在美國建立這種前所未有的民主文化,任重而道遠。」[22]

事實上,OWS的確成功動員不少從未涉足社會運動的民眾投身,而普羅市民亦開始意識及關注社會不平等與貧富懸殊的狀況,媒體的相關報導也相應增多。[23] 那99%的民眾聲音一旦響起,就再不能置若罔聞。

儘管OWS沒有提出具體的政策主張,甚或參與者也懷疑自己手上一票的效用,但至少在美國的民主體制下,仍迫得從政者要重新思考政策方向,回應民意,否則足以影響選情,令權力易手。佔領行動發生近一個月,總統奧巴馬表態,稱自己是站在抗爭者的一方,這是身為總統所能夠做、又至為重要的事情。翌年總統大選,他就提出考慮徵收富人稅及減輕學生償還貸款的負擔。[24] 至於OWS發源地紐約市,曾參與OWS、民主黨的白思豪(Bill de Blasio) 當選市長,得票率高達73%。他於今年元旦日發表就職演辭時承諾,要成為那99%的市長,掃除貧富懸殊,終止經濟和社會不平等,並提出具體政策方向,包括向超級富豪徵稅,所得稅收將用作教育經費及興建更多廉價房屋。[25]


注釋:

  1. OWS官方網頁http://occupywallst.org
  2. 阿拉伯之春:2010年起,在西非和突尼西亞等阿拉伯國家發生一連串爭取民主及經濟改革的抗爭運動。最先出現的是於2010年底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一名26歲突尼西亞青年因警察濫用職權及壓迫侮辱而自焚抗議,觸發空前的反政府示威,成功推翻執政23年的總統本.阿里(Ben Ali)。其後,在阿爾及利亞、埃及、也門、敘利亞、約旦、巴林及利比亞等地,皆出現抗爭運動,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
  3. 西班牙M15運動:這場運動沒有任何工會或政黨組織介入,由社交網絡自發串連起群眾,尤其是失業青年及學生,於2011年5月15日開始佔領街道,又在馬德里太陽門廣場及巴塞隆拿等城市的主要廣場野營,舉行公民集會。其後,行動遍及全國共58個城市。訴求包括要求真正民主,改善失業及住房問題,但亦有濃厚反體制、反政黨、反資本主義制度氛圍。結果,執政黨勞工社會黨在大選中落敗。
  4. 葉蔭聰:《直接行動》。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10年,頁31-50。
  5. 周峻任:<都巿建設、本土身份與社會運動>(2012年6月),瀏覽日期:2013年12月20日。
  6. 許煜:《佔領論:從巴黎公社到佔領中環》 。香港:圓桌精英,2012年,頁63, 70-71。
  7. 何明修:<佔領即是一種抗爭劇碼>,《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10。
  8.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onC4X7zTCbIJ:www.nycga.net/resources/faq/&client=safari&hl=en&strip=1(瀏覽日期:2014年1月10日)。
  9. Heather Gautney, “What Is Occupy Wall Street? The History of Leaderless Movements”(2011年10月11日),瀏覽日期:2014年1月10日。
  10. 張鐵志:<佔領華爾街與民主覺醒>,《時代正在改變 — 民主、市場與想像的權力》(電子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頁404-405。
  11. Occupy Wall Street Founder David Graeber on the Movement’s Future”(瀏覽日期:2014年1月10日)
  12. Milkman, Luce and Lewis.  “Changing the subject: A bottom-up account of Occupy Wall Street in New York City”, (瀏覽日期:2014年1月10日)
  13. 奧巴馬回應佔領華爾街運動稱站在示威者一邊>(2011年10月19日)《中國新聞網》網上版,瀏覽日期:2014年1月12日。
  14. 鄭瑞耀:<紐約新市長   自由主義新希望>(2014年1月7日), World Journal.(瀏覽日期:2014年1月12日);Nicky Woolf.  “How Bill de Blasio became the mayor for the 99 per cent”, News Statesman.(瀏覽日期:2014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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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一)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Occupy Wall Street Poster by Adbuster. Photo source: www. thetyee.ca


2013年1月26日,戴耀廷在其《信報》的專欄撰文,指以形勢來看北京讓香港有真普選的機會不大。故此,他提出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長期佔領中環要道,迫使北京讓香港有真普選的機會。到3月27日,行動正式定名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簡稱「和平佔中」)。自此,香港社會的討論很熾熱,其中以2014年8月17日,由反佔中大聯盟舉行「反佔中、保普選」遊行成為自香港回歸以來首次大型支持政府的運動。查實,佔領是近年全球社會運動之一,而美國「佔領華爾街」可算為佔領行動提供理論和實踐方向。佔領的目的是透過對既定空間所代表的價值之挑戰,從而讓人們可以思考和重構生活秩序。基於此,本期先介紹「佔領華爾街」的始末及其運作,繼而將「佔領華爾街」與「和平佔中」作一比較,藉此帶出全球社會運動在不同地區發展的異同。最後,本文試從上主的宣教(Missio Dei)回應以佔領行動表達出來的全球社會運動之趨勢。

佔領華爾街
自這篇題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1] 的專欄文章發表,有關「佔領中環」的討論,如同火舌飛騰,燃起熊熊烈火。其實,這樣的佔領行動絕非首次在中環出現。2011年10月15日,早有一場同名為「佔領中環」(Occupy Central) 的社會行動,在匯豐銀行總行地下空地上演,支持的包括香港V煞團、社會主義行動,以及社會民主連線等團體。[2] 2012年8月,高等法院裁定匯豐銀行可收回地面業權。9月11日,警方展開歷八小時的清場行動,抬走約廿名佔領者。至此,長達11 個月的佔領行動正式告終。

這場「佔中」先例,乃響應美國「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 下稱“OWS”)運動的「團結改變全球」號召(“United for Global Change”) 而出現。

OWS可稱得上是一個源自網絡世界,又善用社交網絡連繫和動員民眾,並由本土推展至全球的社會運動。它由加拿大反消費主義網絡雜誌Adbuster(中譯《廣告尅星》)發起。該雜誌七月號呼籲群眾於 2011年9月17日,即美國簽署憲法紀念日,帶著帳蓬佔領華爾街。宣傳海報上,頂頭紅字題寫:「我們的統一訴求是甚麼?(“What was our one demand?”)」,背景滿布硝煙,戰幔已開,然而正前方卻有一位穿上芭蕾舞衣的女郎,翩然輕沾在華爾街的公牛背上。這一前一後,一柔一剛,以舞會武的鮮明對比影像,寓意這是場以柔制剛、主張和平非暴力的運動。

自OWS呼籲發出,已取得當地不少社運人士支持。原本擬佔領華爾街北面的大通曼克頓廣場(Chase Manhattan Square),但紐約市警方卻於行動前一晚,築起路障,封鎖公園。於是,約2000名抗爭者易地而戰,轉到相鄰的祖科提公園(Zuccotti Park,前名為「自由廣場公園 」Liberty Plaza Park)集會。至晚上,約有百多人留守紥營,開展了為期約兩個月的佔領運動。兩星期後,佔領行動擴至國內多個城市。期間曾發動佔領銀行、金融機構及紐約市布魯克林大橋(Brooklyn Bridge)。

至十月中旬,OWS號召全球大串連,呼籲民眾「團結改變全球」。結果共有80多個國家,逾千個城市起來響應,抗議「新自由主義」[3] 使體制向富者傾斜, 造成過去30年全球財富兩極分化,收入不均,政治貪腐。除意大利羅馬出現騷動,以及11月初在美國加州奧克蘭有示威者縱火而導致奧克蘭港關閉外,其餘皆恪守「和平非暴力」的行動理念,和平落幕。[4] 到11月15日,OWS即將踏進第三個月之際,警方強行清場。結果爆發衝突,近200人被捕。事隔一年,當局再拘捕多185名抗議者。

誰來抗爭?
佔領場上,隨處可見「我們是99%」(We are the 99 percent)這標語,它取材自《1984》及《動物農莊》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寫的名句:「永遠不知道剩下來那99%人的存在」,暗諷富者漠視貧苦大眾。儘管標語只有聊聊數語,卻道出當下美國社會貧富懸殊、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剝削壟斷的嚴重程度,戳破這場社會運動的觸發點。

顧名思義,是次行動聚焦的場景是象徵世界金融中心的華爾街,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Paul Krugman解釋箇中原委:

首先,銀行家們透過不顧後果的借貸製造資產泡沫,並從中謀取暴利;然後泡沫爆破,但政府用納稅人的金錢挽救這些銀行家,而一般民眾則代為承受他們犯罪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苦果;最後,銀行家由於被打救了,他們仍擁有足以影響政治的巨大財力,政客們於是承諾維持低稅率和解除金融海嘯後設立的溫和管制措施,以換取他們的支持。[5]

表態支持OWS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亦指出,現存的經濟系統已經扭曲,既不是資本主義,亦非市場經濟;而是一個將虧損社會化、將利潤私有化的體系。長此下去,經濟非但無法增長,更不可能建立起公正的社會。[6] 而OWS倡導者之一、社會人類學教授 David Graeber 狠批社會最上層的1%,包括華爾街銀行及大財團,不斷把自己的財富和政治影響力循環轉化,搖身為有財又有勢的債主。而所謂「資本主義金融化」,真正意思是「政府和金融機構合謀,以確保越來越多人陷入債務」。就在這種金權政治下,政策向富人傾斜,99%的民眾不僅飽受債務體系所纏,甚至要承擔起那1%人犯錯的惡果,而犯錯者毋須受罰之餘,竟依然得享豐厚回報。[7] 因此,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孔誥烽認為,OWS的要求正是要「結束美國自80年代列根開始的金融霸權」。[8]

2011年,全美約四分之三人口,身上背負各式債務。每七個人,就有一個被債權人討債,而年輕人尤感無望,他們畢業即告失業,滿身債卻又找不到工作。貧窮比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高,每六名美國人就有一個活在貧窮線下,而青年人的貧窮比率更高,每五個就有一個,尤以西語裔青年生活最為艱苦。[9] 據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20-24歲的勞動人口,失業率達14.7%;25-34歲群組,亦有9.7%。[10] 在1400萬失業人士中,逾三成已待業一年或以上。無怪乎支持或積極投入OWS,以年輕、高學歴的青成年居多,來自中產階層的專業人士,為數亦不少。據統計顯示,超過35歲的OWS參與者,達三分一;年逾45歲則佔五分一。教育程度方面,八成擁有學士學位,當中一半更具備研究生學歴。至於收入及就業情況,三分一人正失業或已遭解僱,亦有三分一抗爭者的家庭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遠高於全國整體家庭收入中位數52,769美元。此外,三分一抗爭者拖欠信用卡或學生貸款達1,000美元。而在政治取態上,近四成表示自己不屬於任何政黨。[11]


注釋:

  1. 戴耀廷:<公民抗命:香港民主運動的大殺傷力武器>(2013年1月16日),原載於《信報》。轉載於《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戴耀廷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頁32-24。
  2. 「佔領中環」(Occupy Central)臉書專頁(瀏覽日期:2013年11月15日)
  3.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美國學者David Harvey稱為「富人復仇大計」。興起於上世紀80年代,反對國家對國內經濟的干預,主張小政府大市場,強調自由市場機制,支持利用經濟、外交壓力或是軍事介入等政治手段來打通外國市場。又推動私有化(privatization)及去規管化(deregulation),強烈反對設立最低工資、勞工集體談判權、社會主義及環境保護主義等。參考資料:http://zh.wikipedia.org/wiki/新自由主義;及許寶強:<罷工、佔中與本土運動的政經根源>,原載於《明報》(2013年4月22日)。轉載於《新浪香港新聞》網頁。
  4. 安迪.高爾:<佔領華爾街運動起源>,《我抗議 — 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及《YES》雜誌成員著,睿容譯。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43。
  5. 林茵:<佔領華爾街>(2011年10月9日),原載於《明報》,轉載於《港文集》網頁。(瀏覽日期:2013年12月6日);Paul Krugman,’Losing their immunity‘, (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0日)
  6. Stiglitz Speaks at Occupy Wall Street‘,(2011年10月3日),(瀏覽日期:2013年12月6日)
  7. 張鐵志:<從債的歴史佔領華爾街>(2013年9月19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3年12月9日)
  8. 林茵:<佔領華爾街>(2011年10月9日),原載於《明報》,轉載於《港文集》網頁。(瀏覽日期:2013年12月6日)
  9. Michael Shank, ‘Why “Occupy Wall Street" Protests? America’s High Rates of Poverty & Income Inequality‘,(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3日)
  10. 「佔領華爾街」運動預示「美國夢」已漸行漸遠>(2011年10月11日),中國新聞網。(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3日日)
  11. 參考資料:1)Colin Moynihan, ‘In “Occupy," well-educated professionals far outnumbered Jobless, Study Finds‘,(2013年1月28日);2)Ruth Milkman, Stephanie Luce and Penny Lewis, ‘Change the Subject‘,(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1日);3)智經研究中心:<佔領經濟>>(2013年4月19日),(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1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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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專訪系列﹣朱耀明牧師(下)

2014年6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續)開到水深之處
﹣專訪「和平佔中」發起人朱耀明牧師

相片來源:「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秉持良善,消解暴力挑釁

問: 面對暴力威嚇, 您有信心整個運動可以堅持「非暴力」抗爭嗎?
朱:現時「和平佔中」有一個公眾教育的功能,我們整天都在談,要這樣行動,本身需要怎樣的質素。面對「愛」字頭的人,一旦社會氣氛凝聚,愛與和平的力量匯聚起來,他們就會無所作為,力量也會消失。

舉一個化暴力於無形的簡單例子:我們經常說兩隻手掌才拍得響,為何我們會要以愛、以善的力量?其實,在香港,道理也是非常簡單的。有次我坐地鐵,到站出閘就給人踩了一腳。那人還惡人先告狀,看我的反應。當聽見我說:「對不起。」那人瞪時呆了。其實很簡單,只要你克制不爭拗,發惡的人就會變得不知所措。因此,為何我們必須相信愛和善的力量?你要化解,你唯一能夠保持的,就是這種善良,惡就變得無所作為。

問:對曾親身經歴八九六四的一代人而言,尤其擔憂中央可能動用武力。您如何評估今次中央對和平佔中的對策?尤其是動用武力方面?
朱:投身運動這麼多年,我們基督徒有一個信念:若相信公義能帶來和平的話,我執著於公義。執著公義到一個地步,一旦出現這類犧牲,仍然要接受。當然,你必須相信公義的另一方面,就是相信和平非暴力不該會帶來暴力。在和平非暴力抗爭裡,Walter Wink在《第三條路》一書中提到,南非貧民窟遭到清場。由於壯年人均外出工作,只留下婦孺,軍隊預備清場時,婦女脫下了衣服。那些軍人沒有開槍。因為他們發現,只消開槍,他們就是射殺手無寸鐵的婦孺,還能殺得下手嗎? 我們必須相信公義本身,能夠激發起人的良知,所以,相信公義,亦必然相信這種感染力,這種力量是存在的,而且會消解暴力!就如這個例子。

當你看見一班婦孺,甚麼都沒有,你射殺她們嗎?因此,這公義力量的本身,就是一方面我會堅信和平,另一方面也堅信這公義能夠感動人,使人不會動用暴力,這是我們信仰的核心,我們必須相信。否則,我們一定會「腳軟」。

公義是敲響或喚醒兩方,一邊是喚醒執政者,你正面對一個政治懸崖,你必須覺醒去處理問題。若他肯覺醒處理,就可消解問題。但另一方面,我們亦想喚起要放棄的市民:「你多走一步,多說一聲。改變自己,變得積極一點,嘗試去感染他人,促進社會。」我們都是持守著這些信念。只要這些信念成功,其實不會有暴力出現。若然暴力依然出現,即是說這個政權已經十分不堪。這是人類最大的悲劇。因此,我們強調「和平」、「非暴力」,就是要敲醒這種思維。

現在,若然政府仍動用暴力,就要面對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其實,制止一個政府施行暴力,力量是來自人民。惟社會上每個人都擁有這樣的生命質素,對公義執著,這才是唯一能制止暴力的可能性。到最後,他們射殺你,但公義在這一刻仍然是彰顯的。

政教分離,變成卸責藉口

問:你對教內的政治參與有何看法?不少牧者認為教會可以關心社會,但投入政治,則好危險。
朱:一直以來,教會並非參與政治太多,而是在整個社會建立〔過程〕裡,採取「不理」態度。我們失去影響力,正在於此。目前,「政教分離」這說法已成為我們挪開自己的社會責任的藉口。教會處身社會之中,必然有自身的社會責任。這責任~先別說”for“〔支持〕哪個政權或哪位政治領袖,我們單單從制度看,是否公平?基督徒理該很容易就檢視得到一個制度公義與否。若果不能夠,《聖經》給了我們甚麼呢?我們不是經常說,這是腳前的燈,路上的光嗎?公義是甚麼?我們不該最明白嗎?

遇上不公義的事,你會怎樣呢?好!原來一旦遇到,你就走~就在這一點上,說要「政教分離」!其實,我們是判斷得到。例如:實行普選,就沒有理由只有選舉權,沒有提名權或被選權。對我來說,這是常識!道理很簡單,不外乎公平。誰人說甚麼話,根本無關重要,重點在於那是否一個公平的制度?阿爺說了,就要問「點解」?

回到信仰, 我們不是政治工具,人是社會主體(subject)。假如一個政府不把人民視為社會主體,就完了。目前港府施政困難,正在於缺乏人民支持。你不是人民選出來的政府,你的政府並沒有人民的,才會如此虛弱。若政府有人民,你就有力量。可是,你只有689,能力何來呢?也就沒有施政能力和威信了。

就算你不看馬丁路德.金,不看辛亥革命,單單看萊比錫教會。能夠令柏林圍牆倒下,正由於教會當時開放自己,成為一個可以討論公共議題的教堂,讓人可以走在其中。最終,柏林圍牆倒下了。教會,本是最明白公義的地方,亦明白如何可以掃除不公義,這是教會最重要,亦是最敏感之處。可是,每當談到不公義,我們不去改變它,更在這關鍵時刻,說要「政教分離」。是以,我們其實並非不知道不公義存在,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否有這種勇氣!我們所欠缺的,是來自信仰的勇氣。

有次,我舉例提到馬太福音,內裡記載一位青年人來到主耶穌基督跟前,問夫子如何可以得到永生?耶穌反問:「你是否有遵守誡命?」他回答:「有。」然後,把十誡如數家珍地說出來了,說要「愛人如己」。耶穌答:「你還缺少一樣,就是把你所有的變賣,分給窮人。」此處最重要描述到公義問題。富有的人要細想,當時的人民都把全部田地押給財主。是故,耶穌才要這位年輕人走多一步,把所有都拿出來。但聽見這句話,那少年人就轉身走了。

我相信,這些經文觸動我們這世代的人極深刻感受。今天看見窮人,卻有一個區議會就說:「我們不要見到有老人家執紙皮,因為影響市容。」最近明哥派飯,就說他派飯而導致有露宿者。〔朱牧師激動得拍枱!〕有~冇~搞~錯~呀!!這一切皆涉及政府施政,需要政策幫助。只要你深入社區,就會發現那股怨憤十分真實。中產人士想離開的意願,非常強烈。每看到這一切,你會否為香港焦急呢?香港經歴數次移民潮,已出現了斷層。84年、89年、97年走了一批又一批。你會否為香港的發展而憂心呢?我,是感到憂心的。

教會角色,開放討論平台
問:這半年來,曾往訪多少教會解說「和平佔中」理念及目標?普遍得到甚麼印象?
朱: 我主要是負責連繫或行政上的工作,主要去教會分享。已有十多間,反應大多是正面積極。他們都體會到,回歸十六年來,今天身處的社會已轉變,那感受相當深刻。第一次在教會講這議題,是在一個牧師會上分享。很早之前的事了,應該是五月,在中華基督教會區聯會。當時,我主要講中華基督教會的歴史,百多年前。革命時代,香港道濟會堂發揮重要角色。

佔領是最後一步,這樣做的話, 問題在於,聚集時如何防亂。其實,「和平佔中」整個運動最重要是商討,戴耀廷說:「以商討解決紛爭」,這個,十分重要;對教會而言,也是非常需要的。以商討解決問題,是十分重要的東西。假如「和平佔中」失去這部分,就沒有了意義。它跟今時今日的抗議、瞓街,沒有分別。現在的分別在於它包含商議部分,大家在不同觀點、看法上,可以一起商討出彼此同意的東西來。我覺得,正是它的珍貴之處。

所以,我鼓勵教會,不用現在答”yes or no”,根本不需要。首先,應討論下,我們需要甚麼政制?政制本身對民生有甚麼影響?對我們今日的生活帶來甚麼影響?先討論這些問題,放開來,看看現實生活。商討日(一)的結果也出乎意料之外,抽樣找來的100人與報名參與的600人,經討論得來的結果,原來都是一樣。所以,我鼓勵教會做商討日,這是很好的事,讓弟兄姊妹有機會討論,否則他們自己也會走出去參加。而越開放討論,教會就越能夠回答弟兄姊妹所關心的問題,教牧也可以處理。

問: 您認為教會在「和平佔中」運動中,應持怎樣態度?以哪個方式參與?
朱:我知道,有個別教會領袖做商討。當我回顧1984年,尚且用一種開放態度,處理當時的政制發展,甚至提出積極的建議。因此,我個人最大心願是今日教會在社會出現巨大分歧的時候,能否可以提供一些原則?舉一個例子,很簡單,天主教教區發出緊急呼籲。這個呼籲本身能聚招許多信眾,而信眾亦可得到一些基本原則,應如何去看這件事。1984 年,香港教會同樣發出信念書,使我們知道教會該如何面對。

至於教會擔任甚麼角色,由信徒按自己的專業去選取,表達信仰及其決心。我覺得理該如此,教會應持開放討論的態度,提供平台,讓信徒可在其中表達意見,也令牧師能夠理解他們在想甚麼。有分歧不打緊,重要是可以充分討論。只要有討論,這就是避免撕裂的最好方法。所以,商討式民主的確是有助疏解紛爭。 就算在我的教會裡,有人投票給程介南,沒相干的。 OK!我唯一鼓勵人,就是投票。我也不會告訴你,我投給誰。因為要促進的,是一個制度。制度只要得到發展,就由會眾自己去選擇。所謂民主,正是如此。

問:有教牧信徒發起聯署「基督徒支持民主政改」理念書,你有何看法?
朱:這理念書跟1984年的信念書,本質亦相類似,都是談及政制發展。不過,信念書當時有較多採用教會名義聯署。今次我們三人沒有簽,因為我們的立場都非常鮮明了。但這個對我們而言,仍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支援,亦是我們的期望。我覺得教會在人民分歧最大,或最紛擾的時刻,的確有其角色,否則,我們如何可以作鹽作光?就在那些時刻。

天主教教區縱然背負很多壓力,但對我而言,他們發出的緊急呼籲,有著極為穩固的基礎。基本上,我們三人,為何要見這麼多人?連敵對團體都見?就如這呼籲所言:你要盡上你一切的辦法來溝通。我們現在的立場就是:我們要盡力去做。不管是甚麼團體,我們都會盡力去跟你溝通。這是我們基本上會守的立場。

那麼,教會的作用在哪?教會應該有基本立場,是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教會一旦發聲,亦應放諸四海而皆準。而你看到,教區的聲明有這樣的基礎在其中,內裡提到教會,提到教會的歴史,教會的立場及其看法。它給信眾的力量是能照亮前方的道路。教會發聲,根本不用說支持或反對佔中,你只需要照亮一條路。如果你今天告訴我這個政制是公平的,你不要當人民,這句話實在太難服眾,尤其出自一位傳道人之口。我們是服侍人民的。一旦我們〔教會〕離開人民,就等如一個政府沒有人民一樣。
(全文完)


編者後記:這專訪系列早於去年底進行,惟延至如今才完成面世,謹此致歉。儘管時局急變,但箇中的分享、看法與見解,相信有助我們更深入認識、了解與思考「和平佔中」發起人的初衷、關注與理念。

閱讀朱耀明牧師專訪(上)朱耀明牧師專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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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專訪系列﹣朱耀明牧師(中)

2014年6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續)開到水深之處
﹣專訪「和平佔中」發起人朱耀明牧師

相片來源:「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只願同行,沒想身分問題

問:加入成為佔中發起人前,有否評估你的支聯會身分可能會帶來的影響?
朱: 1989年6月4日凌晨,當看到傷者放在長板車推著走的畫面,又看見醫院放滿遺體,我當時作了一個禱告:「上主,我可以做些甚麼?我真的不知該作甚麼,也覺得甚麼也做不到,無辦法幫助到他們。」但一個禮拜後,有人致電我,問:「你可否照顧這些逃亡人士?」原來,你祈禱就可以,祈禱就可得著。若你問我,當時有沒有害怕?我會用一個比喻,我就像一個路人,湊巧看見一位小朋友掉進水裡,我立即伸手扶起他。這是人類最自然不過的動作,你看到有人遇溺,自然伸出援手施救。

我並沒有想到,我的身分會否對他們帶來影響。我相信,他們亦已考慮,才會提我。從1989年起,我已是支聯會常委。除支聯會外,實際上,自1984年起,我身為牧師在香港整個民主運動裡,那種參與是挺持續的。在民主路上,我長期都是這路線,包括2002年香港民主發展網絡,皆是針對政制發展。

即使到2003年,我仍然跟國內不少人士保持溝通。他們也會來港,跟我談許多問題。不過,現在我會這樣看:若以為用柔性就能夠改變這政權,我看不到這出路。每當想起劉霞,我就很難過。你看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奬,被囚在監裡,身為妻子的劉霞則被軟禁。你若對我說:「中國有自由。」尤其說:「中國有~宗~教~自~由~!?」我真的不能接受!宗教自由乃人類自由的一部分。人有自由,就有宗教自由。我覺得身為一位牧師、傳道人,就應該爭取人人都有自由。但當看見他們夫妻倆,還會相信這政權會給你自由嘛?是以,我亳不介意中國政府如何看我,直至今日,我依然覺得、也仍然堅信,殺人的政府是不可以容忍!這跟信仰有關,不單單是政治意識形態問題。這是出於信仰,殺人者怎可以執政?

劉健威在《信報》寫了一篇文章,他很少寫得「咁絕」。他以鍾祖康的著作《來生不做中國人》作引子,描述目前中國大陸的狀況。許多人賺了錢,就急不及待離開,因為水不清,食物假,若然不走,就沒生路,步向死亡。可是,剛提到的,都是人民每天要面對的、吃的、遭遇的事情。不是上了太空,辦到奧運就行呀!要是今天不再有人告訴中國政府,這樣殺人是不對的,並任由生態破壞、弄虛作假、法治崩壞,我們中國真的沒有希望了!現在,Benny〔戴耀廷〕只不過是拿著支票要求兌現而已,因她欠了付款。這個,其實是人人該做的事,要求一個政府兌現她的承諾。

因此,你提到〔支聯會〕身分,我沒有想過自己的身分。在香港持續爭取民主的朋友,在中國眼中都是一樣。說到這一點,中國政府令我經常感到極為氣憤是:立法會議員既根據你的憲法產生,論政是他們的本份,批評政府實屬法律賦予的議政範圍,你怎麼可能不讓他們回到大陸去?這政府簡直是無法無天!中央只願見建制,不肯見泛民,何解呢?根本就解釋不來。我身為爭取民主的牧者,實在無法接受這樣的事情。若說中國有宗教自由,但我每當想到劉霞,就無辦法接受。若說現在中國開放、開明,但泛民依然沒有回鄉證。今天只要你批評中國施政,你的遭遇也是一樣。

所以,當看到兩位年輕學者甘願犧牲去做這件事,我願意以我的經驗與僅有的精力,與他們同行,爭取普選,而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的願望。只要仍有機會,容我可以貢獻的話,我願意走完這一步。

敲響警號,喚醒沉睡良心
三人之中,若以社會運動經驗而論,我一定是最有經驗、最資深的。這也許是他們找我加入的原因。在我看來,以前很多運動,總是“reactive”,為回應事件而號召。但今次不同,這是一種生命力的建立、是信念的建立。在我而言,更是信心的建立。今天走出來打「和平佔中」的人,如「幫港出聲」,你可以想想究竟是我們對中央有信心?還是他們對中央有信心?我們秉持的〔信念〕,是「人尚存一點良知」。正因如此,我們才會這樣做。如果我們認為對方已完全沒有良知,你根本不能敲醒他。然而,即使是最邪惡的人也好,仍會有一點良知,讓你仍可以敲醒他。

他們說我們在要脅!我們會說:「我們在敲響警鐘!」像是海嘯來了,要吹響號,大喊:「大浪來了!你走,還是不走?」大火來了,我們敲響警鐘,你卻問:「你是否在要脅我?」卻不願醒覺。我們敲響的是警號,是你逃生的唯一警號!其實,若你不肯逃生,誰能脅迫你走呢?只不過,我有責任敲響這警號。就如建築物有防火警鐘,發生火警,你就要走。但你竟說:「你脅迫我!我不走~阿爺是不走的了。咁~等燒死~!淹沒!」

身為一位基督徒、一位牧師,一定要在這個時候敲響警號,希望能夠敲醒你的良心,告訴你這樣管治下去,是不行的了。你是否知道現在人民的聲音是甚麼?但同時,亦要敲醒其他人。過去16年,在一個政治社會裡,我們感到無奈、無力、無助,而且非常消極,包括我退休的時候,連政治制度也放下了,由其他人接力。其實整個社會已感到無望。怎樣才能夠幫助那些已經放棄或感到不能改變的人,讓他們能得到鼓勵,激發起他們的信心,帶來盼望呢?

我們是感到仍有一絲希望,才會這樣做,為這個社會帶來一點希望。但好了,你現在卻說:「阿爺話唔得!」其實,你是「睇死佢〔阿爺〕!睇得佢咁死!」實在要問,誰才是愛國?誰仍存著希望?我們只想說:「現在已很危險,已到了危險界線,而必須要處理問題。」陳健民跟馬嶽〔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也說,若再不處理,未來十年管治肯定出問題。人心散渙,無從管治。所以,這根本就是響警號。但他們卻說:「你們拿著刀脅迫。」其實,我們是在這大廈安裝防火鐘。警號響起了,你要醒過來。若不肯起來處理問題,面對的不是水淹,就是火燒。這正正是未來十年管治困難所在。然而,目前問題真的那樣難解決嗎?只要肯談2017方案,大家就可以聚焦。

渴求公義,信徒畢生使命

問:在商討日(一),不少組別成員都有過半數是信徒,您如何理解這種現象? 是覺醒?還是大浪淹至,不能迴避?
朱:當我們開展這行動,賦予它的名稱為「愛與和平」,我們三人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香港,「瞓街」不是由我們開始,甚至「公民抗命」亦非從我們開始。現在有很多人都做,並且被逮捕。單是2012年,就有440人因示威而被捕。

當時我在想,如何能夠令這個運動”simple”〔簡單〕?你現在也看到這運動的意念其實很簡單,就是2017。很多人問我們,為甚麼不說說其他呢?正由於我們的目標確是這樣簡單,2017兌現承諾。另一方面,〔這運動〕也是十分純潔,即沒有利益可言。於我,更希望它是”holy”〔神聖〕。當然,對非宗教界人士來說,”holy”的理解跟我們不一樣。我的心願,是很想藉此把它與其他社會運動區分開來,那分別就在於「有愛、有和平」的元素。

大家都是仿效馬丁路德.金的模式。當他處理平權時,他如何「愛你的仇敵」、「愛反對你的人」,用這樣的愛去處理社會運動。而當時領導的牧師亦呼籲群眾要愛那些來拘捕你的人。過去十六年以來,尤其是近年,我們看到許多語言暴力,我們很想這個運動跟那些區分。我們要心懷愛意。因此,我們選址在教堂開始,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們願意有十字架的精神,我們願意去承擔這責任。我們無意製造混亂或傷害。現在仍有時間,我們就要準備參與者,培育他們有這種愛與和平的心志。所以,我們願意從教堂開始。

同時,我們認為這亦是一個公民覺醒運動。教會作為公民社會的一份子,她同樣面對社會上的問題。今天你面對這個沒有管治能力,無誠信的政府,我不再相信香港現在是樂土!其實,現在有很多人計劃走,最熱門是走去台灣,不用爭取雙普選,因為那裡已有雙普選。若你現在告訴我,香港是樂土,你就是無視那貧富懸殊的問題,無視基層生活的困難,百萬計家庭活在貧窮線下。這樣的香港,怎會是樂土呢?實在難以接受。公安條例、還原惡法,今天連廉潔的政府也沒有了。ICAC的腐化,不正為今日香港的腐化敲響警號嗎?相比以前,我們已經失落了許多、倒退了許多。我看歴史上社會最黑暗的時候,教會正是黑暗的亮光。

教會經常提到犧牲,亦講求服務他人,這種精神本就存在。信徒若肯參與,那顆守護的心的確較強;而非暴力與公民抗命本身,正是帶有犧牲精神,信徒理該更加明白。故此,我不明白現在某些牧師的說法。

甘願犧牲,顯彰十架精神
程翔在一篇文章裡,提到萊比錫尼古拉斯教會的富勒牧師(Pastor Christian Führer)用「登山寶訓」作為祈禱會的開始。為何要用「登山寶訓」? 其實,「登山寶訓」影響了世世代代的人,影響甘地,亦影響馬丁路德.金,甚至後來的萊比錫教會。他們都從「登山寶訓」裡學習那堅忍的力量,學習如何和平、非暴力。這一切,我們都深刻體會,至自己甘願承受刑責。我們不是要衝擊法律。我們知道要犯這個法,但我們犯這法是要彰顯這不公義的制度。所以,我們不會逃離現場,我們願意自首,承擔刑責。我們期望以這態度,一點犧牲,感動人心,爭取2017普選。

一個基督徒本身對公義的渴求,以及渴求公義的彰顯,可說是信徒一生的使命。我們一生所要追求的,正是公義的實踐。當我們祈求上帝的國降臨,在地若天時,其實是渴望上帝公義臨在。我們今日欠缺的,正是那份勇敢、勇氣去祈求這公義的彰顯。然而,公義彰顯,往往必先經過自我犧牲,包括舊約先知,也包括耶穌基督,還有祂的門徒、歴史上的先賢先聖。我們經常說,今天的教會是由使徒的血所造成。就算宣教士遠赴中國傳教,他們都是帶著犧牲的,包括了家庭生活。

若渴慕上帝的國降臨,在地若天的時候,我們今天就要緊守崗位;若渴望上帝公義實現的話,我們該怎樣做,才能夠像昔日的萊比錫教會或如程翔先生所言:教會與街道結合,而不是與皇宮結合呢?固然,每個人走的路不一樣。昔日有教會在富麗華酒店擺福音午餐,fine,無問題!我並非否定中環的教會,但中環的教會亦要體會到中下階層的教會,我們不用在富麗華酒店擺,因為我們是不一樣的。回歸16年,我們試撫心自問,在一般人心目中,教會正離開他們,因為我們已不再與基層的人或現實生活的人走在一起,以致我們的聲音,他們聽不見,又或是我們沒有聲音能夠傳達到他們當中。

我經常說,教會作為整體,將來最重要是會眾。現在,牧師和會眾的分歧要比牧師之間的分歧大。而我最關注是牧師和會眾的分歧。看!現時許多活動,基督徒都以個人的身分參與。你關上門,不去談,其實現在的會眾可以不用再跟你談,他們已有其他團體。就如菜園村,亦是由數個信徒做起。最終,就是牧師與會眾的分歧,會眾已在參與,為甚麼你會感覺嘩然呢?在網絡上,可以看到許多信徒已在做、正在參與。

我看,將來是會眾的力量去改變。我們經常以為由上而下,可以改變。實際上,將來的改變方式,由會眾幫助牧師去理解這運動是甚麼。因為會眾的日常生活、工作地點、友伴,以致所要面對的困難,都可能比我們身為牧師的了解得更深。而「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這個社會運動本身,其實也是期望使每個公民覺醒。會眾覺醒,對牧者而言,也是一個覺醒。

在這幾個月,我自己也學會很多。事實上,我已很少走上街頭論壇。年青的時候還會,那時是我的工作,會日灑雨淋。不過,這次看到很多人渴望香港改變,要有制度的轉變。他們覺得回歸這16年來,近年的政治日趨墮落,年青人感到無前途。每當聽見他們的聲音與渴望改變的心,就深受鼓舞和激勵。對我而言,這是另一個成長。(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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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專訪系列﹣朱耀明牧師(上)

2014年6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開到水深之處
﹣專訪「和平佔中」發起人朱耀明牧師

登過高山,民主路遙修遠

問:商討日(一),您提到自己是個「登過高山的人」 ,回憶起爭取民主路30年。而看到當日場面,您表示相信2017年可實行特首普選,並說:「佔中力量有多大,視乎大家決心有多大。」運動發展至今,您是否依然抱持這樣的信心?
朱: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 爭取民主的路已是太漫長!當我們再三聽到「循序漸進」,說「影響經濟」、「影響社會」等說話,真的很厭悶!30年前反對民主普選的人,跟30年後的今天,基本上沒啥改變。2003年,我們出版了一本名為《民主十問》的小書,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今日重溫,依舊是那堆老問題!

最近有不少牧師討論普選是否「寧丹妙藥」。回想自己的經驗,我於1974年來到柴灣牧養教會,與居民一起爭取改善民生及教育等問題。當時,這裡全是平房區及徙置區,六成半居民是勞工階層,居於狹小環境之中,寒冬怕火災,夏天怕水災。他們正是當時教會需要牧養的對象。因此,早期來到柴灣的牧者皆十分關心這個社區的發展,包括教育、房屋、醫療及勞工問題。而打從60年代開始,循道衛理愛華村堂已開展許多工作。我跟盧龍光牧師就是為了這社區,爭取興建東區走廊。然而,自1982年起,我們發現要面對的不僅是柴灣社區的問題,而是香港前途問題。當時社會變得動盪不安,我獲邀參與政制檢討及未來發展。1986年,高山大會舉行,我是其中一個宗教代表,當時還包括盧龍光牧師、郭乃弘牧師及夏其龍神父,期望爭取1988年立法局實施普選。

從1982年中英談判到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其實整個80年代下來,給香港留下極深的傷痕。這裡六百幾萬人,無法為自己的前途問題發聲,更不能表達異議。對上一代人來說,這事怎不叫人傷感!為何不能夠、也沒機會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的前途、政治或社會制度而發聲?我們像是物件(object)而非主體(subject),我們被討論該如何被處置!若我們說,基督宗教信仰認為,人就是社會的主體。那麼,你自必深刻體會,當時這六百多萬港人並非社會的主體,我們這一代人都深有所感。

那個時候,社會燥動,能夠離開的,都選擇離開。留下的,是大多數。大家心裡都問:「香港人怎麼辦呢?」說老實話,我們懼怕前途問題,怕的正是共產政權。只不過,當時大家都掩著不說罷了。你以為教會不怕嗎?教會也擔心二樓教會有可能被取締呀,於是行小組模式,用心背誦聖經,為怕將來或者無聖經可讀。由此可見,大家都活在惶恐之中,即或是教會,也在恐懼裡面。大家當時都在想,如何能抵禦?如何能夠捍衛法治?惟有讓人民當家作主,創建民主政制,這是我們都明白的。故此,當時已呼喊「還政於民」的口號,要求有普選出來的政府。

回望那年代,教會熱烈參與。畢竟當時政治尚算穩定。1984年,教會提出《信念書》,是當時教會的重要文獻,告訴信眾如何看當時的社會發展,宣認上帝就是我們歴史的主宰,以致我們能建立起信心。我們對當時政治及社會制度存著寄望,期望有一個向人民負責的政府,實行普選,甚至是香港人有權起草《基本法》。那時還有文件提到不能忽視沉默大多數的利益,要實施全民退休保障,其實這訴求早於1984年已提出。

其後,我捲進去爭取八八直選。 當時既談判,亦搞聯署,也在維園集會,希望能夠有直選。因參與民促會〔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曾與華叔〔司徒華〕兩次上京。第一次是1987年,到港澳辦見李後先生〔當時港澳辦主任〕,談香港政制發展。第二次是1988年,見魯平。儘管那時會談看來沒甚麼進展,但氣氛卻相當好,並非現時般惡劣。

問:當時領導人持甚麼態度?信任度強嗎?
朱: 強!彼此並非敵對。討論問題時,不是你死我活,談的是我們期望政制可以怎樣發展,也會聆聽他們的意見,會談氣氛實在良好。基本上是開放討論,當然他們有自己的立場,但那氣氛是大家可以談,可以表達。

但回歸16年來,整個香港的政制發展、人權和法治,皆在倒退。回歸前,政府推出新法案,會主動來電聽取教會意見,溝通沒多大隔膜。 若以回歸為界,我最感到唏噓的是,教會或一般市民跟政府的溝通,已今非昔比。要說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1997年「還原惡法」。前港督衛奕信早於 1991年簽署了「人權法案」,凡有違人權法的「社團條例」與「公安條例」均被取消。然而,在回歸前夕,在1997年5月,有一群大學生往見梁愛詩,為還原惡法一事,前去討論,當時我也在場。會面後,還記得從那憧大廈走出來的情景。我看著面前的維港景色,深感唏噓。1991年努力爭取人權法得到落實,但原來回歸是一切重來的起點。如是,回歸後,人權究竟向前進?還是向後退呢?答案十分明顯。

回歸後,分組點票把立法會的功能廢掉,議會根本已不能再反映民意。政府只需掌握少量票,就能夠控制整個立法會。後來,臨時立法會廢除集體談判權,又是一大倒退。目前選舉採用的比例代表制以及分組點票,其後再廢除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這一切舉措都在回歸後發生。人權及民主,大大倒退。我們是在力抗倒退,遠多於感到向前進步。你現在跟我們這些人說:「坐下來談談吧,還有機會的。」你說甚麼?!我們原有的東西,你剝奪了。你看原有的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區議會,本已是普選產生,現在全都沒了!即使你重新委任,兩個市政局已沒有了。分組點票亦如是,而我最痛恨的,就是這個,廢掉了整個立法會的功能!

對我們而言,1988年雖然沒有直選,但1991年有,1995年也有。而我跟夏其龍神父想法類同,就是認為宗教界人士應該淡出這種政制發展,由政黨及政府推動,走向全面普選。況且《基本法》亦提到07及08年特首及立法會的選舉方法是可以改變的,令人盼望是朝著那方向走的。誰料到當局透過各種方式,釋法又好,怎麼也好,久不久就截一次,使香港民主政制發展〔受阻〕。其實,大家都知道分組點票廢掉立法會後,觸發不少問題出現,例如政黨間的競爭,民間團體對政黨的不信任等。如此下去,怎樣能夠擴大民主力量呢?

2001年至2004年間,司徒華先生、李柱銘先生,夏其龍神父和我一起商議,是否需要「再上高山」?意思是可否再發展一次民主運動?因為過去爭取到地區直選,但到了議會,民意卻原來無法上達,連施政亦不符合人民心願。我們在想,該做些甚麼呢?那時,看見《基本法》提及07年及08年選舉方法是可以改變的。因此,我們在2005年組成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幾乎全港對政治、憲法有興趣的學者都聚在一起,為07及08做好一個方案,推動民主發展進程。我們用了年多時間,工作至夜深,期望研究到一個方案,供政府參考或發展。

那時候,我們很天真的,因《基本法》的承諾,我們就認真地去做。很不幸,2004年4月6日人大釋法了。其實,當時我們已做好方案,原預備於4月21日出爐。結果,07、08就沒有了。事實上,爭取民主的路非常崎嶇。倘若我們等待執政者賜予,往往到了最後,這權利也只會被褫奪。明顯地,07、08因釋法而無法再發展。可是,這是中央寫下來的承諾呀!

深受觸動,願同赴水深處

問:你第一次聽戴耀廷這建議,有甚麼看法或感受?
朱:2010年1月,我從主任牧師崗位退下來,原想寫書。一本是講八九民運,另一本則期望透過我的小故事,激勵一些年輕牧者或信徒參與社會。其實,個人自傳本來沒甚麼好寫的。或許,獨特之處惟在於社會與我個人歴史的交融過程,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八九民運、九七回歸,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經歴。

2004年人大釋法後,一班學者和我穿上了黑衣,召開記招,宣告香港民主已死。香港政府竟然可以要求中央釋法!中央亦可以「唔聲唔聲」,又來一次釋法!當時深感再沒有甚麼可以做了。香港人對民主和法治,既感無奈,亦很無助。這種氣氛自回歸16年以來,日益漫延。當時,我覺得完了。到2005年,香港民主發展網絡亦凍結了。其後,雖然有終極普選聯盟接力,但卻給人罵得很厲害。到現在就有真普聯。所以,「民主已死!」自2004年已開始講。記者常問:「還有甚麼可做呢?」我答:「其實除了公民抗命,已沒有甚麼可做了!」但大家沒想過該如何實行,直至1月16日刊登戴耀廷那篇文章。

起初,我不為意的。畢竟這數年下來的退休生活,集中寫書,弄孫為樂,陪著我的兩個孫兒,太好玩,好開心。我覺得,民主政制已沒甚麼辦法可以發展。若真普聯要做,就由他們接力去做。我,已經退休了。當時,〔聽聞〕有兩個選擇,當然也不知道是真還是假,我只是從報章上得知。原來真普聯成立時,曾想找陳〔健民〕教授做召集人,我做副召集人。但我亦是從報章上看到,戴耀廷被問及由誰出來帶領這運動,他答:「陳健民啦,朱耀明啦。」

由於我跟陳健民稔熟,他早於1982年已在柴循〔柴灣循道衛理愛華村堂〕,後來我們還一齊從事愛滋病工作。於是,我致電他:「喂,戴耀廷提了你和我個名喎。公民抗命,點呀?」當時陳健民答:「牧師,我現在身處巴黎。」我說:「咁點呀?真普聯亦提了我個名。戴耀廷亦提了。」他說:「你,公民抗命啦。等我回來再同你傾。」這樣,我答應做「和平佔中」的工作。三月,我們開會見面。由提出到會面傾談,按我對他們的認識,並想到這兩位年輕學者都願意投身,甘願違法達義,他們這樣做對我有莫大的感染力。自己身為長者,我願意陪他們走這一段路。

問:家人對你參與有何意見?
朱:支持的!其實,我真的很想湊孫,兩個孫兒很好玩呀,一個七歲,一個三歲。現在,真的很少時間可以陪伴他們。每次想起他們~呀!~我的時間完全都顛覆了。他們整天都問我:「甚麼時候來啊?」

問:再走上街頭,最難是甚麼?最大的改變又是甚麼?
朱:體力!最難是體力,這是最大挑戰。

這些日子,我們都經歴好多艱難,被攻擊,遇挫折,有時我會用手機發送一些聖經金句,或為他們禱告。我是因為參與這次運動才學會用whatsapp,其實退休前已不再碰電腦。但今年四月後,要開設電郵帳戶,又要用whatsapp,於是立即要更換智能手機,是陳健民送的。哈~以前我用$24月費,現在卻要$270。所以,對我人生最大的改變就是$24月費用到$270。(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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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專訪系列﹣陳健民(下)

2014年6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續)活在時代,也超越時代
﹣專訪「和平佔中」發起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

犯法就是不好,信徒、非信徒看法相近

問:朱耀明牧師曾說,基督徒本該更明白「公民抗命」的精神。觀乎基督教內的討論和爭議,你有何看法?
陳:最近看練乙錚的文章,知道信徒間在爭議:「耶穌當時是否都有犯罪呢?是否觸犯法律呢?」我想,不少信徒沒有把耶穌以至整套宗教信仰,放回當時的歴史環境、政治環境中去理解,純粹抽空宗教部分來討論。

回望馬丁路德改教時期,抗議當時的羅馬天主教會;或追溯至耶穌在世,當地政府要除之而後快,是基於其政治影響力,亦觸犯了公安條例,牽動群眾聚集,同時感到這新興宗教帶來威脅。因此,傳統及主流教會恨你,政權亦恨你。然而,我不覺得基督徒走回這場景中,理解耶穌所做的事。

我並不覺得信徒或教會在這事上,特別先進。 至今為止,我覺得信徒跟許多普通市民一樣,覺得犯法就是不好。你問我,我會覺得好驚訝!基督徒不是應該有一個更高的標準,可以超越法律嗎?但我發覺原來不是﹣﹣至少在我遇到的基督徒裡,並不如此!信徒與非信徒的分別不大,當中有許多保守的人,有牧師指責你,犯法就一定不行,會逐出教會。

誠然,基督教本身有不同宗派,各有interpretation〔演繹〕,或許這正是基督教可愛的地方,並非統一,極之多元。但可惜的是,不見合一,只見分裂。有些極超越,有些極其保守,看法紛紜,沒法讓人看到一個合一而又具超越性的立場。我暫時仍未看到基督教的主流裡,理解到「公民抗命」或在法律上有更高的道德標準。對他們而言,「順服掌權者」及 「掌權者所制定的法律,就已經不能破壞」,是有聖經根據。故此,更加不會去想是可以超越現存法律,有更高的律令或道德標準。

反觀天主教,他們的緊急呼籲是一個很先進的聲明。這能夠代表多少天主教徒?我並不知道,但至少天主教會發出這正式聲明,作為教會整體、非常嚴肅的決定。我相信,會對不少信徒帶來影響。儘管教會處於不同階段,有不同聲音,表達亦有所不同,時而開放,時而保守,這跟教會內的dynamic〔動態〕有關。但從文本而論,這聲明已是很開放。起碼教會的獨特立場沒受到世上法律所束縛,明白是可以超越這一切。當用盡一切方法,包括對話及所有合法手段,仍無所作為時,可以此方式爭取民主。這聲明至少讓你知道,是可以做這件事,套用它的話,這件事是「犯刑法,但不犯罪。」這是一種更超越的看法。

即使我不是基督徒,坦白講,我也不會叫自己做基督徒,儘管已受過洗!但我會說自己是有信仰的人。對我來說,宗教信仰是十分重要。這樣一件重大的事情上,當然不一定要正面說:「我支持你。」但宗教至少不應為世上的律法所束縛,就算對民主或對某些事沒有統一判斷,總要有一種超越現世的標準。

戴耀廷是devoted Christian〔委身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有期望,我沒有和他談過,但我們都覺得,在這運動裡,信仰的支撐十分重要,它的內涵是和平,所面對許多艱難、風險和打壓極大。能否應付各方面的需求?不是自己的手所能做到,而要放在上帝手裡。我們都說:「盡人事後,事情就交給上帝。」每一次我們開會,必是祈禱開始。如果沒有宗教精神支撐,是很難的。

他經常說:「我現在明白甚麼叫做『恆切禱告』。」(”I am always in praying mood.”)保羅說「要恆切禱告」的感覺,他說如今整天都在禱告的mood裡。儘管我不會這樣說,但也覺得,我其實也是一樣,深深感到這件事非人力可以完成,不是憑我們三人之力能完成,要上天保守才成。連我~都強烈有這種感覺。

關社論政,教內的兩極現象

問:第一個商討日所見,基督宗教信徒所佔的比例相當高,你如何理解這現象?
陳:多年來都觀察到這現象。不論是社會運動或政治參與,信徒比例很高。我記得,100萬人簽名反對大亞灣核電廠,查看他們的宗教信仰,就發現:「咦,信徒比例好高啊!」這反映教會內有兩批人,處於兩極。一是極保守,另一批卻可能很開放,非常關心社會。但我想,這兩類人都不多,中間大部分都是不大理會,信仰是privatized〔私人化〕。

不過,在關注公義問題或社會事件上,那批基督徒成為了社會運動或民主運動群眾內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絕對數字而言,這批人是十分重要的,是critical mass〔關鍵多數〕。我們難以想像社會上全民動員,但總需要有足夠人數,才產生足夠的影響力。故尤其需要一群非常委身,而且是無私地委身的人。這時就會發覺,許多願意付上時間和精力、無私地去做某件事的人,都是擁有強烈信念,而宗教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無怪乎,不論是馬丁路德.金或甘地,均是擁有強烈宗教信念的人,而影響整個運動。

因此,這現象可說是一直存在,但人數有否擴大?我不知道,沒有數據。這麼多年來,的確有一撮持基督信仰的人,非常關注公義問題,認為公義與憐愛不能分割。就如我們提出的愛與和平。愛社會,即憐憫,你自會找尋造成今天人心不安或痛苦的因素、制度的根源,又或社會矛盾。你會發現,公義和憐憫是不可分割。如你看見社會制度出現問題,造成了今天的社會矛盾,並期望去化解的話,除了在個人層面減少爭論以外,還會檢視制度本身。

當然,亦有人覺得要捐錢關注弱小,但同時覺得自己不應該參與政治。只要參與政治,就會話你「政教不分」。不認識基督教的人,經常說「宗教干政」,那完全不理解整個西方背景。以前提到「政教合一」,是手指教廷控制政治,皇權乃從神權而來。到政權要脫離,跟宗教分開,政教分離,不可合一,並不代表教會從此就不用關心政治,只是你不能再控制政治而已。政治有本身的權力來源,尤其是民主發展以後,權力乃來自人民。

可是,這種不理解,不僅是宗教以外的人不理解,連身在其中的信徒也不理解,覺得不應該去理會政治上的事。

是意識覺醒?還是無法避席?

問:但「佔中」似乎令不少堂會開始有關政治方面討論,你認同嗎?
陳:邀請我們的教會,一般都是較為開放的,即她們本身已有一定傾向,牧者本身亦對這等問題持較開放態度。參與的會眾,各類型都有。有些持懷疑態度,不同意亦有。但能辦這類活動的堂會,都已經是較為開放,例如循道衛理。

故此,我經常問:主流是怎樣?我不知道,而我亦不會用這類sample〔樣本〕去講教會是怎麼樣。只是,以我個人的觀察,教會是很私人化,對政治是不敏感,也不了解。我相信,這是主流。至於持強烈意見支持或反對佔中者,我想,都是少數。絕大部分,其實是抽離。依我的觀察,當代基督教,尤以香港這處境,令他們缺乏爭取民主的動力,以至發展保守勢力,是非常有可能。因你會看到,宗教已退到私人層面裡。一個學生考高校或DSC時,成績不好,考試時會祈求上帝幫助,會想:「上帝是否在試驗我?」「考驗我信心?」等等。在生活裡極微小的事上,他認為上帝在干預,經常尋求上帝的旨意。

然而,當面對重大的歴史事件,卻不會這樣尋問!例如不會問:「為何會選出梁振英?」「為何會發生反國教事件?」「上帝在其中有何心意?」教會,極少尋問宏觀的事。這的確不是基督教的傳統。

但你看舊約,守望台上的先知,不斷在問:「為何會遭外邦人屠殺我城的人?」煩到上帝禁不止回答:「我有黃雀在後,會清理這些外邦人。」先知是不斷在歴史事件上尋問上帝的心意及計劃。如今,你看我們現代的信仰,基本上沒有人、也不會從宏觀角度尋問:「究竟上帝有甚麼心意在其中?」一條法令、一個制度、一件歴史的事件、一件政治事件,你不會問上帝有甚麼心意。上帝只是屬於你的會考、是你戀愛時的宗教、是你戀愛時的上帝。分手呀、被逼與男朋友分開等事,就不斷尋求上帝的旨意。上帝只管你的感情,卻不管大事。

於是,每個人回到教會裡,講道的內容、弟兄姊妹的交流,絕大部分就是圍繞生活上,最私人又最私隱的部分,是你認為上帝最關注的部分,把上帝放到這個箱子裡。這樣的宗教形態,一旦遇上重大的歴史性事件,回應就變得軟弱或分裂。這樣極其正常!因為,這已是很多年的事了。我上教會多年,但自1983年起,再沒有返。30年過去,我還以為30年來會有些變化。

這樣的話,我覺得十分可惜。過去30年,是我們稱為第三波的民主浪潮,宗教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但主要是天主教會。天主教自60年代中,舉行第二次梵蒂崗會議或大公會議後,做了一個決定,而這決定是影響全球天主教會跟政府的關係。那訓令十分清楚,令天主教徹底改變了。尤其在南美洲,以往天主教為了保護自己猶如國教的地位,而願意跟專制政府妥協,或是採取「隱含的共識」,即我不犯你,你不犯我,只要你讓我自由傳道,我就不理會你的政權。所以,教會與政權如同隔絕。明明政權進行許多違反信仰的事,你為了「保護教會」而與之割裂。其實,這怎麼可能?

60年代中期以後,天主教會看法有所改變,認為毋須維持絕對國教地位,反而覺得有宗教自由,環境亦算符合聖經要求,有一個更自由的社會﹣﹣民主正好有能力保護自由社會,故對民主採取正面態度。這一改變,令天主教會過去卅年在全球各地扮演起重要的角色,如東歐、菲律賓及美洲等。

至於基督教,可能大家覺得第一波民主浪潮(即歐洲等地)已建立起不少基督教國家。於是,輪到了保守的天主教。至於那些基督教國家,既已民主化,基督教會不用再思考如何挑戰或抗衡政權。對天主教而言,其神學思考跟基督教很不一樣,因尚有許多專制國家是天主教國家,迫使他們不斷思考這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跟一個專制政權相處?」

問:雖說曾到訪分享的教會,都持較開放態度。但今次尤其提到「愛」與「和平」,要自我犧牲,爭取平等價值,使教會不能再迴避或避席?
陳: 數十年以來,講民主也講了很長日子,很少教會邀請我們分享。直至提出「公民抗命」,引發起討論。周融說得對,我們講「公民抗命」,背後確實有一個精神層面,講愛與和平,對一些有信仰的人來說,的確引發他們更深刻地關注。當有人走出來,說要自我犧牲,我可以說,那根本就是基督精神。十年以來,我們不斷說,需要民主!但從來沒有試過,有教會邀請去分享爭取民主的事。所以,手法本身亦產生起一種宗教的力量,是一種spiritual精神層面的力量。

但正因如此〔無法迴避〕,才招致「反彈」﹣﹣當發覺被「兜口兜面」敲問信仰,而我們開始時又選擇在教堂裡召開記招,在在敲問每位信徒。 是呀,要make sure〔確保〕十字架在中間,並make sure這樣做。當年波蘭,華理沙在團結工會時,亦如此行,每次都選擇有十字架在自己身後,悄悄告訴人們,天主教會在背後推動出力,一起同行。所以,我們亦有抱持相同精神﹣﹣ 那種宗教精神很重要,起碼對有信仰的人來說,這是一項挑戰。當然,我們無法預知結果,但這是值得鼓舞。

但香港的基督教會是否跟我們同行這路呢?我們不知道,這不過是我們的希望!信仰太私人化,把基督教所有價值都規範在私人生活領域。在私人生活裡,可能有很多指導性,如何有愛心等等;但對公共生活,則起不到指導作用。故此,值得藉此議題,重新反思信仰的relevancy〔關聯〕在哪裡。

至於天主教會所發出的聲明,給我們極大鼓舞,令我們有一起同行之感。我們明白,天主教會亦背負著極大包袱。故他們能夠做到〔聲明〕,已殊不簡單!至於基督教會, 一如所料,〔看法〕一定是分裂,但起碼引發更多關注,對我們而言,亦是一種鼓舞,比對起過往30年,起碼不再冷漠,有更多人問你,邀請你分享。若從這方面看,已是一個進步!我經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將命運交給上天的人,盡力去做;然後,結果由上天負責。

問:社會的對立,在教會亦有出現,你是否有這樣的觀察?主流會否因激進群體,而移向更保守?
陳:這30年多了一些激進人士走了出來,有時候會衝擊傳統教會。但他們人數極少,亦不易引起主流信徒的支持。至於會否因更激進而移向更保守?有可能。

教會整體是否移向更關心社會?我沒有數據,並不是研究這方面,亦沒有返教會。依觀察所見,這三十年越走向私人化,社關方面不見得有進步。坦白講,例如突破,當年我覺得走得很前,甚至可以說是社會運動。在基督教裡,是一股清新之泉。他們關心社會,不止於靈命討論,而是會探討信仰如何在社會之中實踐,所以才提倡簡樸生活,以基督教價值介入生活。 講抗衡文化,反主流文化,逆潮流,正因社會走向富裕,講物質。

但後來,蔡元雲搞運動,又為董建華祈禱、全城祈禱等,差不多完全進入建制裡面。如此,批判力幾近已失殆盡。直至最近,才像是走進了另一個新階段。他們似乎重拾昔日的根源。然而,突破今時今日能在教會產生的影響力,跟過去已大不同了!當年的突破,不止介入社會,甚至與社會抗衡,你可以說是一種溫柔的對抗,不是劇烈的。所宣告、所尋找的,跟社會不一樣。正是如此,才能呈現其超越性。而宗教正正是超越。

退守私人領域,無力回應社會

問:當年是因甚麼事,觸動你不想再返教會?
陳:有兩個層次。一個是社會層次;另一是宗教的。先講第一個層次,我當時返或觀察到的教會,就像今天一樣,完全把耶穌基督收在一個極私人的世界裡。而我正關心社會上許多不公義的事,卻覺得教會的回應十分軟弱。對我來說,這樣的宗教缺乏了生命力,它只能夠回應你生活上的事。我覺得,身為基督徒,有一些事,是你能超越一般人所關懷的,例如公義等。但卻發覺教會內,這樣的人不多。我以前的教會是一間木屋區教會,不少人從老遠回來聚會,但週邊鄰舍則少有參與。她不是一間開放的教會,服侍最近的鄰舍。譬如聖誔報佳音,會乘車到不同教友家去,卻不會在自己所處的社區報佳音。置身木屋區內,卻不斷往區外跑。

當時,我是團契團長來,問可否在區內報佳音,而不是搭車去XX道或XX路。我看見那種宗教與生活,只停留在信徒的私人生活中,對整個社會的整合力、回應能力很低。於我而言,關心到社會上許多問題,這樣的宗教沒有吸引力,亦缺乏生命力。

另一方面,則涉及思想上的問題。我以為在教會裡,有不少東西是可以辯論一下。譬如說,聖經內每個字都是上帝啟示嗎?我覺得,會否在其中滲雜了人對上帝的理解?對於這些基本問題,我在思考,也想討論。但我卻發現,教會原來不是一個給你爭論的地方。那裡,其實有一群人只想在裡面尋求安全感。他們對這人生,這世界感到迷惘,因此,想來到這地方安靜。這個想法,我是理解的。對許多人而言,他們尋找可安竭的水邊、一個大佬。我們這群羊,只想找個牧養人,安安靜靜在水邊,你不要問太多問題。所以,我覺得自己是一隻黑羊,因我提了許許多多問題,令教友以至牧師都感到不自在。

於是,我發覺原來此處是尋找安全感的地方,而不是一個思辯討論、尋找真理的地方。我不會說,那些不重要,但卻滿足不到我﹣﹣當時作為一個年青人,第一,我有社會關懷;第二,我還有許多關乎真理的問題,不明所以地就接受基督教所提供的答案。那時,我有修讀崇基神學院科目,反而覺得comfortable。我可以跟李熾昌討論,噢!原來聖經可以有這麼多版本;噢!原來抄寫和翻譯聖經可以有這樣的錯誤,或跳了一句,或看不見。這都豐富了我去看聖經。神學院裡,可以較理性的討論和思辨。

當然,我不會把某些教會或某些神學院,代表了整個信仰。當我來到歐洲,進到一家很寧靜的教堂,沒有人說話就更好。我會發覺,我需要有點時間在裡面安靜,我有spiritual dimension〔靈性層面〕。對於教會,有部分問題,我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滿足到我這類人。況且,不少問題上,我更覺得不應該過分絕對化。

超越現世所囿,信仰才有力量

訪問當中,你不斷提到「超越」,佔中一事又令你超越了甚麼?
陳:〔超越〕好重要啊!就算我看自己身為一個社會學家,亦經常要求學生學習「超越」。我們經常提到debunking〔破解〕,就是要破解大家現在所接受的世界。我們覺得,在這時代裡生活,許多事物是想當然地對的。但五年、十年後回望,你會發現,原來當時有些東西是很野蠻。你會嘲笑自己。

就如我聽馬丁路德.金,看他的書,那是上世紀、50年前的事。他爭取平權,與他同時代的優秀牧師,都叫他「回去吧」,聖誕臨近了,不要破壞和諧寧靜。那封信〔<伯明翰獄中書信>〕令我印象猶深。他們認為,上帝是接受種族不平等,若非如此,又怎會造黑人、白人呢。如果上帝接受種族平等,祂會創造全部是黑人或全是白人。

今時今日,當你回看那時代,你會發現當代人是無法超脫當代。不僅無法超越,而且深覺合理,人就是要不平等。以前是奴隸,現在已不用受鞭打。我們就這樣生活。不可投票,就不投票吧;讓位嗎,就讓出來吧。他們會覺得「這已經很好。」始終無法超越時代。我們現在回看,就會覺得當代人為時代所困。

我作為社會學家,經常教導學生,不要把這時代裡的價值、規範、法律視為金科玉律,不能改變。有日回望,你就會嘲笑往昔的自己。今日,我們嘲笑50年前的教牧寫給馬丁路德.金的信函。50年後,亦將有人嘲笑香港:膚色相同,卻做二等公民,只有少數人才可以選自己的領袖;你也可以制定法律,但制定過程不只在立法會裡,特首或政府其實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大部分法案都不是立法會提出,乃是政府提交立法會審議。特首對法律的影響甚大,而制定出來的法律,我們卻要遵守。法律源頭不是來自人民授權的政府,但我們每個人都認為這樣的制度合理。然而,為何一個我沒有授權的人,卻可以制定規則來綁住我呢?沒得我同意,你不能綁我。這種超越,我都要求我的學生要有。你要離開身處的時代,面對那些公認是對的規範或法律,嘗試超越它們, 重新再想一想。我相信,50年後回看,一定會嘲笑我們今時今日的懦弱,竟可接受這些東西。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也會講「超越」;作為宗教,每天祈禱的時候,是向超越世上所有力量的禱告溝通,所遵循的價值是並非世上的價值,最好的事物都在天上,八福裡提及的都是天上。但我覺得,不少信徒跟沒有信仰的人,分別不大。大家只緊張自己的學業成績,緊張收入。我看不見生活方式,有任何「超越」存在。如果是這樣,不斷向一位超越的上帝禱告,或所讀的一切,似乎都是沒有意義。教會若不能做到「超越」,就失去了生命力,被世界同化,這跟當時的法利賽人有甚麼分別?若〔宗教〕令人暫時不感到痛苦,攫取安全感,或片刻的平安,真的成為了人民的鴉片。

佔中以後,退與留的三個想像

問:可有想像過佔中以後的生活?
陳:都經常想像!要看scenario〔情況〕,由最壞想到最好。

最壞,即發生了悲劇,暴力清場,發生流血事件,這將是我最難去面對的處境。這可能……要視乎社會怎樣看。發生這樣的事,責任何在?如果大家都認為這是政府造成,跟大家覺得是我們促成,兩者有極大差別。

如果覺得是我們造成,那麼我們只能夠謝罪,從此消失於公共領域之中,因為社會不能理解。如果認為是政府責任,則社會對我們會有期望,需要繼續去討回公道。那麼,我們一生也不能放下這件事,要繼續捲入其中。這是最壞的scenario,或則你完全遭社會唾棄,完全離開了公共領域;或則你要繼續委身其中,若非如此,自己難以心安。這是最壞、最壞的情況。

最好的情況最簡單,爭取到民主,取得方案,不用佔中。或許,會有人罵我們不佔中,但只要爭取到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就是了。這是最好的scenario。於我而言,我還是會離開政治前台,跟最壞的scenario一樣,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做了一生之中、在香港這地,最想做的事情,我需要一些屬於我自己和家人的時間。我會找一張書桌,安靜的寫書、寫文章,留多些時間給身邊的人。

故此,最壞和最好的scenario都有一個option,就是選擇離開。即使是最好情況,亦必然面對另一種壓力,那就是不想你離開,認為既然搞得成功,新民主出現,你們應留下來合力建構新的民主制度。我個人傾向還是選擇離開。我覺得每個公民都當盡上自己的本份,我已做這件事,應該讓其他人去做,留給他人完成建設。

問:你估計,未來教學方面會否受影響?
陳:我已tenured〔終身制〕,但不知道〔會否受影響〕。若出現最壞的情況,校董會可以指你破壞校譽,向你施壓。所以,仍要視乎社會整體對事件的反應,是否支持呢?如果社會不支持、不理解,校董會就可指你破壞校譽,就算已tenured,亦可解僱你。這要看校長能否頂得住這樣的壓力。運動成功,當然不同,全場拍手,甚至可能成為學校英雄。

嗱,還有一種「中間」情況,這個最難!你佔中,卻未能爭取到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但又無法妥協。

這肯定是個最麻煩的處境。最壞的情況是最不想出現,這則是第二壞的處境﹣﹣已佔中,犯了法,仍是爭取不到。當然我要強調,建立過程本身亦極具意義。這陣子,Benny也有類似感覺。看到有許多人捲進來參與,一起商討,表達認同,他〔Benny〕直覺自己將來亦「走唔到」,不論能否爭取到民主,仍會繼續建立這種民主文化。至於我,遇上這中間的情況,真的很難作判斷。若是成功,我想退;若是失敗,或則被吐棄,被迫退下;或則被迫一生也要捲在其中,激烈衝突。但情況實在難料,連自己也不知道會怎樣。其實,佔了但爭取不到任何東西;或是佔了亦爭取到民主,這兩個scenario是比較likely。

然而,我心裡的確想退。整體來說,我想退的心好強,我覺得已用上許多時間在爭取民主的事上。正如整個運動的精神,這是一場覺醒運動,每人都當盡上自己的分,不應再去相信英雄或領袖。我覺得,我們既開了頭,就交給別人接棒。故此,我退的心很強。除非面對迫不得已的處境,自己的良心亦無法交代,非留下不可。否則,我還是以退為主,想退到能夠讓我可以寫作的私人世界裡去,做我想做的事。

問:若仍未有人能夠接棒,又或跟隨者仍期望你帶領,某程度上這亦是道德責任。
陳:這個〔道德責任〕未夠大!許多人有才有幹,我不覺得自己有任何過人之處,目前只不過因為大家對政黨失去了信任,我們才跳出來做這事。當然,我仍可以寫文章、寫書,站在後方,但不會再站在政治前台。惟不幸出現悲劇,這才是「走唔甩」的責任,基於對犧牲者的罪咎,良心上退不得,不能放手,必須為他們討回公道。否則就應退下來,由其他人去做。

記得有次,感受極深﹣﹣周融拍Benny膊頭,把當他「細路」。當晚,許多人對周融的做法,感到不忿,跑去like我們的Facebook。那時,我們只得5000幾個like,急增至4萬。我覺得這個精神很好!這豈不正正是整個運動的精神嗎?我們幾個不是強勢領袖,包辦所有事情,而是應由每個人敲問自己的良知,然後盡上自己的一分力。如此,力量就來了。往後的路,我覺得也該如此,不應只仰望幾個人一直帶下去。

我經常覺得,我們只不過是心靈較為簡單,穿上戒指走到尾的哈比人。我們三人,會互相提醒,互相扶持。以前看書時,已覺得「魔戒」寓意權力和名利。處身政治或社會運動當中,經常會有「魔戒」引誘你,令你感到迷惘,或要成為霸主、共主,引來許多jealousy〔嫉妒〕。在民主黨派裡,亦時會目睹這種情況。「真普選」的戒指,這個戴上,那個不順;那個戴上,這個又不服,定會發生內鬥。然而,我們幾個,既不想參選,也不求甚麼,或可以戴著戒指走到尾。但過程之中,我們需要有箭術一流的人,有刀槍厲害的人,匯聚千軍萬馬,方可成事。

問:你是否仍然心繫國內工作,繼續想做?有否信心能夠回去?
陳:我想!我想的!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是以國內為主,中國也是我的「憲政夢」〔見戴耀廷專訪〕來的﹣﹣現階段來說,最重要是先要「迫出」一些獨立的媒體,建立起較公正、獨立的法治。公民社會是一個迫力,能敲動一下system。而媒體可以報導你的行動,媒體想要說的話,又可能藉著你去傳達。只要公民社會活躍,媒體就有事可報,亦使法院不敢隨便斷案。造就好這些周邊環境,再進入憲制內,就會相對地較穩定。因此,長遠而言,我當然想做國內工作。

然而,實在要視乎明年的結果。若出現劇烈衝突或悲劇,就不用想!若干年後,我都老,還能等十年嗎?罷了! 沒有啦,要放棄。如果可以平和地解決,有真民主,或許仍需要等一段時間,她或許會覺得是政黨跟我妥協,但「陳健民,我記住你!你搞埋晒啲咁嘢!」繼續釘死我,也說不定。但我相信,只要香港有民主,這一切亦可以慢慢化解,曾經發生過的矛盾衝突,也可以慢慢放下。

因此,十分視乎明年的結果。這一刻你問我,是非常uncertain〔不確定〕,難以想像。這場運動實在是非常複雜,如何gear〔導航〕到一個地步,能夠同時兼顧中共保守力量,以及激進的力量,並在兩者之間落墨?既要給予壓力,但又要有基本互信;既是抗命,但又要談判。 這一切事,都是高難度。所以,只可以交給上帝,除祂以外,誰可搞掂這事呢?我們真的只是工具而已。

內裡有許多兩極概念,有政制方案的兩極,有手段的兩極,而外部、內部同時亦要處理許多矛盾,但時間卻如此壓縮!為何我極為不滿未能及早些處理〔政改〕問題呢?正由於時間太短,卻要處理眾多問題。儘管我明白上方〔北京〕有其原因,要換班,權力未穩。但我會覺得,一個政府,要是這樣的話,「好弊!」事關重大,既有人負責中港事務,就應該維持彼此對話。因此,那群處理香港事務的人,我也覺得有問題。為甚麼只掙取權宜之計,談判後就算呢?

面對重大問題多,要拉倒的話,卻很容易。只要突然感到無信心,可能只是一下,就會拉倒。共產黨可以突然對這群人沒有信心,就可以拉倒;反過來亦然。拉倒以後,大家可能走回習慣模式,泛民繼續是泛民,有光環的。反而是要妥協的話,就要你轉換許多新思維或行為習慣改變,這都是極難的事。運動處身如此壓縮的時間裡,隨時可以拉倒。 所以,很危險!

所以,這過程其實是非常spiritual〔靈性〕,正因有太多uncertainty〔不確定〕。我們appeal to〔呼籲〕人的conscience〔良知〕,以至你的良心會做些甚麼,這些都很spiritual。即使我不自稱為信徒,但整個過程中,我都變得好spiritual。
(全文完)


編者後記:這專訪系列早於去年底進行,惟延至如今才完成面世,謹此致歉。儘管時局急變,但箇中的分享、看法與見解,相信有助我們更深入認識、了解與思考「和平佔中」發起人的初衷、關注與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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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專訪系列﹣陳健民(中)

2014年6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續)活在時代,也超越時代
﹣專訪「和平佔中」發起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

相片來源:「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運動出台,拉近泛民不同派別

問:回顧2009年政改,你會如何評價?過程中,哪些工作可以多做一點?
陳: 要多做的,就是公民授權。其實,當時有民調顯示六成人支持該方案。但老實說,民調跟真真正正經過一個政治過程,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無法比擬。即使你做了民調,分分鐘鐘很多人沒有看過,好多人都不知道:「有六成人支持?我不知道啊。」無法產生一種影響力。但如果有公投,有六成人支持,那我就知道自己是少數,要尊重大多數人的決定。如果沒有這樣的政治過程,只得民調,我不會放小聲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少數的,於是我仍會不斷發聲,心想:「繼續發聲的話,或可影響本來支持的人,也站到我這一方。」

再者,民調本身沒有顯示intensity〔程度〕,究竟那種意見有多強烈?支持或不支持?就算你話,民調有六成人表示支持。若他們都很沉默,跟強烈表達反對的兩成人,觀感不同。如果40﹪反對你的人,當中有20﹪原來是泛民班底,你已無法閒下來。因為在自己的班底裡,有三分一人要同你死過,恐怕你忙得要死。又原來六成支持者當中,三成幾來自民建聯,他們皆不是你們需要交代的人,而你需要交代的,卻又反對遠多於支持,問你怎辦?

因此,有一個political dynamic〔政治互動〕政治過程是十分重要。這正是為甚麼我們有四個步驟:一是商討;二是公民授權;三是談判;最後,第四步才是抗命。前三步,為的是得到充份準備。甚至上立法會前,可能要再來一次公民授權。 如剛才所提到,上次是過於政黨化,沒太多空間給予市民參與。但今次運動,較為本於民間,而非政黨帶動;其次,亦為談判作了很長的準備。正由於上次有不足,今次要補充。

問:您們經常提到「民主沒有敵人,只有對手」時,你是否感受到這情況?是否有信心能達成一個「妥協」方案?
陳:第一次商討日,我的最大感受,正是這幾年來互相鬥爭的激進派和溫和派,在同一場合裡,能同坐一枱;第二,那天讓我深深感受到大家都是平等的,不分黨𣁽或是普通市民,每人四分鐘。這兩件事,給我深刻感受。

事實上,想必你也看到,自這運動出台,泛民本身亦產生很大轉變,大家願意在支持佔中的前提下,互相攻擊大量減少。即使立場不同,或對你很有意見,或想更激進,亦會留有餘地。這一方面關乎策略,我們認為不該截然區分「溫和」或「激進」路線。我經常以碼頭工人作比喻。你看見他們受壓迫後,有否罷工?是否反抗?他們罷工,但也會談判。能談,就談。即或人家不肯談,走了,也會抓人家去談。談下去,若發覺外判商沒有牙力,就走到長江中心找真老闆。

處理民主問題,亦同理:既要給壓力,但有機會對話,亦要去談判。如果香港政府沒有牙力,是二判商,要跑到北京去談,也是要去。這方面,泛民中人亦逐漸理解。他們知道過往幾年,出現這麼多內鬥,市民對他們感到很失望。所以,都願意暫且放下彼此間的分歧。

所以,我覺得看過往這六個月,〔關係〕實在好了很多。甚至乎,你看到被認為最激進的兩個黨派:「社民連」,他們也說默站;「人力」講「和理非」,若用暴力,將被逐出會。由此,你會看到和平信息在激進泛民間,亦在散播中。他們慢慢看得到,在香港主流社會,若你走得太激或太過暴力,都得不到主流社會的同情。反而,佔中一出,社會上有相當大的迴響。

所以,若連他們也肯這樣放下,與溫和民主派就拉近了許多。只不過,粗口會繼續講,「和理非」去除最後一「非」,其實跟溫和民主派,分別已不大。所以,我才會說,相對以往,這運動已產生了一種力量,「拉埋」了不同民主派。

當然,走到最後得出來的方案,非常大可能只有溫和民主派接受,而激進民主派不接受。譬如公民提名,人力說惟獨這個才會要,其他不要。但我們佔中沒有這種講法。我們只說:「要符合國際標準。」公民提名只是其中一種符合國際標準的方式,我們不會意識形態化上升到一個地步說:「沒有這個,我們就不要了。」不會如此!只要能夠符合國際標準,沒有不合理的參選障礙,就可以了。在這方面,的確會有分歧。

我看目前情況,那種分歧是會出現,但相信不會如三年前般猛烈,因大家都較為理解。況且,我們這三人並非來自任何黨派,對他們來說,較有公信力。如果爭取到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而只是沒有公民提名的話,他們的攻擊亦未必能取得社會很大的同情。其實,我最擔心不是這個,而是會否給我們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只要有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是否有公民提名,這方面不難處理。我們或會被攻擊,或有些人想去佔中,又或鬧我們不去佔等等,這都不是大問題,我很有信心,社會主流是支持的。然而,問題是「根本會否給予呢?」在我來說,這是九死一生、機會很微的事,我還是沒有信心,可以做得到。

問:你有信心談得合攏,得出一個方案出來嗎?經過公民授權的方案,還有沒有彈性的談判空間?
陳:商討日一定會談得成,「谷」出一些方案。真普聯亦由三個方案收緊為一個。整個政治過程亦會收窄。但會否過於理想化到一個地步,逐漸失去對話空間,只餘下叫價呢?即變成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也有這個可能。這樣的話,雙方是「對唔到嘴」。

確有可能提出的方案很理想,但北京的回應很差。這樣,就會有人提出不如即時佔中,否則無法表達憤慨。我們要handle 這一切。若太早去佔,完全違反了我們原初的理念,亦會令最後能夠妥協的機會更低,她會覺得你們這些人都是搞亂的。所以,我們不想太早佔,但會有壓力。我們的壓力來自兩方,一方覺得你太軟弱,不是真的想佔中,確有些人是為佔而佔,總要坐下去;但另一方,少少事都說你搞動亂。於是,一邊是不見不散,一邊是一拍兩散。

問:曾鈺成公開提到政黨政治問題。你們會否接洽建制派,跟他們商討?
陳:他〔曾鈺成〕是建制派中最理性的聲音,亦是最開放的了。這麼多年來,都是如此。但他也是少數聲音。我們遲些會找他來談談,但暫時我們仍未能應付到「主動出擊」,找一些建制派商談。不過,他們既願意公開說,也是一種承擔。將來轉軚,亦要交代。這不用急。

反而,一些還未有出聲表達的建制派人士,我們要花工夫游說,讓他們明白我們所做的事及其原因所在。這需要加點effort〔努力〕,主要是一些較溫和的建制派,是否需要跟她們對話?現在還未去做。

其實,三年前,我們跟建制派見面,做了很多功夫,解釋給他們知道,為何會有這樣的妥協方案。反而民主派方面,內裡互信低。現在泛民似乎較為整合。

時間短,風險高,鋼線上平衡張力

問:一方面既要向中央施壓爭取,但又要有一條「唔死得人」底線,即是泛民中人就算當選,天亦不會塌下來。你認為這鋼線如何走?怎樣取得平衡?
陳:作為一場運動,我們掌握中國共產黨兩條底線:一是尊重她的主權。主權,主要體現在你是否想搞港獨,或最後普選方案是否承認她強調的「尾門」;第二,是這場運動走到最後,是否要推翻中國共產黨?你有沒有任何信息發放出來,讓她覺得你做這件事是為了推翻她?

我自己對這些事,非常小心處理。譬如那些極端的本土力量,要保持距離,因為我們真的不是想搞港獨。至於處理外交問題,如英、美言論,我們亦很小心,不想過度解讀。我們不會將這運動用來顛覆中國共產黨。其實,上述一切都不是最重要,她最擔心反而是執政那個人,因那人有實權。她擔心的是泛民執政,不是佔中問題。這需要泛民和共產黨之間,處理解決。

而這正正是三年前,我們為何要推動談判,盼他們彼此能及早互動,互摸底線,了解對方在哪些問題上,是不能越界的。試想,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可以坐下來談,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即承認大家都是一個中國,不過我講中華民國,你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你看,有些事情,竟願意留有這麼大的空位!既然這都可以,不難看出中國共產黨的flexibility〔彈性〕多高,她非常務實。可以各自表述,只需要你承認主權,對外承認一個中國。

我覺得,香港民主派只要抱持這種精神,跟中國共產黨處理她最擔心的問題,大家面子上能夠落得台,容許各自表述,無問題便是。

問:你今次不打算投身其中參與談判?
陳:今次,我覺得難。多年來,我擔當這角色。這一次,我明顯擔當「張力」的角色。當然,他們consult我,我可以「俾吓橋」。不過,問題是我不會坐下去談,或四處奔走,串連跟建制派談,又跟北京談,我以前會這樣做。會去摸索一個「中間位」,好讓大家解決到問題。今次,無法做得到這角色。

問:但亦有可能是泛民內拉倒。
陳:無錯,有可能!故我說,雙方皆有風險。民主派亦擔心,若是接受那底線,我們的支持者會否走清光?甚至,根本選不上,無可能執政。這些擔憂,都是有可能的。因此,雙方〔要面對〕的風險都好大。可惜,自上次政改後,雙方停止對話,我很不高興,原因正正在於處理這麼重大的政治問題,不能急就章!大家互信低,連真話都不敢講,又怕自己一方的支持者嬲,怎辦?難度相當高。

台灣跟中國大陸在兩岸問題上,難道沒有風險嗎?若果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在台灣肯定「收工」。於是,就用上「一中」這個詞,大家各自表述,共用「中國」這字就好了,不要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是智慧嘛!但必須經過長時間摸索才得來,絕非急就章可成。這個的確需要處理。

這麼多年來,我都喜歡擔崗「二把手」的角色,而非「一把手」。歴史上,看到許多偉人身邊,都有這樣的人,為他們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如曼德拉,跟白人講數的時候,同樣要頂住壓力。白人說:「你要先放下所有武器,我才跟你談判。」黑人亦說:「如你不先取消種族隔離政策,我們是不會放下武器的。」就這樣,大家都站在橋頭上對峙。改革議會時,白人要求有否決權,即類似我們的分組點票,需要得過半數白人支持才能通過。於是,一方說:「這樣做已不是民主,分組點票?不行!」這兩件事,在黑人與白人談判中,互相爭持。但當中有一位白人,是創黨人,不斷思索解決這一堆問題,有關分組點票,還有夕陽法案﹣﹣即容許有分組點票,但計劃於若干年後自動取消。所以,遇上這些情況,皆需要某些人處理問題。

化身「張力」, 今次難當「二把手」
在彼此磨合的過程中,必然碰上類似情況。例如曾鈺成說,要宣誓效忠中國憲法。但該憲法前言有一條寫明,要共產黨執政、人民民主專政等一大堆。但香港支聯會的口號是「結束一黨專政」。遇到類似問題,怎辦呢?我們必須要有智慧處理。

首先,我們目前並無效忠憲法這條,為何要加上去?這需要爭辯。的確,不可能做到喬曉陽訂下的那些「標準」。於是,曾鈺成想出一些較具體的方法,例如效忠憲法。即除了效忠基本法外,還要效忠憲法。這個,其實有問題。supposedly,中國憲法部份條文不適用於香港,亦正因不適用,才需要有基本法,而我們有基本法已足夠。因此,必須解釋「效忠憲法」是甚麼意思?豈不意味中國憲法要伸延至香港?值得質疑。這恰好是個例子,有人嘗試提出一些方法,解決「愛國愛港」這類大家都難以接受的抽象概念。對我而言,這仍未算是個好方法。故此,仍需要有人去思考。可惜,如此短促時間內,又怎能逼出來呢?

以前,找覺得自己是做這類工作的人。你要普選嗎?人大常委決定,有普選就要加幾多個功能團體。於是,為把功能團體變得像普選,就想出「超級區議員」。這樣東西把兩邊bridge〔搭通〕起來。「超級區議員」是普選?抑或不是普選?又似又不似。提名不似,但事實上卻是普選。要這樣處理此類問題,如何做得成事情,令上頭comfortable〔安心〕?做到了,就不是全面對抗中央的人。但另一方面,對港人而言,又是可以接受的事呢?」

這一切都是泛民跟中央需要處理的問題,且是極嚴重的問題。內裡涉及太多張力,匯集各式力量。若要找到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中央就要面對一個不確定的結果。因為越是接近國際標準,即表示無人能夠主控整個過程。於是,中央就要處理「守尾門」的問題,即當選者會否全面對抗中央?那就涉及剛才提到宣誓、效忠基本法,需要找到一些令大家好落台,香港人和中央都能接受,而泛民支持者亦可接受的做法。

這需要處理兩方面。一,能否爭取到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已成問題,不過,有時你能跟她建立多一點互信,令她明白即使面對最壞的情況,即泛民驘了,情況亦不會「離晒譜」,她會容許前面放寬一點。所以這件事情,不是說「處理了A,才處理B」。有時,你肯跟她處理B,她肯放A給你。那就需要及早互動。

市民支持與否,關鍵在民主何價

問:您提到目前致力爭取那三成人的支持,他們或因評估時勢嚴峻程度有別,而不表態或反對,如何爭取到他們的支持呢?
陳:對許多香港人來說,尤其上了年紀的,民主只不過是工具,即透過民主可以保護自由,令社會減少腐敗等等。如果你覺得已享有自由和廉潔,民主則變得不太重要。直到23條出現,突然發覺自由受到威脅,你可能會緊張起來,覺得普選是好的。若多幾個湯顯明,你又會覺得需要民主,要監察特首。然而,這類看法都是以「民主作為制度,可以達到某些目的」為本。

若然,你把民主當成一種價值,看法自會不同。例如民主講人權、平等,我亦相信人權、平等。這種感覺,年青人較強烈。既然教曉我要平等參與,但不給我機會,覺得不忿氣。

我相信,有不少是中年人視民主為工具。只要我生活上OK,根本不會為平等、尊嚴等抽象價值,爭取更多。但如果你問他:「是否支持民主?」他們又會答:「支持。」他們那種intensity〔強烈感〕很低。當你突然提出要「公民抗命」這強烈方法來爭取, 對他們來說, 跟心中所追求有差距,程度也沒這樣強烈。就如飽餐一頓後,問道:「你要甜品嗎?」他會回答:「唔,有就好,無都OK。」情況差不多,那些都只是甜品!我相信有一群人是這個想法的。由於感覺不強烈,所以覺得〔公民抗命手法〕not proportional〔不合比例〕,覺得「件事唔駛搞到咁!」

當然,另一些人有可能珍惜法治,看得比民主還要緊,例如何濼生。對他而言,法治比民主重要。如果衝擊到法治,寧可不要民主。我相信有一群人是這樣想的,因法治確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尤其是來自國內的朋友,深感香港最難得的正是法治,大陸是無法無天。所以,千萬別觸犯法律。那又是另一些人的想法,不關乎intensity問題,而是緊張法治多於民主。

亦另一批人,或覺得你做這件事,根本不會有任何果效,所以毋須支持。他們可能源於極度失望,心裡想:「共產黨嗎?你別造夢了!」

這三成人中,各有種種不同原因。我想,只能夠盡量令他們明白,我們不是要破壞法治。可是,這其實不容易釐清何謂「破壞法律,但不是破壞法治」。我們要向他們解釋:「為何不請律師辯護?」很多人不了解,phone-in到電台都問:「你到時會怎麼做呀?」更挑戰你:「你夠唔夠膽唔請律師?」因此,對那群擔心法治受破壞的人,需要再解釋。

另一群,我們要告訴他們:「香港沒有民主,將會出現甚麼惡果。」這是不容易的。我們作為學者,習慣向前看,即所謂「超越」。我看見這次失敗的話,極端本土主義擴展,青年人會採取激進手段爭取民主,保守或中產階級會向後退,這一切尚未發生。身為學者,我們需要向前看,也要幫助市民看到我們所見的事,這需要一個過程。因此,首先要說服擔心我們破壞法治的人,叫他們不要擔心,法治不會因此而滑坡。美國經常進行公民抗命,或佔領行動,法治是否就此消失呢?她豈不仍是數一數二的法治國家?至於另一群人,就要讓他們明白民主的重要性何在。這兩個重要信息將我們未來需要推廣的,而暫時仍未能打進民間。民間都看TVB新聞。首先,她不會報導太多「佔中」(新聞)。即或有,亦只會每邊各打五十大板,或是不平等地報導。

問:你評估大眾對佔中的支持度,繼續下去,是否樂觀?
陳:我覺得「死士」,即在馬路中間坐下,尤其是以中年人為主的,人數不會太多。他們都經過深思熟慮,簽下意向書,犯法不抗辯。除非形勢發展下去,出現極大變化﹣﹣但未嘗不可能,一旦是一個極壞的方案出台,兼不斷有差勁的言論發表,我相信簽署的人數就會上升。其實,我早已修改了Benny的講法,一萬人之數其實包括三個圈,有坐下去的,有圍堵的。這樣的話,我較為樂觀,應該不止一萬人。

至今我有信心,會有數千人簽署願意去公民抗命。一旦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極有可能有十萬八萬人參與圍堵,尤其是年輕人。在大學生的圈子裡,有持觀望態度,但支持者亦不少。以反國教事件為例,政總外不少是年青人,有中學生、有大學生。這一群人,我覺得他們都有意識去爭取民主。因此,我有信心有幾千人坐下,有十萬圍堵。

看成敗,先評目標,後論責任

問:坊間印象是明年七一就會佔中,因此常有人說,要提前佔中。佔中有否定下任何日期或死線?
陳:其實沒有確定日子,從來沒有定下日子。我們經常說,要走完所有程序。若到最後,仍未有方案出爐,佔甚麼呢?我們提這個〔7月1號〕其實不是時間,只是指程序。做盡了所有,而推出的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就會佔領。那可以是8月、9月,沒有人知道。只不過,7月是非常symbolic〔具象徵意義〕,社會存在一定壓力。今年七一,呼籲年青人不要佔,但下次他們會反駁:「今次仲唔佔,我仲等你?」或有人會覺得:「我要去佔下先。」就算我們不佔,也會有人去佔。所以,壓力是存在的。

其實,政府在等上面拍板,先有方案,後再諮詢。這種諮詢其實好假,非真諮詢。有了方案,才試試你們。未有方案前,不敢任你們說,以免講錯話駁你們,但中央及後認為可行;又或快快回應了我們,但中央不OK,而犯上政治錯誤。

因此,這確是一件艱險重重的事,實在不能預計結果。我也不敢想太多,自己將來會怎樣?說實在的,有太多風險,非常uncertain,全然無法估計成敗的比率。我只能夠列舉一些極端情況不會出現,例如解放軍。但特區政府會否用暴力,不知道。

問:你認為「佔中」怎樣才是失敗?
陳:我們很清楚講,要爭取2017真普選,若爭取不到,就是失敗。目標定得清楚,無法達標,就是失敗。 但失敗的責任,誰負呢?佔中者?共產黨?特區政府?還是沉默的中產階級?這個,要另外再評價。失敗了,但責任不一定在你身上,並非全部都是你的責任。

不過,這運動本身有一個by-product〔額外收穫〕:我們把很多人都捲進來,思考香港需要民主的問題,迫你去爭論;又思考一下爭取公義的時候,有甚麼方法可以做。這些都算是一個成果。但我們不因這成果來override〔不顧〕原來目標,因為那才是最基本的,這些只是成果。

因此,若要評價,先評價目標,就是失敗。至於責任誰負,到時要再看。整件事情,是我們推得太激?還是太溫和?抑或跟我們無關,共產黨本來就是如此。然後,要再看其他by-product。究竟在過程中是否建立起一種參與感?更多了解甚麼是商討式民主?對公民抗命的思考是否被打開?今次的行動策略是否拉闊了?這都是為下一波作準備。如果看民主是一條漫長路。那末,爭取民主可能亦有很多波。就算民主建立起來,亦要不斷深化,因為它遠不只於投票。若果公民十分冷漠,根本不願意參與,民主亦只不過是精英轉換權力的遊戲。 若以此角度來評價這場運動,則需要看它的長遠影響,並有否帶來其他影響。

問:公民抗命在香港這溫和社會裡面,已算是最極端的方法,一旦這極端的手法也不能爭取到目標,民主路會怎樣走下去?下一波的民主運動,手法會否更激烈?
陳:兩個可能性都有。一是可能持續多次出現公民抗命,即大家buy〔接受〕這一套,原來社會相當支持,只不過是共產黨頑固而已。若這運動確實捲進許多民眾投身,或許有許多人仍覺得這是一個方法,不會放棄一種如此有力量的手段,以maintain〔維持〕社會上的支持度。民眾亦只是在等共產黨何時轉變而已。

另一個可能性則是「和理非非」已沒有足夠力量去影響共產黨,於是,要走向暴力,就如當年南非曼德拉所走的路,他們其時曾面對一場屠殺。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他們真的暴力清場,結束這事,我相信走向第二個可能性就存在。即是用到和平手段已不能,就如當年曼德拉,覺得這政府已無法再感召得到,遂轉移採用暴力方式。我相信,有些人已覺得這政府已無法感召得到,即制度改革已不可能,不再相信可以有政治制度的改革。若政治制度改革已不可能,就會選擇其他方式抵抗。

政治制度改革本可以講「妥協」或「慢慢走」。但如果人們已完全放棄了制度改革,而只想全面給共產黨「我好憎你!我要抵抗你,你唔好再將我大陸化!」的信息,他們就會採取各式各樣的干預,但凡跟中國相關的一事一物,如自由行遊客、來港進修的學生,甚至是在港搞展銷會,都派人踩場攻擊。 如此的話,極端本土主義將有極大的空間發展起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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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專訪系列﹣陳健民(上)

2014年6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活在時代,也超越時代
﹣專訪「和平佔中」發起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

相片來源:「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超越政治的精神層面

問:教會有不少文章,質疑訴求本身具政治性,但卻用上一個比較「宗教」或「道德」用詞來表達,以道德感召來講政治?
陳:那是由於不理解「民主」與「公民抗命」兩者都有很強的精神層面。先談民主。民主本身有一個深層的宗教理念,就是相信人人平等。這不能從任何利益或理論推論出來,它幾乎是一種信念,就如基督教所言,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罪人。每個人都是平等,那是一種信念。對民主的追求,源自對每個人懷著極深的尊重。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愛的起點,尊重每一個人,令他們有尊嚴。

整個〔佔中〕運動之始,目標是爭取民主,那是基於我們對社會上每個人都有一種關愛。香港若再不發展民主,就會慢慢沉淪,核心價值受破壞,管治質素低落,最後受害的是人。所以,我們的起點是愛,也就是說,這件事是源於我們對身旁的人的關愛。但爭取這事,需要手段,如果手段是用公民抗命的話,就要用和平的手段,才能夠表達得到公民抗命的精神。

故此,愛是我們整個運動的起點,是動機。何解會做這事?是出於關愛。而我們作事的手段,需要用和平的手段。因此,我完全聽不明白剛才那些討論,難道有任何事物可以完全擺脫道德嗎?你知道嘛,一些研究顯示,即使公認為最講利益的關頭,例如工人與老闆談判。往往坐下去〔談判〕,談的並非加三元、五元或十元,而是講這樣是否公道、是否公義。這種處境,有否互相體諒?內裡會引發許多道德討論。看,在最講利益的環境中,即使界定何謂「利益」,不是簡單地用數字表達,而會看看是否合理。當然,不同文化,不同價值體系,如何分配,會有不同。但剛才的例子正想說明,即或在極端講求利益的場景裡,你也不能與道德分開。何況我們現在所爭取的是一個政治制度?這制度涉及每一個人的政治利益,涉及每個人的尊嚴。

有時覺得可怕是,越進入信仰,更應該思考一下,世界上有否制度上的罪?宗教裡,經常提到罪或壓迫,皆從spiritual〔屬靈〕角度講,而把它們reduce〔濃縮〕為純粹是神秘的、魔鬼的東西,或化為個人問題,卻沒有看見許多時候,是制度造成了社會上的惡。

面對一個制度,也該有所判斷。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制度上不賦予宗教自由。既身為一個宗教,豈不也應判斷一下,這種宗教制度是否符合你的信仰所倡導的嗎?故此,政治制度又怎可能跟道德分割呢?當然,政治制度的標準不純是關乎宗教自由,還涉及許多方面。

所以,我看不到為何提出這些問題的人,好像認為政治跟道德是分開的。為何政治運動不可以有道德層面?我們的起點是愛,手段就要和平,終點是爭取民主。

即使以道德感召來推動政治,也沒有問題。就如整個公民抗命的歴史,從甘地、馬丁路德.金,他們都知道道德感召的重要性。譬如甘地,自己亦覺得宗教或道德感召對他十分重要,因為暴力手段最終只會令社會撕裂,而他最希望結果是有一個獨立而完整的印度。因此,在過程中,不應散播仇恨的種子。馬丁路德.金亦持相同看法,最後渴望建立一個黑人與白人的整合,不是要黑人對付白人,或想趕走白人。他倆其實都期望將來的社會,是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因此,在爭取的過程中,確需要有這種道德感召。

我的想法亦一樣,民主不應該有敵人。民主是最不排他性的政治體制,其他政治體制都有排他性。就如今天,我們只有少數人可以投票選特首,絕大部分人被排拒於外。但民主制度是要容納更多的人。我們經常說:「民主沒有敵人,只有對手。」爭取過程中,有很多人反對你,但他們亦只是你的對手而已。當民主制度最後建立起來,就沒有敵人了。無論你今天是親北京的、泛民的;有錢的、窮困的,你都在一個平等機會裡參與。

故此,我們不想散播撕裂與仇恨的種子,因最終目的是渴望整個社會能重新整合。正因如此,在這過程裡,道德感召誠然重要,尤其是公民抗命,那是藉一部份人的自我犧牲,引發他人自我反省。這自我犧牲的過程,其實非常道德化,很獨特的過程。

所以,的確把道德感召作為一種手段,因為我們想建立的社會,是一個在道德上更整合的社會。但當然,我們以甚麼來感召他人呢?那才是一個問題。我們所感召的是一個spirit﹣﹣譬如「愛與和平」,這些都是最後要建立的東西。同是目的,亦是手段。我們以此來感召人,但最後我們亦要建立一些事物。故此,在過程中,我也要看重〔愛與和平〕。又例如有些人想要建立一個和諧社會,過程選擇用革命,有時候,的確有此需要﹣﹣但應是用盡所有和平手段後,方可使用。如此,才不至於爭取了制度,倒過來卻破壞了最根本的精神。

最後,其實仍回到一個問題上,就是「對民主的理解」。民主,其實有一個spiritual dimension〔精神層面〕,如同宗教般,相信人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相信不應排除任何人,因為每個人都有尊嚴和價值。〔爭取〕過程中,如果有太多仇恨,最後你可能會有一個選舉制度,但卻失去了這種精神。最好是兩者兼備,有制度,亦有精神,這樣的制度才會穩固。

衝擊法治還是違法達義?

問:有學者分析指「和平佔中」屬「政策型公民抗命」,您同意嗎?
陳:不是政策型,確是有一條法例﹣﹣我經常提到,人們常以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實則不然。有一條就不是這樣了,它叫做《選舉法》,令你無法投票選擇特首。因此,我們清晰地反對某一條法例,乃是in law form,不是反對政策,因為到最後仍會以法律形式,制定出選舉制度。因此,我們是針對該條法律。只不過,這行動無法直接違反所涉及的法例。選舉法,你如何去違反它呢?你堵路時,會違反「非法集結」,即《公安條例》的罪行,但挑戰的是另一條法例,關乎選舉法的安排。

目前最具爭議是「應否以一種非法的手段去爭取一樣你認為公義的事?會否致令整個法治受到衝擊?若然會,你所付出的代價比你想要爭取的事更大。」這才是最核心的討論。 沈旭輝這類都只是從技術層面,或分析架構上探討是否適宜。他並不否定「公民抗命」,亦理解何謂「公民抗命」。他只問:「你是哪類公民抗命?」的問題,屬於不同層次的討論,在香港亦沒有太多人會探討。以往很少人會認真地做公民抗命。就算叫自己做「公民抗命」的,皆不符合「公民抗命」的精神,或是涉及暴力,或在法庭上抗辯,並非如我們所說,會主動承受罪責及堅持非暴力。故此,若說香港真真正正試行「公民抗命」,我們這次可謂第一次,且尚未發生。

問:有認為中共打擊佔中,主要是擔心佔中的公民抗命模式會在大陸發展起來。有沒有這可能?
陳:我覺得,在大陸做這事的風險高很多!正如剛才所說,黑獄太多!你有可能要坐監,但在大陸坐監是大件事,可以死!這做法是會叫人送命。因此,在大陸,這做法成本太高。遊行示威,或散步,對國內的溫和派來說,是可以想像的。但若要坐監,我想溫和派未曾想過。如果本身是極端分子,一就是思考革命,或則在現階段,仍會選擇採用「低成本」的做法,好讓有更多人參與,作有組織的抗爭。凡是有組織的抗爭,都需要低成本,否則無法捲入更多人。至於另一端,就是講革命。

公民抗命呢,則界乎兩者,成本不低,但又不至於革命。中國還未到那階段。〔公民抗命〕既要司法相當獨立,並對法律有一定信心。公民抗命本身其實相當有趣,它並非要破壞法治,甚至是相當相信法治,才會進行公民抗命。如果覺得社會根本沒有法治,或則革命,同佢死過;或則退縮,不作無謂犧牲,就似現時的中國大陸。這樣,是不會進行公民抗命的。

由此可見,搞公民抗命,的確對法治要有相當信心;亦因此,它其實是珍惜法治,而不是破壞法治,所以才會主動認罪。以前長毛稱自己是「公民抗命」,但在我們的概念裡,那不是「公民抗命」,我們尊重法治,因此我們主動承認罪責,不作抗辯,整體精神並非為破壞法治,或對整個法律有質疑,而是assume〔前設〕有法治,亦appreciate〔欣賞〕有法治,才會「公民抗命」。

博奕策略 vs 動亂革命

問:有學者指,「佔中」構思由不信任開始,吊詭是「公民抗命」行動本身,卻是對當權者尚有一絲信任,起碼認為她是相對地公義的政府,會在博奕裡作理性選擇。您是否同意這說法?
陳:馬丁路德.金和甘地亦是這樣看的,相信以和平方法,到最後不止感召支持者,更能夠感召專制者的良心。所以,有次戴耀廷說:「愛與和平的力量可以穿透坦克車。」有人回應說他天真。戴耀廷說:「控制坦克車的人,也是一個人,指揮官也是人,都會有良心。如你能觸動他的良心,就能改變現實。」

然而最大的挑戰是,依據過往經驗,那必須是不太極端的政權,方能發揮影響力。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就算在南部不容許黑人享有平等權利,但她仍是一個民主國家。印度,英國殖民地,但英國本身是一個民主國家。

故此,這種方法未必適用於其他地方。曼德拉的經驗正是如此。他早期在南非爭取平權時,採用公民抗命手法。直至大屠殺發生後,他放棄了。他覺得,這樣不行,你用愛與和平,對方卻以子彈回應,而且子彈從你身後射入。往後,他就轉向暴力抗爭,組織了「非洲之矛」,專打游擊戰術。打游擊戰廿多年後,仍無結果,再改用談判策略。

我跟曼德拉的想法一樣,並非一個絕對的和平主義者。我認為,在某些時候可能須用上暴力,以制止更大的惡。不過,人總要用盡或走盡了和平路徑,才可以用暴力。香港這處境裡,你沒有選擇!香港是一個極溫和的社會,儘管那政權何等橫蠻,亦不想用到這方法。難道會跟她來暴力對抗嗎?且別說其他,恐怕連支持者都號召不到,無法感召。所以在香港,人家還以為你用公民抗命,是因為面對一個較合理的政權。政權不合理,就可以用暴力!共產黨政權確比那些更不合理,難道香港就可以動用暴力嗎?其實,是不可以的!除非〔公民抗命〕已走到最盡!當然,亦反映了香港這個社會對法律的「緊張」程度!根本不用說揸槍搞革命,或設barricade〔路障〕,我們的香港社會強調和諧、守法、安定繁榮,那〔公民抗命〕是走到最盡的方法,僅此而已。

至於〔公民抗命〕能產生多少果效,這個要看上天。但若然你再往後退,只搞搞簽名運動,影響力及成功機會恐怕只會更少,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若你問:「〔公民抗命〕是否一定成功?」我一定回答:「當然不保證必定成功。」

香港尚幸實行一國兩制。換在國內,連這個做法〔公民抗命〕,我也覺得無法做。因為坐監,分分鐘會死。在國內, 在那個處境,當政權是這樣野蠻的時候, 我就不敢做公民抗命。香港這地方,尚有這扇「一國兩制」的屏障相隔,讓我還可以相信,這裡不會隨便弄死一個人,還可以號召人去做這件事,公民抗命尚能產生一絲果效。

所以,我的回答是:「無錯,對的,我們給予一種壓力。壓力下,她或許肯給我們民主;但沒有壓力,一定不會給你。」我看不到這政權有強大意慾給我們民主。因此,必須施加壓力爭取。同時,仍要假定她具有相當的理性,不會亂來;也慶幸我們還在一國兩制之下,她要以較理性態度處理,要顧及可能對全球所產生的影響。一旦動手,全球國家又怎會不杯葛你?然而,若換作國內,情況就會很危險。現已有不少國際媒體跟進報導這場運動,亦造成一定的國際影響力。跟你在一條村裡開槍,後果很不一樣。

問:郝鐵川的「佔中動亂說」,是中央首次將佔中提升至「動亂」層次,是否意味中央處理事件的態度?
陳:無錯,對政府而言,面對這類反對運動的控制,最好就是毋須使用軍隊,不用刀槍,也能使你無法發展起來。這往往靠的是使用法律手段。如林老師一事,只要劃一條警戒線,不容你逾越,一旦越界,就逮捕你,足已令人深感惶恐。政府可以單單運用法律手段,就能把一個反對運動confine在一定的控制範圍內,令你的影響力無法擴大。

但當你用上公民抗命,政府無法採取正常手段,可說是束手無策。因她一向所採取的最大威嚇力,就是法律。當你連法律也不怕,她就再沒有甚麼可控制你。餘下的唯一手段,就只有暴力。即是,你迫使政府只得一招,就是用暴力;若不,就要接受你的訴求。這正是公民抗命最大的威力所在,迫你到牆角,或則用暴力對付你,或則給你所需要的。她不可能冷對待你,尤其選址在中環。有些人提議我們去佔領維園,你就算在那裡五個月發霉,她也可以置諸不理。若你佔領中環,你就無得發霉!她跟你妥協,共尋一個大家都接受的方案,or else〔或則〕採取暴力。差不多只得兩個選擇。

當政府要預備自己使用暴力,要避開遭受譴責,唯一做法就是抹黑你,說你是搞動亂,因此我的做法合理。否則的話,〔武力行動〕會令政權輸得很慘。因為公民抗命的最大力量在於,和平集會卻遭不合理的暴力對待。如此,整個政府的道德標準就崩潰,全民就會起來譴責政府,全球亦會譴責。如何才能解決這困局呢?唯有在道德上合理化自己的暴力,於是,首先就要把你妖魔化,指你其實是暴徒。只要你是暴徒,她就可以合理地使用暴力。

故此,在整個過程中,她想達到兩個目的:一是猛烈攻擊,令活動「散咗」,無人肯支持;第二,就是真正使用暴力時,合理化自己採用暴力的原因。我們正處於這種過程,既想嚇走我們,亦想嚇走我們的支持者。

〔用「動亂」一詞〕的確是壞的訊號, 差!即正預備最壞的情況,真會用上暴力,並如何justify自己要用暴力。

問:既已發出了最壞的訊號,但你相信她衡量過後,仍不會選擇動武。理由關鍵在哪?
陳:她一定會給予自己最大的空間,能壓你多少,就壓你多少。還未來到那一點之前,已起了殺雞儆𤠣的作用,嚇走你的支持者,或令你再無意志撐下去。那又為何不去盡呢?而會prepare最壞的scenario,一定會用暴力,他們必會這樣做。所以,我們只要心裡準備了,就可以。因為我知道,即使他們不用,也會這樣嚇怕你。

反觀,他們也會覺得我們不一定要佔中,但我仍是會高呼佔中。我不知道最後是否需要佔中呢?所以我必然日日都喊佔中,雖則我希望不需要,但也要預備。同理,他們也不一定希望用上暴力,但亦要預備最壞、最壞的情況。其實,大家都在準備最壞的scenario。我不想,他也不想。我估計,我們佔中的機會比他們使用暴力的機會要高。我覺得,佔中並非如一些人想像般帶來社會動亂。我有信心,在香港是不會因佔中而令整個城市陷入動亂之中,出現燒車或破壞。我並不認為香港主流社會如此。

如果受感召佔中的只有數千人,其實很容易「解決」我們,輕而易舉,短時間就可清場。如果有很多人走出來,反而那些「愛」字頭,或政府想搞亂我們,都變得困難。如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出來,最安全是極多來自主流社會的人走出來。如此的話,「愛」字頭就成為少數,他們就無法搞事。

細規模的抗爭者或會出現暴力,可能有幾千人走來中環衝擊我們幾千人,如果警察特登不做事,任由他們去衝擊,就如旺角街頭的情況,這〔暴力〕確有可能出現。我們亦希望已簽名的死士,約二、三千人,他們的spirit就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任由「愛」字頭來吧, 這場運動,我們在精神上仍可以驘。

我們只有二、三千人,要控制不難。只要有足夠的咪高鋒,讓我們幾個人叫喊口號,早作預備,其實不難。目前,大家都擔心是人太多,難以控制。這很視乎「多」的定義,如果有「好多」,我又不怕,因為主流社會有很多人走出來,「愛」字頭就會走。他們怎敢衝擊100萬人?50萬人、20萬人?七一遊行當天,他們都不敢來。我們收到消息,說他們會衝擊我們的街站,但沒有來。到晚會時,才有一、兩位跑出來叫囂,也沒甚麼。他們知道多人出席,就不敢來。

武力清場,特區政府可能性更高
問:您是否仍然認為中央以武力鎮壓的機會「微乎其微」?
陳:若指武力清場,我仍然比較放心,他們不會冒這個險。因為1989年當年的決定,確是個非常艱難的決定,差不多導致整個黨分裂。它〔那決定〕本身沒有經過黨內的正式程序,政治局常委到最後沒有真正投票。故可以說,趙紫陽是在非法情況下被罷免。其時,整個黨已沒有了黨規,亦沒有了程序。鄧小平有革命元老的身分,所以才能抵得住。

今時今日,若然再來一次,我相信對中國共產黨來說,〔要付〕太大代價!要承受全球衍責,甚至禁運或停止貿易。背上這樣的罪名,對一個剛上台的領導人而言,實在沒有這個需要,何苦為了香港而犧牲本身利益,尤其是共產黨的利益。為何要做?我覺得,他不太會這樣做吧,何況習近平本身不是革命元老,又剛上台,正要打開不同局面之際,又豈會把自己陷在如此困境中?

反過來看,他們亦有本身痛苦,即使想動用武力,也不能夠。若動用武力,就要先面對以下問題:對香港來說,問題當然極大,金融中心沒有了;隨之而來,可以肯定,台灣國民黨不會跟中國共產黨展開任何兩岸對談,因一國兩制已然崩潰,誰還會跟中國對談呢!原來統一後,最後是會開槍的。於是民進黨必會勝出下次大選,國民黨不用再選了。民進黨內的「獨」派,肯定有更大的市場,不搞台獨是不可能的。故此能夠預見,那個局面將有極大變化;那個決定,勢必引起巨大的影響力。他們〔共產黨〕本身亦要面對極大的管治困難。香港沒有了一國兩制,台灣整個局都扭轉,這就是consequence〔後果〕。這是第一點,我看見那後果太大。

第二,你看烏瞰村。這條村在他們手上小如蒼蠅,尚且沒有用指頭鉔死牠,反而嘗試思考,以不用鎮壓的方式,解決內裡極大的不滿和抗爭。我不認為目前主管香港事務、來自廣東地區並較為了解香港情況的張德江,會願意向習近平進言說要做些事,對付手上一隻隨時可鉔斃的蒼蠅。對烏瞰村,他們尚且無採取暴力方式,何以香港會有所不同呢?故我覺得,運用暴力的機會不高。

但警察或會用暴力。坦白講,對梁振英,沒有甚麼信心。北京嘛,我不覺得我所認識、如此實務的中央政府,會做這樣的事。 對共產黨,我認為底線只有兩個:一是不要觸動主權問題:「你唔好搞咁多嘢,搞到變咗港獨。」第二,亦不要搞到共產黨最後要下台。即使香港為爭取民主而佔中,亦不致搞到共產黨下台。反而,一旦開槍,令黨內分裂的話,下台的機會更高。所以,他們何必要冒這個險呢?我看不到〔原因〕。

但梁振英政府或特區政府採取強硬手段對抗佔中,則是有可能。而解放軍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解放軍是very unlikely〔不大可能〕。以我認識的中國,不會這樣做。但警察使用胡椒噴霧驅散,也說不定;或有人從中作亂,再來驅散,亦不足為奇。

問:英、美兩國相繼表態,你們持甚麼態度?外國勢力又會否影響當權者動用武力的取態?
陳:我們不會主動表態,不想引發或令致問題轉為外交角力。這對佔中沒有任何好處。但國際關注是有需要的,讓他們〔英、美〕知道這裡發生何事。現階段,我們毋須他們支持。但若然真的出現鎮壓,就需要他們了,包括國際譴責或杯葛。有他們在,要她看見,才能迫使她小心處理這問題。如果沒有得到國際關注,我們就變成國內的一條村,箝死你亦沒有人會知道。這樣不行。

所以,有需要maintain〔維持〕國際的關注,但我不想他們有任何實質干預,致令問題變成外交角力。但若把自己孤立成為孤島,跟外界斷絕交往,卻又極之危險,變成了中國的一條村落。

至於特區政府,除非開槍,開了槍,後果就一樣。不過,香港政府幾十年來沒見過。如果她〔特區政府〕「去到咁盡」,那麼大家認為是共產黨在背後發號施令。分別只在於這是特區政府的內部事務。人家會說:「這個政府已變成一個暴力的政府」,但並不是說「一國兩制」的問題。 當然,人家都慢慢會說:若非中央授權,你才會開槍。但這是相當極端的情況。若然如此,一國兩制已亡。

若是噴發胡椒噴霧,這在美國時有發生。所有民主國家要驅散群眾,有的騎著馬衝過來、有的棒打,有的施放催激彈,這些事情是需要預備〔發生〕。政府會自己採取這些手段而解說,我們為何不作好準備?

敵人|對手,又打|又拉 

問: 以你在國內多年經驗,你認為目前能走向談判桌的機會有多高? 上次你主力投身撰寫及參與談判,但今次你走出來搞佔中,情況很不同。
陳:在我看來,即時未有這運動前,談判動力已失!普選聯當時已即時說解散。至於民主黨,據我所掌握,他們已不想再去談,因會失去群眾動力。佔中出台後,卻加強了泛民的談判意欲。因我們所設計的程序,使他們毋須承擔所有政治風險,為何不能談呢?再者,泛民稍為整合﹣﹣起碼無人追打他們,亦沒有人說:「談判已不行。」以往,提到「談判」二字,等同「出賣」。但今日,我們三子無論到哪個場合都照講,因那是其中一步,起碼它沒有被「污名化」。

因此,問題重點還在於北京抱持甚麼態度。對我,或佔中三子,肯定很有意見!對我,要打擊,訊號很清晰,國內已是全面封殺。故我亦沒有太大信心,自己可以捲入那談判去。不過,亦看到有微妙變化,例如特首請我赴宴。倘若要消滅我們,根本毋須有這些動作,這樣只會給社會一個mixed message〔混雜信息〕:既攻擊你是為犯罪而犯罪,卻又同時請一位「罪犯」到禮賓府吃飯?這個嘛,我每次到社區都說:「街坊不用怕啊,我仍可以去吃飯。」讓他們不要聽見「犯罪」,就覺得可怕。

問:你如何理解這些混雜信息和舉動?
陳:很微妙!就算觀察《文匯》、《大公》,只要你細心閱讀,就會發現攻擊文章主力集中在Benny身上,反而不太集中攻擊我。或許,他們最初讀到是他提出「大殺傷力武器」、「癱瘓」等字眼。其後,我加入運動,在《明報》寫了一篇文章名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補充「愛與和平」進去,後來就變成運動的名稱。我期望讓人完整地看到這場運動的本質,我相信Benny也是這意思的。「自我犧牲」比「癱瘓」重要,「脅迫」與「自我犧牲」是兩者並存。前者是「癱瘓」,後者則關乎感召。固然,沒有抵抗力量,是沒用的;但若然只強調破壞力,亦非「公民抗命」的本意,失卻了公民性與非暴力的部分,故兩者需要平衡。我較為強調「愛」、「和平」及「自我犧牲」,勝於「癱瘓」,以平衡那篇文章予人的印象。

大家都明白, 真正操作時,不可只講破壞那一面,同時亦需要有感召,那就是「和平」與「愛」。於是,出了這個「好得意」的產品。有人說:「你何不索性棄用『佔領』二字?」但我覺得,我們正要處理這paradox〔吊詭〕。人生豈不是如此?我們的心早被許多東西佔領,可以是錢;我們的議會,不是早被小圈子佔領了嗎?為何一提「佔領中環」就這樣敏感?我們就要反過來挑戰你。

相信不少人都觀察到,像我這個多年來都強調對話談判的人,即或投身這場運動,也不全然是要provoke〔挑釁〕北京。涉及英、美等問題,我們並不挑釁。所以,我不覺得他們〔北京}對這運動,〔處理上〕沒有彈性。

第一個階段,〔北京〕必定是全面打。但我開始聽見一些聲音,想跟我們溝通。只是,我們暫未想有太多溝通。這場運動,我們必須小心〔處理〕,每事都需要放在陽光下,向支持者交代。因此,我認為現階段不適宜隨便作太多溝通。我們的確收到一些訊號,想跟我們談。反而,我們希望由政黨﹣﹣給他們更多flexibility〔彈性〕,進行溝通,怎樣都好,我希望市民能夠明白,也不用太擔心。無論如何,最後始終必須經過公民授權。但要facilitate〔促成〕這件事,就算作為一個政黨, 私底下溝通,我仍覺得應該可以去做的。因此,我也不想綁死政黨。

政黨並不是這運動的主要帶動者,上次〔政改〕不管是公投或談判,皆以政黨為主。但今次佔中,我們期望是一場公民社會的運動。我們依舊與政黨溝通,但卻不想捆綁他們,想留下空間。我是指「談判」,對於這問題,我們是正面的﹣﹣相對於三年前。其實,我們給了更大的談判空間,也不想綁死政黨去談。當然,你亦可說,相比三年前公投所造成的張力,今次還要大。上次北京沒有把「公投」定義為「動亂」。但今次卻定性為「動亂」,我們遭中央貼上的標籤,是很高的。

問:你認為中央的信任還在嗎?
陳:不用信我們!這正是我的心態。我覺得公民社會絕對可以站在道德高地,把人民的聲音提出來,提到最高、最高。身為從政者就有責任要回應。而回應過程裡,我最後又不會把它變得教條化,認為只得一種方案可達到要求。我的責任,就是表達。

我們建立的是一個平台,收集及表達民意。我們最大的責任,就是要守護那條底線,即符合國際標準。我們就望向中環,一步一步朝她的方向邁進。我們不會為了要去談判,降低這場運動的張力。其實,我覺得談判應由政黨去做,我們亦相信中央最後會集中跟政黨談判。所以,她〔中央〕不用信我,還可以不斷打壓我們,我們亦預計了。無所謂,我們又沒有票。你跟政黨談,政黨有票。

不過,政黨自上次〔政改〕事件,顧慮到當中要承受的政治風險;而社會上亦對此有所期望。這要視乎當時的政治判斷,並社會對政黨的信任程度。若然政治上有需要,我們可以參與談判,不會排除這個可能性。但相信今次跟以往不同,我們有一個,政黨入去談判前,我們已經過公民授權程序,不再是政黨想談甚麼,便談甚麼。而談判得到的結果,未進到議會表決前,亦經過公民授權程序,風險相應減低,市民亦不用太擔心,他們取代你做決定。因此,即使我們不加入去談判,是可以的,只要他們願意尊重這樣一個程序。

屆時,支聯會身分未必帶來影響。當年〔政改〕進去中聯辦,普選聯亦有分,其中包括兩位支聯會成員,一個是李卓人,一個是蔡耀昌。其實,當有這樣的政治需要,中共可以放下這等事。那不是甚麼大事,不算得甚麼。(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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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專訪系列﹣戴耀廷(下)

2014年6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續)站在歴史關口的雙城公民
﹣專訪「和平佔中」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相片來源:「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期望教會能做到的事

問:自提出「和平佔中」,教內不斷牽起有關公民抗命及非暴力的爭議和討論。有不少教會自發舉辦有關佔中的講座。您認為教會群體面對政治議題手法有否轉變?是覺醒?是迫在眉睫? 您認為教會在「和平佔中」運動中,可有甚麼程度和方式參與?
戴:我是這樣看的,〔佔中〕必然地在教會內部挑起了一些紛爭,但我亦看這是constructive conflict,意即它不是一種destructive、造成「你死我活」式的紛爭。constructive的意思,是指大家透過這紛爭,更深切明白該如何在信仰上,面對如此紛紜、不同的看法。我想,終極點不在於教會內,大家要有統一的看法。我不期望教會給予一個簡單或單一的信息﹣﹣信徒面對一個多元社會,在一個民主發展的歴程裡,你對民主進程的立場就該怎樣怎樣。我並不期望教會給這樣的回應,甚至乎教會亦不應該給予這種回應。

我期望~教會給予甚麼呢?就是~信徒身處多元社會之中,在這民主發展的歴程裡,包括香港,亦包括將來的中國。這歴程中,大家必然有不同的意見,我期望教會能幫助信徒如何面對紛陳的見解。即是教會毋須給你某種意見,但卻需要教導我們,如何去面對不同意見。現在「佔中」是一個契機,create〔產生〕了一個tension或紛爭出來。故此,下一步並非「我拗驘你,你拗驘我」,而是我們可以怎樣面對彼此的差異。如果我們能夠面對,亦懂得去面對的話,才可向整個社會展示,大家縱有不同,是可以面對。」這就是我期望教會能夠做的事。

過往,教會少接觸這類公共議題,就算要處理,面對意見不同,教會總會把它擱在一旁,用單一的聲音來蓋過所有,以「我在上位,你在下位」的權威,所以你要接受。但現在,我覺得已做到第一步,啟動了第一步。就看這公共議題,一方面涉及處身多元社會及民主轉營過程裡,基督徒如何體現自己的公民身份。另一方面,更為深層是如何處理不同意見,即從信仰上,有甚麼資源給我們去面對?當大家都有可能claim〔宣稱〕自己的觀點、立場是來自信仰,如何處理「大家都claim自己是」這問題呢?其實,這正正關乎「商討」元素﹣﹣如何將「商討」帶進教會,又或「商討」背後的神學是甚麼?

問:教會其實亦是社會縮影,近年亦出現基進的手法,表達不同意見。你會否認為教內的對立會因此加劇?
戴:這功課,兩邊都要學。一方面,個人不關注的,學懂去關注;過去以權威式看事物的,也要學懂respect〔尊重〕,懂得放下自己在上位的看事物方式。但同樣,反對一方,挑戰權威者,就算你disagree,亦要disagree with respect,能夠去尊重,嘗試假設你的對手是出於善意。譬如,我不會話吳宗文牧師有甚麼,我真心認為他相信他所說的,是他從信仰得出來的結論。當然,我亦真心相信我的。我們現在正嘗試學習:怎樣看彼此的不同意見?不一定要妖魔化,也不一定以攻擊對手的方式來面對或處理。

辯論驘了,有何意義?是無意思的!所要的,是要讓對方明白我們背後為何有這樣的理念。你可以不同意,我會嘗試明白你的理念,我亦相信你所說的,是你真正所相信的,不會多重估計你為何有這想法。支持〔佔中〕者,有其理據;但不支持的,亦不代表無理。不參與,不代表不支持。就算他不支持,也不必然是要against你,不一定要話「你係邪」嘛!這並是正邪的問題。

走在那不可知的途上

問:有學者提到「愛與和平」該是一種生活或生命態度,是持久的,是日常的,跟總有完結一刻及抗爭目的的社會運動有別。對此,你有何看法?
戴:我越來越相信「你所沒有的東西,無法給予別人」。你本身沒有的東西,如你present到自己有,這是騙人的。而你亦很容易被看穿,不管你如何懂得演戲,看得通透的人必能把你看穿,你不能欺騙全世界,「呃得一時,呃唔到一世」。唯獨你自己有,才能deliver。

「佔中」一路走來,每天都在學習這功課﹣﹣要將「愛與和平」這商討的精神活出來。內裡有的,就必自然地流露。今日我有八個appointment,太太說:「你不會太辛苦的,因為你只是做回你自己,毋須plan要做些甚麼。去吧,你撐得住的。」從她的觀察,讓我看到「我說的東西,我一定要自己有」。若我做不到,就別說出口,做到才講。當然,說的時候,有時亦未必即時做得到,但你必須要立志去做到。這亦是禱告,讓你內裡的spirit有。

那次跟周融上電台節目對話,有一幅相片記下他拍我膊頭的一刻。週圍的人看見都好嬲:「你做乜俾佢拍你膊頭呀!!」對我來說,無乜所謂,那幅相,他的確想present那種image出來。他要用,就給他吧~無所謂的,總之,說我要說的就是了。以前無試過面對這些處境,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但現在,祂容讓我encounter〔遇上〕不同事物,將我的境界擴闊了。我知道,原來我並無感到很大壓力,都能夠做得到;又原來這些事無法disturb 我。這樣我就發現,亦醒覺到:「呀,原來得咗嘞。」

問:你提到是「時機選擇你」,面對最沉重的壓力與不確定(uncertainty)是些甚麼?
戴:那種壓力,未必是大家所想的打壓,始終我們受到香港現有制度的庇蔭,保護仍是足夠﹣﹣無論是大學裡的學術自由,如果大學要「郁」我,她要承受風險。就如當年鍾廷耀一事及「教院事件」。若我仍是contract,就很危險,因為可以有很多理由終止合約。但我已tenure〔終身制〕, 如要「郁」我,必須有”good cause“〔充分理由〕。若我做足要求,又滿足於當一世副教授,「郁」不到我。如果為求升職,要buy你的認同,我才會驚。況且,我已經做多於一個教授(chair-professor)所做的,又何用change on my title〔改銜頭〕?”title”對我來說,沒有意思。因此,我無所求,你就無我符,你無得「郁」我。這是由於香港的制度予以我這種保護,所以我不感到憂慮。

對我來說,最大的壓力是甚麼呢?那是對自己未來的uncertainty。

由我畢業出來做事,教書至今,一直都活在好safe的環境當中,不論是工作、居住、收入、家庭,全是極之comfortable的環境,好舒服,舒服得好緊要!這麼多年來,雖然我不曾因安舒生活而不做事,但始終都在一個很安全的環境下,做所有的事;而且亦是有限度的,做一些在時間許可下、能夠承擔的工作,當然也做些「另類」工作,例如搞信仰學科整合,這跟我的性格有關﹣﹣我不是那種安逸於現有學科、專家認識的層次,總會找一些不認識的東西去學,做整合(integration)工作。亦可能因為這種性格,所以神才揀上我。

然而,現在卻推入一個totally uncertain的環境。由今年年頭起,踏進了政治圈。我不是政客,但卻發現我在政治圈或公民社會裡,開始engage在不同群體之間。這是一個全新的角色,每天面對很多uncertainty﹣﹣今日我要面對甚麼人?要跟他們開會,情況會怎樣呢?

儘管一路走來,經驗是正面多於負面。但心裡仍有個極大uncertainty,那就是:「神呀!祢將我擺在這位置,現在所做的事已超乎我所能想像的範圍。但在禱告中,好似『唔只係咁喎!』最大的壓力是『唔知跟住會點?』」佔中是否the end of the story呢?原先我確是這樣想的。

前陣子,我在禱告中有一個領受:「唔駛驚呀~佔中,因為佔中呢啲~好輕can咋,前面嗰啲仲犀利呀。」… …嘩,幾驚呀!〔笑〕這好像是安撫著你,叫你「不用怕」,誰知後面那句「仲驚」!跟太太說,她「嬲」了我兩天,反問我:「你唔係應承淨係搞佔中咩?吓!你依家話,神話你知仲有嘢喺後面,乜嚟㗎?做乜嘢?我哋點算?」其實,她不是「嬲」的,而是很擔心將來。

原想頂多是佔中,有個end point,不論成敗,總會完結。但如果還有something even bigger,那會是甚麼?到哪裡去?我自己也在想,完了佔中,我可以回到自己的original life,返回我的comfort zone〔安舒區〕。但神這樣說,嘩!大佬!玩到咁大?做完一輪,可以back to我原先的life了吧?但如果不可以,點呢?!這正是我此時此刻最大的壓力,不是指打壓,而是「我不知道神要我做乜嘢」,如果佔中都是「小兒科」,再走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會怎樣!

問:一路道來,你踏上的不止是政治之旅,更是屬靈之旅?
戴:Yes, true, very true!這確是一次spiritual journey。〔佔中〕這場運動並沒有直接講信仰,也沒有宗教論述,但其精神本身﹣﹣至少我的精神本身,我的source就一定是我的信仰,而信心亦是建立在信仰裡。人家經常問:「你為何有這樣的信心?」對信徒,可以很簡單回答:「因為我信神。」對非信徒的話,只可以說:「我是一個天真、追尋理想的人,這就是我可以有的東西。 」但我們都建基於一個信念,就是交在掌管歴史的主手裡。我們亦相信祂是慈愛公義的。因此在整件事上,我們盼望得見慈愛公義的彰顯。

若說是時機選擇了我,其實在信仰上這廿多年的經歴,現在的我和信主時的我,已很不一樣。當然跟信主前的我更加不同。信主後,祂讓我在教會裡經歴很多事,有些看來是不相干的,可能是教兒童主日學,教小朋友,或處理教會內的一些衝突。表面上,這一切跟目前所做的事不太相干,但這就是character-shaping process〔品格模塑過程〕。到了時候,祂說:「你去得嘞!」〔祂〕用我的character,這就去了。而在過程中,繼續模塑我。

〔笑〕我最驚的是:「又再這樣shape,這段時間比起過去廿多年,程度高很多!那接下來的,會怎麼樣?」我心裡想:「可唔可以唔揀我呢? 死啦,跟住嗰啲點算?」所以,這段時間好驚!

就算要佔中,我覺得那只是一個很有限度的sacrifice。其他人看來,或許覺得是極大的犧牲,但其實不算很大。沒錯,我的life的確有轉變,但不是完全變天,仍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仍有空間吸納和承托得住。但將來如何呢?當我再把自己推落去,我有沒有那種capacity呢?還能應付嗎?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會怎樣?他們一直很支持,但再走下去,會影響他們。當然,我仍有信心,但亦祈求神說:「不如祢俾多少少我知會係點啦。」只是,一直沒有回應。

踏在路上,其實心裡有底,但怎樣去再面對,學習接受,那是一個適應過程,要慢慢來。我知道,someday會接受到。也許已安逸太久,總希望有一天,我甚麼也可以不做,走到海邊,吹著海風,坐在那裡便好了!但我一世也無可能返回這樣的生活。life must go on,走到最後,當生命結束的時候, 能夠如保羅般說:「那美好的仗,我打完了!」

面對將來,最難受是uncertainty。我在佔中裡面,製造uncertainty來迫對手,神也用這種uncertainty來迫我。哈哈!學習中!

佔中之後… …
太太跟我說:「你可以向神說『不』呀,你祈禱,祂會聽的,說『不』做就是了。」我說:「你看到約拿有甚麼結果?如果那件事是神要你去做,你無得走,只可以繼續去,你唯有是忠心地去做。未來日子,我不能好快back to original或原先的安逸生活,而要繼續行在海中,不知飄到哪兒,那就是我最大的壓力。

當然,對神是有信心,知道祂無論如何必定同在,祂必不丟棄。這信心是由佔中開始至今,在信仰上的另一深刻體會﹣﹣不可以不跟神在一起!保羅說:「你要不住禱告。」我現在好明白,不住禱告何解。因為你需要有禱告every second to sustain你,不是每日『口噏噏』那種,而是in a spirit of prayer的狀態。我需要的能力在哪裡?是在神那裡。我需要在神那裡找inspiration。許多時候,想不通的事情,靜下來,『啲嘢嚟』,不一定有formula:「噢,主啊,你聆聽我的禱告!」或是一種religious practice:「呀,大家坐低祈禱啦!去攞領受。」不是這樣的。

在我的信仰生活裡,所過的每一刻,所想的、所寫的文章,都是上帝給我的東西,我把祂的東西消化了,然後再present出來。這歴程一定會有distortion,一定會看得不準。但至少在我個人感受裡,不是把我的生活切割開來,然後稱那部分為「祈禱時間」或「靈修時間」。其實,每時每刻,我都需要很多東西來支撐,面對挑戰。每天迎面而來的挑戰,多而又多。就在這過程當中,學習如何在每一刻開放自己,給那些超乎我想像的東西,能有機會改變我現有的想法。

雖然明天如何,我不知道,但有一個rough direction,這亦是我的一個信念,就是神不會叫你突然走向另一條path,除非有一個好clear的原因,否則祂要我們做的事,一定沿著你的path作事。而我現時的path正從事這類工作,走不出法治等方面,但地方可能不是香港,而在中國。我的感動是在中國裡面做。但做甚麼?如何做?

2012年,我寫了《中國憲法》這本書。中國對我來說,是我整個研究裡,即所有憲政的學習上,最主要、亦是最後的實驗場。早在修讀憲法研究時,我已希望將來中國立新憲法時,可以在過程中有分,這是我的夢想。既是憲法學者,更是一位中國人的憲法學者,有分參與中國新憲法的制訂,確是實現夢想最理想的場地。但怎樣做得到呢?

現在看來,當然「唔駛諗」啦!以前都「仲有啲機」,我所做的法治研究,仍可進入國內。這個,還是在於神!當然,目前已不能想太多,先搞好佔中。但佔中完結後,未來會怎樣?就不知道。但我有信心,佔中會成功;若是失敗,我這個人不可能為大陸所接受。唯有佔中成功,我才可以返回國內工作,也顯示國內容得下這麼一個人。

(全文完)


編者後記:這專訪系列早於去年底進行,惟延至如今才完成面世,謹此致歉。儘管時局急變,但箇中的分享、看法與見解,相信有助我們更深入認識、了解與思考「和平佔中」發起人的初衷、關注與理念。

閱讀戴耀廷專訪(上)戴耀廷專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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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專訪系列﹣戴耀廷(中)

2014年6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續)站在歴史關口的雙城公民
﹣專訪「和平佔中」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相片來源:「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重點不在佔中

問:不少人擔心,今番政改將造成泛民內部,撕裂情況加劇。你認同嗎?
戴:如果看近期發展,激進泛民在佔中討論開始後,亦開始反思。吳文遠〔社會民主連線副主席首次上非暴力訓練是週六,然後他跑去了特首集會擲椅,被罵回來。下週就默站。香港的激進泛民「有幾激」呢?他們只是有限度的「激」。要表現他們的「激進」,依然可找一個非暴力的空間,默站本身極具挑釁性,你不是站在示威區,而是站在馬路,你就具挑釁性,但同時是非暴力。

這個 fit 他們的style:既挑釁,亦是非暴力。人力都講「和理非」!為何他們有這種轉變、一種比較明確的轉變?大家都知道,未來那場對決,正是要看我們是否非暴力!你用暴力,大家都死。所以,一定要堅持非暴力,不~過~他們仍會用惡言,但心和肢體就非暴力。這方面,要再進一步說服他們了。所說的話,正反映內心,這是聖經所教導的。愛與和平要反映在你的語言當中。

因此,我們這個運動要求高,要求你內裡真的有愛與和平。如此,你的說話自會流露出來。依目前所見到的激進力量,其實都「收緊火」。當然,仍有我們不能控制到的激進力量,未在佔中運動連繫的網絡裡,但泛民內主要陣營都已加入。

香港,從未有這樣的公民抗命,有計劃部署地去做,事前做好訓練,做足指引,然後發給所有參與公民抗命人士,如要參與,就必須跟足指引去做:「如果不從,就別來了。」事先做好這樣的宣傳。其實,這一切都是博奕的一部份,出這些宣傳本身,就是要給對手壓力。我們每一著,既有其positive本質的意義,但亦有其工具性的意義,就是要壓迫對手。我們越清晰去堅守非暴力,對手就更難去找攻擊我們,亦令他們無法不去想想普選辦法。因為,我們最重要不是佔中嘛!雖然,泛民裡面,有部分人真的很想有機會去佔中,他們覺得這是一個歴史,但真的有可能出現反高潮,就是我們出台的建議通過了公民授權,特區政府又要、接受了,到時有些人定會感到失落!

真正的考驗

問:「和平佔中」冀望製造張力,迫使中央談判。但激進民主派一直擔心,最後妥協收場。如何在「往返談判」的過程間,保持透明度?你認為各方願意面對或接受一個看來「妥協」的方案嗎?
戴:目前的想法是這樣,我們會物色本地專家及海外專家,齊集所有方案,然後看看哪些符合國際標準的,就可以放進商討會議。譬如能進入的,約有10個方案,商討會議傾妥後,參與商討會議的人,就開始投票,但不是投票選一個方案,而是為每個方案評分。評分後,選出最高分的數個方案作公民授權,予全港市民投票。而全港市民投票,亦不一定要他們三選一,可以是排次序,排最好、次好或第三好。這都是一些「非排他性」的選擇方法,盡量包容不同意見於其中。

當選出最好方案,即排第一那個,就會交予北京政府。如北京要,就無事發生;若北京不要,就可能佔中。如果北京提出反建議,我們就算面見,亦只會說:「嗱,這就是我們的方案。」並要求他們公開說出其反建議。因此,沒有所謂「談判」,而「談判」其實是「信差」(messenger)而已,因整個過程是透明的。

若那反建議明顯不符國際標準,無人接納,我當然say NO,接著自是佔中。但如果它是無棱兩可,又或即使是符合國際標準,也不是我說了算,而是需要再來一次公民授權。因此,爭取過程中,起碼有兩次公民授權。大家接受, 肯收貨,事就完了。如果不收貨,就會佔中。整個過程,根本沒有所謂談判的”give and take”,全都放在陽光之下﹣﹣「要」或「不要」,全交由公民投票決定。

問:你認為泛民各方願意面對或接受一個看來「妥協」的方案嗎?
戴:剛在看一本書,是費考通於1946年所寫,是一本公民教育叢書、一部小書。書內,記錄了他跟學生的對話,提到美國的立憲歴史。那時,剛趕走英國人,美國13個州商討立憲。這些代表在立憲會議上「拗餐死」,差點決裂。最後一刻,年屆81歲的富蘭克林說:「大家不要吵了,不如請牧師祈禱吧。」於是大家一起禱告。三天後,各方再回到會議桌,氣氛截然不同了。大家開始願意妥協,得出方案。於是,各州代表就拿著這個妥協方案,返回所屬州分推銷。這方案某些部分,他們本來並不贊同,但畢竟這共識方案已獲立憲會議通過,故各州代表回去後,全都傾力為這方案辯護。

他們不同意的,卻願意為此defend(辯護)。嗱,這就是民主素質。我們將來面對的考驗,正在於此!我覺得,挑戰在於:若我是泛民激進派,我在商討會議裡爭取要的那個方案,不在top 3裡,因此沒有交出去做公民授權,而我不肯「認數」。又或者,那方案列入top 3裡,但不是排第一,所以拿去給北京政府。

問:經常有人批評泛民中人,具民主之名,卻無民主之實。你認為能否經得起這考驗呢?
戴:這是民主的一課,a lesson to learn,我們目前需要學的,正是這功課,這亦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挑戰。唔~, 講民主嘅素質, buy我這種講法的,相信大部份都會buy,然而~最後能否做到呢?~未知!

這需視乎將來情況﹣﹣其實,不止是激進泛民,溫和泛民亦要面對,因為~有可能大家buy一個「激」的方案,不選「溫和」的。如果得出來的top方案,並不是你想要的方案,卻可能要為這方案佔中,你甘願嗎?你只為自己要的方案佔中?還是為一個經民主程序決定的方案而佔中?這~才是真正的挑戰所在! 無法做到,就意味徹底失敗!

若香港的民主派無法做到~嘥氣啦,算吧,不民主,也沒所謂了!~原來我們還未mature去到這個地步,講民主,又有何用呢?給你民主的選舉制度,你又豈不是在裡面打餐飽! 除非~你能夠挑戰我,指出整個程序哪一方面不民主?例如商討會議裡,哪部份做得不平衡,以致意見凝聚時出現偏頗;或公民投票時,你說哪個程序不民主。這一切,你都可以challenge(挑戰)。但~你~既接受整個民主程序,也就必須bind by(遵守)民主結果。

若無法做到,即香港的民主派,並~不~民主!你還爭甚麼民主?!反映香港整個社會根本未足以承托到民主,我們沒有足夠的民主素質! 要是這樣~〔笑〕我可能會變成了建制派:「對呀,還未需要民主!」

國內改革,香港是很好的實驗場

問:有評論指「佔中」是基於對中央的「不信任」而來的,但「公民抗命」這行動本身,卻又對當權者尚有一絲信任,起碼認為她是相對地公義的政府,會在博奕裡作理性選擇。您是否同意這說法?但觀乎國內收緊對意識形態的控制,而習近平的施政明顯保守,你如何評估國情發展?仍能信任嗎?
戴:對,「公民抗命」本身是相信對方有良善。

至於對習近平的評價,目前未能倉促定論。他目前的表現和論述,確是保守。但究竟這是屬於策略性保守?還是本質性保守呢?我們無從判斷,因為沒有資料。既無資料,就以「善意」來推算對手吧!即是,我當你是策略性保守,等待未來有空間、有機會的時候,製造最大資源,可以跳出這保守策略,變得開放。

其實,「佔中」本身亦很吊詭:看似對立,但又提供轉向機會。透過佔中﹣﹣假設真普選成立,香港會有自己的普選制度,但怎樣去run將來的普選制度呢?是否一定走向兩黨競爭的政治模式?抑或採取多黨合作方式,建立起一種共融的民主運作?其中,有許多可能性存在。香港可能出現一種非兩黨競爭,而是八黨聯盟式的政府,而這亦未嘗不可。屆時,行政長官不一定要有鴻圖大計,反而是能夠結連各派系的人。

香港政黨之間,實質分別不大,民生看法相近。其實只得一個元素,區分了彼此,那就是中國元素。因此,八黨聯盟式或五黨聯盟式﹣﹣只排除極端少數,不過仍會想方法包容他們﹣﹣這樣的管治模式正是中國最早期、毛澤東所講的「新民主主義」。即是有一個執政黨,她不會純粹靠自己,而是靠其他享有實質權力的政黨,一起聯合執政。 這種模式,可能正是中國要走的模式,有可能!

如果我們要思考中國未來的發展,香港其實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實驗場地,讓中國嘗試未來的管治模式。這種管治模式不必然墮進西方式的兩黨政治,而且香港亦未必好大機會出現這種兩黨競爭的政治。只要解決了目前鬱結﹣﹣就是對中國、對民主發展的『結』。往後的路,可以好廣闊。

問:然而,這個「結」可能是最難解,中央亦很擔心「佔中」起了示範作用,引發連鎖效應。
戴:是。但不只是香港,其實中國面對其管治問題,她也要去解這個『結』,現在『結』只在不斷delay,不去解。但結不去解,任由它繼續纏下去,只會越纏越實。越不去解,結就越解不開。其實,亦去到一個關鍵時刻:現在是否已到了解結的時候?如果她不想轉變,自無話可說。但如果她已預計有可能需要轉變,就要想「如何轉變」。

觀乎香港的模式,國內暫時是辦不到。因為我們定下了極高的門檻,對公民社會的要求亦高。她可以說:「你要搞香港模式嘛,那就要跟足,早18個月做。」亦可以設下一個門檻予國內的公民社會,說:「嗱,等你做得到,你就做囉。」這樣的話,她給自己buy了很長的時間,以香港為experimental ground,仔細觀察,然後再構思中國的模式。但上述的話,有一個前設﹣﹣就是她想改變。

問:你如何看中國改革的決心?
戴:目前,無法判斷。究竟習近平是否跟薄熙來一樣?我們並不知道。薄熙來式的領袖,說穿了其實就是「掐水」,安插自己人,準備好後路,然後「攞權」,既為了自己的享受,亦為了自己權勢,建立起自己的集團。習近平是否薄熙來呢?或者張德江是否也是薄熙來呢?或整個政治局常委是否全部都是薄熙來式人物?我們並不知道。

然而,我們若假設所有人,包括習近平、政治局常委或所有中共領導人都是薄熙來的話,中國無前途!「死梗」!無論我們搞不搞普選都死,遲早都死,必然死,無論做或不做都死。那不如換個角度,用另一種思維:既然我不知道,就假設他們不是!如果最後發現他們都是薄,我最多「嘥咗掙扎嗰下啫」,橫豎都要死,我只作死前掙扎。但你說:「不如死前唔好掙扎啦。」之不過,我這樣做,還可以博一博嘛。只要他們都不是薄,我們就有機會。

問:你似乎相當樂觀。
戴:是,應該說「阿Q」。既然不知道,兩個可能性都有,我會相信﹣﹣信他是友善的,你寧願他是。如此,做起來,也開心地做,有希望地做,就算結果是希望幻滅都好,至少做的過程中,滿有希望嘛。若到最後是失望,我們總算在死前努力嘗試,求一個生機。這正是我們對神的信心在哪裡?神在整件事上,祂的心意在哪裡?當然,我們不會期望在地上有完美國度出現,但神是公義的主,祂會不會容讓公義在整個轉變歴程裡,彰顯更多呢?

其實,紹光〔鄧紹光博士〕challenge公共神學的泰山北斗 Max Stackhouse,指他缺少一個神觀在背後﹣﹣究竟神是怎樣呢?於我而言,我的神觀﹣﹣神就是那位公義的主,祂是一個慈愛的主,祂在現世,即這個世代裡,祂的公義和慈愛都要彰顯,祂是掌管一切的。

目標手段與暴力脅逼

問:教內尤其關注這場運動的手段與目標是否一致?是否合乎比例,以致要採用犯法手段去爭取?
戴:這方面,天主教區的《緊急呼籲》採用了「合符比例原則」(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說得非常清楚。有關這原則的信仰基礎,我仍在研究。但至少,這原則可以用來分析「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係。目的越是崇高,越可以justify你所採取的手段,以及對他人影響的程度。

事實上,任何人的行為都會影響他人。我經常愛舉一個有趣的例子:「你行落街都阻街」,「你行喺街上,都阻住人,係咪?」任何人逛街,其實都阻礙到他人嘛。只要有一個人走在你前面,便成為障礙。然而,你不會說,這個行為是錯誤。原因在於,大家都認為合理,是行使基本權利。

這就是說,如果我們以公義為本,道德訴求夠強的話,我們有更強的理據可以對其他人的權利,帶來更大的影響。況且,其中的causation〔因果關係〕,尚有許多因素可以起變化作用。譬如,我們表明那一天佔中,這些公司能否在當日實施彈性上班時間?彈性上班的話,就不會妨礙上班,又或者home office。你亦可能說:「影響到公司。」但我會問:「影響她甚麼權利或權益呢?」相對起我們所爭取的,卻是聯合國公民權利及國際權利公約已經承認的一項基本權利。我們的claim是一個universally recognized的權利。但你的”interest”〔利益〕,我不會稱為“rights”〔權利〕,那又是甚麼?大家比對一下,看哪一個較重要。

還有,雷鼎鳴經常講有16億損失。但那個損失,是由誰導致呢?肯定不獨由佔中者導致。我坐下去,怎會有經濟損失呢?你可以說我們是始作俑者,但不獨是我們liable。你可以在這件事發生前,即我們提出的16個月時間裡,令它不出現,但惟獨說是我們導致這損失。

另一個比喻是你欠我錢,我走去你大廈門口靜坐,導致那大廈的住客無法進出。其中一名住客簽不到一份16億元合約。於是,就說我導致那住客損失了16億元。事實真的如此嗎?固然,我的確是始作俑者。然而,在這行動前,我已給你送出數十封信,追你還錢,你卻一直不肯還。我唯有坐在你的大廈大堂追數,而導致有住客趕不及簽約,招致損失。那麼,我就要問:「是誰導致這損失呢?是你還是我?」這裡涉及causation的問題:「誰人導致這損失?」「佔中」不是突然爆出來,已提供了許多時間予你解決問題。

問:但由誰去決定這是一個崇高目標?不少人用滑坡理論,表示擔心今天容許「佔中」,難保他日用上更強的手段,只消給大眾一個崇高的理由。
戴:Dworkin整篇文章要討論的,就是那人縱然錯了,錯誤理解自己的貢獻,但只要他真心相信這事,單是這點,足令大家去recognize〔肯定〕。當然,這是美國的社會處境,能有這樣的包容度。反觀香港華人社會,剛才所提的滑坡理論就較強。

我仍想回應剛才的滑坡理論。先別說別的「公民抗命」形式,單單看「佔中」所倡議的「公民抗命」模式,那是一種事先張揚、早十多個月前計劃、期間又經多番商討,還有一大堆做到「一頭煙」的工作。然後,設下許多exit point給大家,務使「公民抗命」不用出現。惟全部行不通,最後才會有「公民抗命」。

倒過來想,「佔中」 其實為香港搞「公民抗命」設下了極高的標準。以後若有人要搞「公民抗命」,就可能會講:「你不符合『佔中』模式喎。」香港過往有沒有「公民抗命」呢?有,一直存在。但「佔中」卻為香港的「公民抗命」定下「超高難度」的標準,門檻相當高。「佔中」甚至令香港的「公民抗命」更難出現,換句話說,以後若有人要搞「公民抗命」,可能請他們跟隨「佔中」模式﹣﹣即十多個月前起,搞商討會議,討論好後,還要搞公投,直至政府不接受,才搞公民抗命。〔笑〕其實,我們為社會穩定,製造政治元素。搞抗爭有幾難搞?爆出來,就是了!但我們把「入門的門檻」設得這麼高,令他們不能隨便走出來抗爭。這正是陳雲話:「你搞到個市咁難做呀!我哋仲點搞抗爭?」〔笑〕換個角度,我們是穩定機制來的,基本上並非製造動亂!故此,他們罵我們維穩。但維穩人士就覺得我們搞動亂。

問:有學者認為這場運動的成敗關鍵最終取決於政治能量,而非道德力量去呼喚當權者覺醒。如此的話,「公民抗命」說穿了是一種屈人就範的脅逼(coercive)策略/手段。
戴:我想,那十分在乎我們如何界定「脅迫」或「暴力」,若定義太廣的話,甚麼也不用做。所謂「張力」﹣﹣即是說:「坐下來談談吧。」假設是坐下來談就得。但若然在一個不對等的關係裡,只說:「坐下來談吧」,未必能促使到對方認真地去看到問題核心或conflict〔衝突〕的源頭,或願意去作出重新思考。所以,conflict有constructive〔建設性〕與destructive〔破壞性〕之分。我們是以一種constructive角度來看conflict,人家怎樣看,我們不知道,或當我們是destructive。

其中一樣使我們的conflict變得constructive,就是要有時間。如果時間短促,卻要對手回應,他們必用負面角度看你,destructive的機會就大。但如果我用好長時間,給你很多exit point,過程又公開,攤開在枱面談,我沒有「枱底嘢」,也不討價還價,因我覺得「開天殺價,落地還錢」這套,其實是不尊重對手,因為對手不知道哪個才是真價。我不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係嗰個價就嗰個價」。

constructive conflict為的是去解決問題,製造uncertainty〔張力〕給對手,他們不知道你的想法,你就說清楚:「我就是這樣想的,你要就要,我給你時間去想啦。」這一切都是令整件事維持constructive的方法。

問:但政治往往有太多「枱底傾」或「閂埋門傾」的情況,這令人放不下心。
戴:我跟你在後面傾是另一回事。但無論我在門入面傾或門外面傾,我的stand〔立場〕都是一致。如果你給我東西,但不想我說出去,就別給我好了。你有話說,就公開說。所有東西都攤出來,大家毋須互相猜度這條線是否真正底線。

其實,整個流程是公開的,你可以參與其中去shape〔模塑〕那條線。搞公民投票時,搞商討會議的時候,你就落力說服別人,能說服就說服。接著,若沒能說服人,你就要接受那結果。因為整件事是透明的,攤開來,對手亦可以隨時「執住某個位」,選擇「要」還是「不要」。若最後都是「不要」,也沒辦法。我們已「俾晒位大家揀」,不論對內、對外,都是清清楚楚。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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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6期「和平佔中」專訪系列﹣戴耀廷(上)

2014年6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站在歴史關口的雙城公民
﹣專訪「和平佔中」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時機出現,充當「接生婆」

問:支持或反對「和平佔中」,在在視乎本身對當今時局的判斷。為何你認為目前是關鍵時刻?
戴:你是指「時機」?還是「時間」?如果指的是「時間」,就容易解釋。2017年選舉倒數計算,現在必須開始商議。否則,立法及籌備時間皆不足夠。

至於「時機」,正因有2017這承諾,我抓住你的承諾,你必須履行。這「一個位」有足夠強的moral claim〔道德訴求〕。就如朱耀明牧師經常說:「唔該找數~依家係,你要找數嘛。」

另一個時機就是,香港社會發展已累積到了一個地步,令這件事出現。現在大家追本溯源,都說佔中或整件事之所以出現,是由於我的文章。但一篇文章又何以激起千重浪?這絕非來自作者本身的能量。作者最多也只是負責「生嗰個」,頂多是「接生婆」,內裡「一定要~有~嘢,先至可以出到嚟」。

佔中,就是如此。 社會民情本已存在。過去一年,尤其是三月之前,即唐英年、梁振英選舉之爭開始,民情已不斷累積,對特首選舉已經「咕咕聲」,接著再經歴反國教。然而,這兩件事其實又承繼之前的反高鐵,反高鐵則承繼著天星皇后,而天星皇后又承繼了0371。民情一直延續,香港整個公民社會由回歸後的不斷轉變發展起來。

話說回來,其實早在2010年,我寫過近似的東西,無人理嘛。當時正值「五區公投」,我在問:「五區公投能否促動改變呢?」那篇文章主要談及社會運動尚有許多模式。最記得梁永善牧師在銘恩堂內舉辦論壇,我與黃毓民及黃成智三人同台。黃毓民還說:「嘩,呢個教授好激呀!仲激過我!」我答:「我講吓啫。」文章是在這背景下寫成,其時最激的,亦只是「五區公投」﹣﹣亦即在制度空間中「做嘢」。〔跟佔中〕相比起來,其實又「唔激」。且別談政改是成是敗,但至少2010年的政改經驗,導致往後泛民分裂。由此可見,整件事是隨著脈絡發展而來。直至2013年1月,時機出現,它就成為了爆發點,不是有人去選擇它,反而是時機選擇了我,並非我選擇了那個時機。如果我們的信仰,就是上主選擇了這個時候。

當然,過程之中,我不會under-estimate〔低估〕自己的「接生」角色。若非由我接生,整件事未必以這種形式去present〔呈現〕出來。在整個接生過程,我的角色就是注入了許多另類元素,令其產生不同的形態,而並非單純是「公民抗命」。不過,這一切又不是plan出來的。

譬如,現在經常提到的「商討」(deliberation),那是接受《明報》譚蕙芸、即第一個專訪的時候,她問我如何解決密室政治?我答不出,文章裡只講了「最後嗰下」,沒有處理這問題。為要回答她,我回去研究,發現deliberation「呢招得喎」,於是就注入去,又把公共紛爭調解的元素及其他學術的東西注入裡面,幾乎把一生所學,都放進整個系統內。那是一個~過~程,務使這公民抗命行動,跟以往的模式不同,就算跟一月份那篇文章所寫的,亦有分別。我可以說,商討及公民授權等部分,更能令這公民抗命行動不用出現。其實,前期部署比起後期,更為重要。

政策為本?公義為本?

問:有學者參考Ronald Dworkin的理論,認為「和平佔中」屬「政策型公民抗命」,而非「公義型公民抗命」,因此較難解決”exit plan“問題。你同意這分析嗎?
戴:我覺得有點誤解了Dworkin的理論。Dworkin列出三種「公民抗命」,一是integrity,即違反個人信念;二是關乎公義,即當事人認為該條法例不公義;三是政策,而「政策型」公民抗命的重點,並不在於違反的法例需跟挑戰的條例相同,反而著重你是基於甚麼原因要違反該項條例,這才是Dworkin的重心,但凡討論「公民抗命」,都要問「是否justify你咁做」?

嚴格來說,佔中是以公義為本(justice-based)的, 雖然我們所違反的法例,不是直接挑戰的那一條,但佔中並不是指那個政策好、不好,或「好蠢」,如Dworkin形容為”stupid”或“wrong choice”的政策,這些都不是基於公義的理由。

馬丁路德金亦回應了這問題,他在伯明翰獄中信函裡寫道:「當這條法例維護那不公義法律,這條法例亦會成為不公義。」當然,政制的法律,你無法違反,你如何能夠違反所謂「政制的法律」?譬如我要違反一條法律,容許警察可以虐待一個疑似恐怖份子。我反對這條法律,但我怎可能違反它呢?難道我捉一個terrorist來虐待他嗎?不行嘛!或者,我捉一個terrorist來~不~虐待他嗎?也不行呢。

所以,重點不在於我所違反的法律與我直接挑戰的那條法律的關係,而是應著眼我基於甚麼理由要違反它。我的理由就是要表達我的訴求,挑戰一個不公義的法律,但由於公安條例阻止我這樣做,它維護這不公義的法例。在這樣的處境下,公安法例亦變得不公義。因此,這是一個justice-based,而這不是一個policy-based。

「公民抗命」必然是違法,關鍵在於大家是否認同或怎樣看待這群違法者。是否跟別的違法者無異,為私利而違法呢?若然不同,甚麼令大家認為justify這另類看法呢?這個,很在乎宣稱的本質究竟是甚麼。Dworkin把公民抗命劃分為integrity, justice及policy三類,正是三種不同程度的道德訴求,足以影響justification的力度。

就算這群人錯誤地理解所謂「正義」觀念,他人亦不必然要懲罰公民抗命者,或定要用上相同的刑罰。他們可以考慮較輕的量刑,或採取別的懲罰方式。然而,這很視乎公民抗命者的道德基礎(moral basis)是甚麼,方能令別人對公民抗命者有別的看法。

進退去留與持續力

問:有何轍離計劃?
戴:我們所爭取的是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制度,因此最清晰的exit point是「給,就走;不給,就留」。

問:但會否像「佔領華爾街」持續留守下去?
戴:這個~就未必。最初確有這想法,但操作上或會非常困難,亦挑戰參與者的持續力,不是很多人能這樣無了期地參與。

我們可以考慮不同形式的持續:留在那裡不走,是「持續」;也可重複這行動,來作延續,行動可以分階段進行,佔一日就走,給你機會思量:『俾唔俾普選我?』如不肯,我們十日後重臨,但這次就會佔兩天。兩天後,我們一定離開,不會留守。然後再給你十天時間,重新考慮。拉長整條戰線,大家預備請假,一天、兩天。第一次佔的時候,由第一班請假,到他們「謝咗」,第二班人接續。互相輪替,大家可以recover。
況且,最重要是在那十天裡,大家有一個cooling off period〔冷靜期〕。處理紛爭,避免在現場做進退的決定。反國教退的時候,很多人罵得相當厲害。我們亦從其他地方的鬥爭汲取經驗,就是「事前民主」,好過「現場民主」。最好確是現場民主,但存在許多技術困難。現場民主做不到的話,就要事前民主。大家講清楚,一日就一日,大家同意了,退下來的十天,我們可以開大會商討,在一個相對地沒有壓力的環境下,再爭論是否回去?回去又該怎樣部署等等。

我們正計劃以電子系統處理這事,所有簽署了意向書的人就有權決定。首先,他們可以一齊商議,何時去佔第一日?佔領第一天後,走了,那天我不用現場決定是否離開。若被驅散,就驅散;若不驅散,到時候就收兵。收兵後,大家就可以沖完涼,睡一覺,才作商討,決定何時回去,是七天還是十天後,到時再透過電子系統投票。投票後,按時候再回去。

這種做法令我們的空間大了,跟對手的空間亦擴大,同時又製造起一種張力,因為只消你佔了第一次,大家都看得到,且看到是和平地進行,整個社會彌漫著張力,迫使大家坐下來談判。當張力累積下去,大家便有機會解決紛爭(resolve conflict)。我稱這為「危機化解紛爭」的方法。

其實,過程中的互動關係,正是我們這方有行動,亦同時影響對手回應。這場運動的過程本身亦不斷evolving〔演進〕,不僅是「佔中」運動、跟北京的關係,以至北京政府,都在演進。但大家經常用一種static〔靜止不動〕的角度來看,尤其是看北京。實際上,她亦在evolve。

堅持非暴力

問:剛才提及的情況,包含了不少假設,包括參與者都非常自律。你們如何確保整個運作,尤其拉長戰線時,在壓力下,容易變得非理性。如何仍能堅持非暴力抗爭?
戴:我們第一步要做的是非暴力訓練及情緒管理,是我們需要做好的。來到現場,最難做的決定是去與留!但最重要的,卻是非暴力。這不用講民主,反正大家早已同意,問題只在於能否做得到。至於怎樣應付滲透,如何面對對手,這關乎操作問題,不涉及民主與否。只有去留問題,才須以民主方式決定。

除非佔領的時候,對方突然拋出方案,問我們意向。屆時,我們會否說:「不如回去研究一下?」若免卻爭拗,可將方案擱在一旁,留守中環直至原定佔領時間終結。況且,亦只是一天時光,就當它是中途殺出,我們最多留12小時,亦可用這12小時開會商討,不用有結論,反正一定談不完。回去後,再投票,才看看是否要這新方案。這種做法可令即場民主的需要減少。

但我必須強調,我們不會不要民主,只是期望即場做決定的情況減少,免卻爭拗。

問:你曾經提過,一場運動怎樣演變,十分在乎當中的參與者。
戴:沒錯,就算有激進份子混入其中,群眾的心理其實深受當其時的主流氣氛所影響。即使你好激,如果週圍的人都安安靜靜,你「激唔起」嘛!就算你想激,其他人亦會calm down你。自己一個人,好難激得起。

我們正考慮,是否要為教會人士搞一個非暴力訓練營,大家學習怎樣被抬走,當中的。spirit十分重要,我覺得教會人士的參與,可令整個運動加添了愛與和平的力量。應該~理論上,我們是更有愛,更有和平。

當然,暴力的感染力,遠遠大於和平的感染力。所以,要handle〔暴力的感染力〕是相當困難。但如果和平的厚度足夠,即是人夠多而靭度夠,就算少部份人想動用暴力,亦能夠按下。就算它〔暴力〕的感染力較大,「撩㷫」確比「㩒低」容易,但只要內裡有堅實、真正持守愛與和平精神的人,仍抵得住。在整個泛民陣營中,這類人〔暴力」其實只是少數。

問:你認為武力鎮壓,有可能嗎?
戴:暫時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大。香港這局棋,對北京而言,未必需要「一鋪玩盡」。就算給你普選,她還有許多方法能爭取最想要的人,當選特首。即是甚至不用守尾門,而是透過競選過程,她仍有足夠資源能達到這目的,只不過,這可能較「嘥力」,亦存在風險。(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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