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十一)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十一)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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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反省

性傾向歧視立法爭論多年,基督教界不少意見領袖表示反對,更引用外國案例力證立法勢必引來逆向歧視,令基督徒不能再基於信仰反對同性戀,甚至牧者講道也會惹上官非。上文已從法律角度,分析外國一些涉及性傾向歧視的案例以及本港其他領域的歧視法和案例。對於將來若然真的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究會對教會和基督徒構成甚麼影響和會否帶來「逆向歧視」,讀者應已有判斷。

基督徒當然不應只從實效看問題。但我們從信仰角度討論之前,宜弄清楚幾點。

第一,法律上不容許的歧視,是指不合理的差別對待(行為),以及騷擾和中傷(言行皆可),不是指個人內心的想法。若某人內心十分反對同性戀,並堅信同性戀者是十惡不赦的罪人,但若沒有以言語中傷他們或行為上提供不合理的差別對待,便不違法。有些人擔心,若騷擾和中傷也屬違法,那麼基督徒引用聖經指摘同性戀是罪也可能動輒得咎。其實,若以《種族歧視條例》為例,「騷擾」是指作出不受歡迎的行徑,「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因該行徑而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換言之,法律並無容許只是有人覺得受冒犯便會入罪,而是需要較客觀的標準(一般常人也會預期那人會感到受冒犯)。至於「中傷」,則是指煽動對他人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三者都是很強烈的狀況,不是只說一些批評的話。再者,騷擾和中傷的條文也訂明,為學術或其他符合公眾利益的目的而合理和真誠作出的言論或評論,不屬違法。若然性傾向歧視也按同樣的標準立法,我們可以合理地相信,屆時牧者在講道或教導中引用聖經指摘同性戀,或是其他信徒基於信仰立場表明反對同性戀,皆難以構成違法。

第二,現行的反歧視條例如《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等,有助保障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免受不公平等對待。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人士等性小眾,在社會上也屬弱勢群體。無論我們對他們有何道德判斷,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在生活上要面對不少壓力。例如若向家人透露自己的不同性取向,可能會遭家人排斥;同性戀情侶不像異性戀情侶那樣自然在公開場合拖手、擁抱;同性戀伴侶即使希望長相廝守,也無法結婚,其關係也不受法律承認和保障;性小眾在教會更要小心隱藏自己真實的一面,因為「出櫃」的後果可能是受到特別訓導甚至逐出教會。雖然如此,一些論者仍然認定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人士才是弱勢群體,覺得他們是「來勢洶洶」的同志運動的受害者,而日後的性傾向歧視條例將會成為同志運動打壓他們(逆向歧視)的工具。其實,性傾向歧視條例不是「保障性小眾條例」。若然真的立法,它不單保障同性戀者及其他性小眾,同樣也保障異性戀者。當然,異性戀者在社會上佔大多數,而同性戀者及其他性小眾佔少數,我們相信甚少會出現異性戀者被同性戀者歧視的個案。然而,若然真是出現這樣的情況(正如部份反對立法人士所擔心的),法例同樣會保障異性戀者的平等權利;「性小眾」歧視「性大眾」同樣違法。反對立法的信徒若然強調性傾向歧視法例將會偏幫性小眾,侵犯異性戀者的自由,甚至會變相強迫學校教材只可正面肯定同性戀云云,皆難以取信於公眾。

第三,性傾向歧視條例根本尚未啟動立法程序,不單未有任何條例草案或諮詢文件, 事實上特區政府從未表示將會立法。(主張立法的平機會主席周一嶽不是現任政府官員,平機會是法定機構,但不是行政機關,無權決定是否啟動立法。)到目前為止,對性傾向歧視立法後果的種種評論,皆純屬猜測。誠然,反對立法者的猜測是基於一些外國案例,但這些他們所稱的那些「逆向歧視」案例究竟佔當地涉及性傾向歧視訴訟的多大比例,卻鮮見交代,基督徒和其他市民難以估計,假如香港完全跟隨外國立法(姑勿論這樣是否可能),日後出現的「逆向歧視」個案究竟會有多少。同時,目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評論似乎很少顧及香港跟歐美社會處境的差異。歐洲主流社會過去千多年來嚴厲迫害男同性戀者(這些迫害跟教會的關係需另文探討),近幾十年來維護同志權益的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理解為對過往這段迫害歷史的反應;歐洲爭取各項人權自由也有數百年的歷史。香港及其他華人社會則沒有這些歷史與文化背景,難以形成強大的民意基礎。何況今天特區政府,已給很多問題搞到焦頭爛額,是否有足夠政治動機去推動必會引起紛爭的性傾向歧視立法,也是一大疑問。

然而,從信仰的原則(而不只是實際後果或效益),我們應如何看待此議題呢?

有一種說法認為,反歧視立法的基礎是平等與人權,這是屬於自由主義的政治信念,而自由主義在很多方面皆不符合基督信仰,故此基督徒不應支持反歧視立法。然而,這種說法漠視了平等與人權等現代西方政治理念,其實有基督教的歷史淵源。同時,反歧視也可謂體現了基督教的重要價值觀。

就立法的原意和精神而言,各種反歧視法例皆旨在糾正以至消除社會上的歧視狀況,讓以往受歧視的弱勢群體(女性、殘疾人士、少數族裔等)享有平等權利和機會,無需在不友善的艱難環境中生活。這是基督徒從信仰上可以肯定亦應該肯定的宗旨。基督徒堅信上帝按其形象和樣式造男造女(創1:26-27),既然每人都按上帝的形象受造,故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每人皆有上帝所賦予的尊嚴。無論基於某些人的性別、種族、身心狀況等,而對他們作出不合理的差別對待(歧視)甚至中傷,皆有違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信念,也侵害他們的尊嚴。上主既然要求我們「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彌6:8,現代中文譯本),我們理當挺身而出,捍衛他們的尊嚴與平等權利。當然,性傾向歧視較其他歧視來得更複雜,因為教會傳統向來認定同性戀為罪。不過,儘管如此,也不見得基督徒不應盡力保障同性戀者免受歧視。畢竟上帝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太5:45);上帝對人的愛顧不會因為入的道德狀況而有所分別。況且聖經明言「世人都犯了罪」(羅3:23),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罪人(基督徒只是蒙恩得救的、被稱為義的罪人),同性戀者並不比異性戀者更有罪。換言之,我們對同性戀的道德判斷,不應影響我們希望消除性傾向歧視的決心。

相信不少信徒皆同意,愛是基督徒倫理的最重要原則。耶穌的最大誡命吩咐我們要愛上帝,也「愛鄰如己」(可12:33; 路10:27,和合本修訂版)。這原則可體現於「你們想要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路6:31,和合本修訂版)這條金科玉律。若我們渴望被尊重,不希望被歧視,我們也應致力尊重他人,並讓他人不受歧視。同性戀者和其他性小眾也是人,不屬例外。反對性傾向歧視,支持甚至爭取相關的立法,可以是愛的實踐。有人認為,性傾向歧視條例一旦實施,勢必損害基督徒的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令基督徒不能暢所欲言表達自己的信仰與道德立場。看過上文對外國案例的分析,可知這種說法可能是過慮。若因一些有可能出現但卻非很可能出現的問題而全面反對立法,容易流於因噎廢食。同時,言論自由及宗教自由無疑是現代社會的基本人權,卻不是絕對權利(例如不能因為宗教自由而誹謗他人)。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愛的實踐。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林前13:5)。按耶穌基督的榜樣,基督徒的愛是捨己、犧牲的愛。倘若性傾向歧視立法會給基督徒帶來一些不便與限制(而不是實質的歧視),基督徒群體究竟是寸步不讓,甚至發起大規模社會運動全力抗爭,抑或願意考慮接受,並在此前提下尋求更佳的立法?

有關「逆向歧視」的討論,背後還有一個深層的問題:我們從信仰角度如何看待當今的社會與文化處境?究竟這個世界大部份領域早已被敵基督的邪惡權勢攻佔(同性戀則是其中表表者),唯有教會在淪陷區內負隅頑抗、力挽狂瀾?抑或邪惡權勢已被死而復活的基督戰勝,教會與其他部隊在上帝的帥領下可以無畏無懼克勝敵軍?抑或這種戰爭的意象根本並不合適,我們不應如此看世界?


承蒙一位主內弟兄不吝賜教,分享其研究成果,供本刊參考使用,獲益良多,特此鳴謝。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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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十)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十)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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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內法外合併立法

戴耀廷早前出席一個論壇時指,純粹給予豁免條款,不足以確立宗教自由的重要性。他建議合併現有四條反歧視法,並擴充至性傾向、年齡、宗教歧視等範圍,使之成為一條全面的反歧視法案,近以英國《平等法》,[97] 而非逐項分拆立法。

儘管列在同一條法例下,並不一定等如彼此間衝突減少,但他指出,英國《平等法》的優點,在於「以一個立法處理訴求之間可能有的彼此衝突,並透過相關的委員會找取平衡。」他寄望藉此釋除教內人士的疑慮,消解對立分歧,同時「搵最多嘅朋友」,加快立法步伐,並推動發展反歧視文化:「用全面反歧視法,時間上快啲,策略上好啲,亦唔駛將社會分歧尖銳化。其實,無一定需要咁,既然大家都得到大家嘅嘢,大家嘅憂慮又處理到,點解唔可以咁樣做?」他預計,特區政府於未來一年將忙於修訂婚姻法,以處理終審法院早前裁定變性人W小姐可與男友合法結婚一案 。平機會與民間團體可趁這段時間凝聚各方共識:「兩年後,W立法完結後,即時擺出來,仲有機會喺呢一屆政府裡完成。」

戴耀廷形容,這是考慮過實際政治環境,以及要處理的問題而得的策略建議。由於性傾向歧視條例極具爭議,他擔心若只討論某個範疇,以目前的政治環境,能成功推動政府立法的機會甚微,因此要拓闊思考框架:「從策略嚟講,全面保障或建立一個反歧視架構,我覺得咁更易取得整體社會嘅睇法。」他相信,本港存在宗教信仰歧視:「但唔係基督教。例如法輪功或小宗教,可能面對各方面嘅歧視,或同種族歧視方面重叠。」

在爭取全面立法上,戴耀廷認為,平機會可擔起較積極的角色,譬如由平機會發起全港反歧視商討日,連繫不同群組,謀求共識。而立法後,平機會須擔當仲裁及調解角色:「正因為平機會推動全面立法,如果佢只係推動一方面嘅立法,到將來它要做調解,人哋就會懷疑你係偏向某一方。如果佢推動嘅係全面立法:『嘩,我樣樣都支持反歧視嘅嘢!』,到將來做調解時,可以做返中立角色。在法律層面上,我哋都鼓勵盡量唔好事事上法庭,因為訴訟只有你驘我輸。」

林煥光卸任平機會主席前,亦提過將全面檢討現有四條反歧視條例,考慮合併及簡化為一條統一的反歧視法。 但「學人.性.聯盟」成員梁偉怡並不同意戴耀廷的方案。他批評這是不切實際,如此大刀闊斧,政府亦不會肯做:「平等法要納咁多樣嘢入去,即係無用。」[98] 亦有評論認為「戴耀廷對了一半」,另一半錯在「《反歧視法》可以處理『宗教歧視』,但不會保護『宗教自由』,這不是《反歧視法》的工作。… …〔宗教自由〕已經受已有的人權法所保護,《反歧視法》不需要在爲此增加任何條款。增加條款就會使法律傾向宗教。」[99] 

Chopra同意合併條例有其好處,可貫徹一致地涵蓋不同群體,免受歧視。但她覺得,分拆立法能夠按個別群體所受的獨有歧視情況,度身訂造條文內容,有其價值。如真的立法,可以跟從種族歧視條例相近模式,又或大幅修訂性別歧視條例,以覆蓋因性傾向而有的歧視。

黃國楝雖然強烈支持反歧視法,但認為目前的政治環境並非立法的好時機。那是政治問題,而非法理問題:「因為我已經完全不相信現任政府,也懷疑香港是否還有司法獨立。如果沒有司法獨立和民主立法程序,我更不想政府有任何更多的權力。」他指香港的法律程序是一面倒向政府及大財團傾斜,就算法理上有百分百勝算,普通市民也未必有資源去保護自己的權益;再者,法庭的獨立性亦成疑:「年輕法官為了前途,會不會做出政府不喜歡的裁決?法庭有沒有決心去捍衛言論自由?」

姑勿論立法與否,黃國楝期望當局能認真研究不同性傾向人士的歧視情況,不單是找出有沒有歧視,而是去分析引致歧視的元素:「我希望研究不單是『描述性』(descriptive)』,而是可以去到『因果關係(causality)』方面。」

法內法外修訂現有法例

蔡志森和譚子舜牧師均贊成進行全面諮詢,委託獨立而有公信力的機構,探討同性戀者現正遭受的不公平對待,對症下藥:「我哋希望有啲具體嘅,唔好話『有咁嘅傳聞』,或者話『有啲人唔敢出櫃,所以見到歧視好大』咁。可唔可以做一個全面啲嘅調查?去了解係咪真係有啲咁嘢? 同志團體做,我都唔係好放心喎。正如同志團體唔放心我哋做。因為,都有人嚟問我哋,點解我哋唔做?我話:我做咗有無用先?」蔡志森鄭重澄清,明光社一直以來所反對的是「就立法諮詢」:「根本未去到要立法,甚至未係做諮詢,而係了解同性戀者面對嘅情況。跟住我哋就問:係咪要立法?立法以外,有無其他方法處理呢個問題?如果無,一定要立法嘅時候,點立?﹣呢個係最最後一步!而唔應該放喺最前一步吖嘛。」

他形容了解到性傾向歧視條例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自己的想法亦有了轉變,該條例比通過同性婚姻法更嚴重。由於後者沒有懲罰性條文,起碼仍可繼續高調反對。其實,香港大學家庭研究院副總監吳敏倫醫生於2005年討論性傾向歧視立法時,曾在專欄內指出,不宜訂立懲罰性法律,原因不在於「逆向歧視」之說,而是在一個文明和平的社會,懲罰性法律只會予不同群體利用來互相攻擊,結果令它們更分化和敵對。他認為,歧視出於心態,法律難管得徹底,難保「弄出一大堆曠日持久但勝負難料的官司,勞民傷財」。他建議採取「正面立法」,使不同性傾向人士得享相同的公民權利,包括合法性行為年齡、在各種職位內工作、能合法結婚及領養孩子等。[100] 

蔡志森早前提出以「修訂現有法例,正視一些同性戀者合情合理的要求」,作為「最可行的第三條路」。他指出,政府只須修訂現有條例,便能解決同性戀者的訴求,例如伴侶領取遺產、合葬、住院照顧、申請公屋、申索免稅額及無理解僱等,均可藉修訂現行遺囑條例、醫院指引、僱傭條例而解決,毋須另立一條具爭議的法例。[101] 

但煒煒批評,一些歧視情況並非現行法例所能處理,例如剛提及的婦科檢查,屬服務及設施提供範疇:「依家邊條現行法例保障到?唔提供服務,除咗歧視法,仲有乜嘢可以處理到?」

曾提及尋找法律專才提出更佳方案的譚子舜牧師表示,物色過程相當艱巨:「原來好難搵,好多律師都好驚會take up呢個job嘅。」他指,一直關注同性戀群體提及的歧視情況,尤其是僱傭方面:「呢個都係大家嘅關注,可能我哋會pay多啲attention喺呢度。」他坦承,教會對同性戀者、變性人或雙性戀者的情況,並不認識,以至牧養工作不足,甚至犯錯:「錯喺可能基於我哋唔認識對方嘅問題同掙扎,而講咗啲錯誤嘅引導,或者甚至係一啲唔啱嘅評論,以致令到人哋喺傷口上面灑咗鹽!」


注釋:

  1. 英國《平等法2010》(Equality Act 2010),以單一法例取代多條反歧視條例,讓大眾更易明白法例內容,並加強保障,免因年齡、跨性別、婚姻/民事結合、懷孕/育兒、殘疾、種族、宗教信仰、性別及性傾向而遭到歧視。受管領域包括工作、教育、租買居所、作為顧客、公共服務使用者及私人會社會員或客人。
  2. 倡納同志宗教歧視入《平等法》>,蘋果日報網上版,2013年5月18日。( 瀏覽日期:2013年5月23日)
  3. 戴耀廷說對了一半>,《山中雜記》網誌。(瀏覽日期:2013年5月23日)
  4. 吳敏倫:<狂亡的逆向歧視說>;原載於星島日報,A16版,2005年5月5日。現為網上資料。(瀏覽日期:2013年5月23日)
  5. 蔡志森:<回應性傾向歧視的第三條路>;《時代論壇》網上版,2013年3月15日。( 瀏覽日期:2013年5月23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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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九)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九)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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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內法外
每次觸及同性戀議題的法例訂立,討論就徘徊於多數與少數、道德與法典、私人與公共的界線之間。 1990年,布政司霍德在同性戀非刑事化動議辯論上,特別提到「多數人對少數人應持什麼態度」:「大多數人只在極需要顧及更廣泛的公眾利益時,才應將其意見加諸少數人身上,否則就應以最大的靈活性處理。事實上,很多人都以一個社會對少數人的容忍程度,來衡量這個社會的文明質素。」[87] 

「社會未有共識」一直是特區政府多年來拒絕立法原因,支持立法者一再提出,訂立反歧視法,不應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要多數尊重少數。戴耀廷在「國際不再恐同日」街頭論壇上,亦表示同意這種說法,但問題是立法過程須經由立法會審議通過,亦即意味要大多數人認同有需要立法。他認為,基督教團體對性傾向歧視條例有疑慮,擔憂宗教自由得不到保障,以及其宗教觀點受影響,上述訴求都是合理:「因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或同性戀者的權益需要保障,同樣地,所有人的宗教自由亦要受到保障。」不過,他強調:「從制訂法律角度嚟睇﹣強調係一個多元社會,唔會某一個宗教教義可以/應該主導立法嘅基礎。」

怎樣可以保障到雙方權益?又或者,如何才可以減少雙方權益間的衝突? 立法還是不立法? 教內、外均提出不同方案,以處理正反之間的對立衝突。若以訂立條例為爭取目標,提案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在反歧視條例框架內立法,共有三個方案,有提議分拆立法,亦有建議合併為單一法例;而另一類則在反歧視條例框架外,建議修訂現行其他法例,以消除反歧視。

豁免條款
最常提及的建議,是參照現有反歧視條例,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但給予宗教團體豁免條款。豁免的作用是規範別人在自己身上所能行使的法律權力。[88] 例如參照現行的《性別歧視條例》,宗教團體可獲豁免,教會即使不按立女牧師,也不會被控性別歧視。不過,九龍佑寧堂主任牧師王美鳳早前在一個講座上直言,法例上的確容許宗教團體可以豁免,但豁免只不過代表社會及小眾對所謂「宗教自由」及「傳統做法」的極度寬容和尊重。

五月中旬,香港性小眾平權聯盟向平機會主席周一嶽主動提出,性傾向歧視條例可作適度宗教及家居豁免,如予以宗教活動、神職人員僱用,以及住宅內工作的僱用豁免等。但有評論指,豁免如同把規範的權力拱手讓予保守的宗教團體。[89] 支持立法者認為,爭取階段實不應主動提出豁免,因為豁免越少,條例所能給予的保障就越多。[90] 除了時機和策略考慮,亦有評論批評,這樣「公開先讓步」是「莫名其妙」,亦有違原則:「從政治現實考慮,這可能是無可避免,但總不是由要求受到保護,正在被欺壓的小眾先提出吧。」[91] 

反對一方亦表示無法接受豁免提議,甚至明言,若條例真的通過,預備作「公民抗命」。[92] 因豁免是包含了「法例本身是對」的信息,只是由於特定原因,才不適用於某些人士,使他們不用承擔應負的法律責任。[93] 蔡志森重申,從沒爭取豁免,亦無法接受豁免:「因為我覺得,豁免係無意思!因為我係﹣從﹣根﹣本﹣上﹣反對立法。」

而譚子舜牧師則坦言,曾考慮過豁免情況,但性傾向歧視條例影響所及的,不只是教會,亦包括公眾:「呢件事就唔淨係關乎教會自身利益嘅問題,而係香港市民整體嘅問題,唔想好似俾咗個印象﹣嘩,教會你就好啦,有豁免。李思傿講,就要俾人告㗎嘞!」他認為,豁免的涵蓋範圍亦有頗多灰色地帶:「我哋唔係淨係諗緊講道,教會嘅言論譬如團契,係咪包喺裡面呢?譬如離開咗教會嘅家聚?牧者嗰個所謂”in the office”,其實都幾灰色,包括埋social service,你知教會係一抽嘢嘛。」其實,支持立法的一方也同時點出這一片灰色地帶,尤其是「宗教活動」一詞的界定。由於教會團體辦學者眾,不少更是接受公帑直接資助,既關乎信仰自由,亦涉及公共資源運用,質疑該否納入「宗教活動」內。[94] 

有學者認為豁免如同「以立法方式把宗教趕到社會邊緣」,宗教「只是配得享有豁免的法律地位而已」。故提議拋開「豁免」觀念,走「第三條路」,使宗教自由在法例下不被侵害,亦即享有免於被干預的消極權利(Negative Rights)。[95] 

區分兩個領域
黃繼忠博士於2005年首次提出「第三條路」。其建議的立法進路是環繞何謂「合理」或「不合理」的差別對待為依據,即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按「機構、活動或領域的目標和功能」與「性傾向及家庭價值」之間的相關程度,劃分兩個領域:1) 與「性傾向及家庭價值」 無關或無直接關連:例如公立醫院和屋宇署;或會計師或建築師工種,就不應存在任何差別對待,必須一視同仁;2) 與「性傾向及家庭價值」 直接關連:如中小學及幼兒教育、社會工作等領域,則有權自行決定,使宗教自由不受侵害。他認為,「反歧視法例不應應用到所有牽涉性傾向及家庭倫理的範疇/機構/活動。不能在這些範疇,用法律強制手段強迫異性戀者接納有違他們道德倫理的價值觀念。這亦違反現代公民社會的多元及互相尊重理念。」

但黃繼忠在文中坦承,要落實以上原則絕非易事,譬如「何謂相關的領域」必惹爭議,亦存在不少灰色地帶,例如出租單位,本該與性傾向「無關」,但畢竟住屋與社區息息相關,如左鄰右里對同性戀者入住表示關注,該當如何界分?他預期按此進路立法,雙方都未必很滿意,但可考慮先從較少爭議的領域入手,作為協商的一步。他認為:「一條立得好的法例,往往比沒有法例更好,因為若有法律界定大家甚麼可以做,甚麼不能做,那麼就可以按照『遊戲』規則周旋,不需要循其他途徑如政治權力﹣往往是盲目的﹣達到目的。」

不過,蔡志森批評,所謂「第三條路」其實並不清晰:「係無第三條路嘅,第三條路係一個口號嚟啫。即係﹣無一條清清楚楚嘅第三條路指出嚟嘅。而戴耀廷嗰個〔指2005年〕亦唔係第三條路。戴耀廷係支持立法,根本就係第一條路,意思即係講豁免。」戴耀廷於2005年撰文<香港教會面對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策略>,提議教會可將目標「調校為贊成立法,透過積極參與討論立法的實質內容,爭取一些基督教的價值能成為立法時的重要考慮,釐清歧視的定義和反歧視法的適用範圍,使教會(包括教會所辦的學校)能繼續自由地奉行基督教的價值,宣講同性性行為並不道德的宗教信念。」[96] 至於如何做到,文中沒有詳加闡釋。但黃國楝認為這看法「絕對可行」,亦是美國目前基本上的狀況。


注釋:

  1. 布政司霍德就「同性戀」動議辯論演辭動議辯論言辭,1990年7月11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19日)
  2. 黃繼忠:<走出劃一與豁免的思維困局>;《時代論壇》「時代講場」網上版。(瀏覽日期:2013年5月20日)
  3. MALIK, Maleiha,‘Religious Freedom,Free Speech and Equality: Conflict or Cohesion?’, pp.30,Res Public (2011) 17: 21-40.
  4. 香港融樂會總幹事王惠芬在2013年國際不再恐同日街頭論壇上提出。
  5. 石橋馬:<性小眾聯盟「莫名甚妙的」讓步>;《同亮》,2013年5月15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20日)
  6. 牧師批平機會變偏基會.若兒是同志會盡力「拗直」>,《明報》,2013年2月16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21日)
  7. 《性傾向歧視條例》易令同性婚姻合法.律師:立法後社會要「收聲」>,上行站,2012年11月7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20日)
  8.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v 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Teachers [2001] 1 SCR 772.
  9. 黃繼忠:<走出劃一與豁免的思維困局>;《時代論壇》「時代講場」網上版。(瀏覽日期:2013年5月21日)
  10. 戴耀廷:<香港教會面對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策略>,《時代論壇》2005年5月29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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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八)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八)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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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剖析騷擾及中傷

性傾向歧視條例有關「騷擾及中傷」條文,對著重宣講的基督信仰而言, 難免令教內人士極為關注。焦點小組內,與會牧者亦表示憂慮:「如有性傾向騷擾罪,又照抄種族歧視〔條例〕,我就覺得~係~會~〔被人告〕嘅!我覺得真係實在㗎!因為有個運動嘛。依家,有同性戀運動,所以如果有性傾向歧視條例,同志運動係可以用呢條條例,去衝擊、挑戰一啲『邪惡』組織。我哋呢啲咁嘅教會,咪係『邪惡』組織囉。」

兩宗香港殘疾歧視案例的啟迪
譚子舜牧師在訪問中就提及一宗發生於1997年、涉及殘疾騷擾的「馬碧容訴高泉案」(1997),坊間稱為「輪椅博士案」。[81] 按平機會網頁所載:「原告人〔馬碧容〕為一名半身不遂的輪椅人士,某日她在街上有意乘搭的士。而被告人〔高泉〕是一名的士司機,並曾對原告人作出一連串不受歡迎的行為,當中包括拒載、拒絕幫助原告人登上的士及把她的輪椅放在車尾箱,以及當原告人在的士內的時候,向她講出一些關於其殘疾的無禮及冒犯說話。」馬碧容根據《殘疾歧視條例》控告高泉。原審區域法院法官裁定高泉「直接歧視」及「騷擾行為」兩項控罪成立,需賠償及向馬碧容道歉。但高泉不服,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上訴法庭駁回其「殘疾騷擾」罪,而「直接歧視』則上訴得直,因無法證明到有任何差別對待,即「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比較對象去證明原告人受到較差的待遇,而這個比較對象應該是一名沒有殘疾但又攜帶大件行李,並要求被告將之放進的士車尾箱的人。」法庭亦判高泉毋須道歉,指在他不情願的情況下作出的道歉,不屬於《殘疾歧視條例》條文範圍以內。不過,馬碧容不服撤銷道歉令的裁決,遂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終審法院指出,就算被告不願意,法庭的確可頒令要求被告道歉。然而,法庭認為,只應該在「少數例外情況」下才可行使這項權力,例如某程度上可補償原告人的損失及損害,以及在沒有其他補救、或不致侵犯被告的言論及思想自由下,命令被告道歉才算合理。而平機會在剖析該案例的末段指出:「應留意的是,法庭認為本個案不能被視為那些『少數例外情況的個案』,故並沒有就本個案發出道歉令。」在平等權利與言論自由之間,即或是一句道歉,法院仍按照比例原則,考慮及權衡這做法是否合理、能否達到正當目的,以及言論及思想自由是否同樣受到充分尊重。

再看平機會網頁內另一宗涉及「殘疾中傷」案例,或有助了解法院審理「騷擾及中傷」領域時,亦要顧及案情的獨特處境。該宗案例為「董禮霖訴東方報業集團有限公司及另一方案」(2009)。原告董禮霖為一名精神病患者。被告出版的報紙刊登一篇文章評論精神病患者及醫院管理局管理不善。[82] 董禮霖讀後感到受辱、憤怒及苦惱而提出申訴。但法庭駁回原告人殘疾中傷的申索。法庭認為,對一般讀者而言,這篇文章的內容、行文風格及前文後理,都不足以理解為煽動他人對精神病患者的仇恨、嚴重鄙視或強烈嘲諷,故「不構成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殘疾中傷」。法庭指,閱讀該文章時 ,宜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在該文章刊出的那段時間,社會上有多宗關於精神病患者做出暴力行為及醫院管理局管理不善的報道。由於公眾大都留意到這些社會問題,因此一般合理讀者會知道文章針對的是醫管局的管理不足,並非針對或嘲諷精神病患者。」因此,儘管法庭同意該篇文章確用上一些令人厭惡的字眼,但文章主題「分明是批評醫管局的政策不善,所以大大減低了這些令人厭惡的字眼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此外,就算裁定為「殘疾中傷」, 法庭亦認為要求違法者道歉比賠償合適。如遭中傷者為個人,法庭只會集中處理及評估中傷行為對該名人士所帶來的損害賠償。如被中傷者為群體,則對個別人士只會構成間接歧視。如此,判處道歉令就更為恰當。戴耀廷亦曾澄清,即使引用現有反歧視法中的中傷條款,只有當一個人因另一人的性傾向,而藉公開活動煽動對該人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才算違法。若所作出的行為包括威脅對該人的身體或其處所或財產加以損害;或煽動其他人威脅對該人的身體或其處所或財產加以損害,才要負上刑責。單純只是提出「同性戀是不道德」的言論,不會觸犯法例。[83] 

瑞典牧師講道的案例
不過,反對派引用的瑞典牧師Ake Green案例(2004),確令不少傳道同工感到疑慮。明光社在Ake Green照片說明上寫道:「牧師日後在講道中提及不支持同性戀的言論也可能會犯法。」文中亦指出:「此類條例的目的是要禁止異見,雖然香港的歧視法並非刑事法,但誰又會想因著表達自己的信仰看法時,而被迫捲入民事訴訟及官非纏身呢?這類反歧視法在有宗教人士之間彌漫著白色恐怖。」[84] 

2004年中,瑞典一位五旬宗牧師Ake Green因講道時冒犯同性戀者,涉嫌觸犯「仇視言論」罪,被當地中級法院判處入獄一個月。其後上訴至瑞典最高法院,翌年初獲判上訴得直,毋須入獄。[85] 最高法院參考過歐洲人權法院審理的判例後,認為Ake Green的論述不屬於仇視言論。法庭指出,仇視言論罪屬刑事罪行,而刑事罪不宜用來限制言論自由或公開辯論,除非該言論導致有人身體受傷或實際侵害,否則必須守護良心自由。況且,言論自由不獨保障信息內容及資訊本身,亦包括其傳遞方法。因此,法庭必須客觀審視這信息是怎樣傳遞,及全面評估當時的處境,包括宗教文本的解釋、場合性質、以至受眾類型,並要查明涉事人的動機是否明顯為散布威嚇或蔑視,而蔑視一詞更需要嚴謹解釋。法庭認為,此案關鍵在於Ake Green身為傳道者,其宣講自由在民主社會裡,是否需要受到限制?設限的理據是否合理充分?這限制又是否符合比例,既充分保障一方法律權益的同時,不致削弱另一方享有合理權利?

法庭認為,就算Ake Green發表「性異常為社會上的癌症毒瘤」等強烈言論,但只要把它放回講章之內理解,就不會視之為煽動或散播對同性戀的仇恨。他是基於本身的基督信仰,並按其牧者職份,有意發放該番言論。不過,法庭亦批評,他那番對同性戀群體的羞辱言論,已超出客觀和負責任的論述。法庭強調,一個人行使其權利與自由,亦有其應負的責任和義務。在宗教處境之下,亦應該避免表達一些不必要地冒犯他人,或侵害他們的權益卻無益於公共討論的言論。

法庭最後引述歐洲人權法院於1976年底,審理Handyside訴英國案[86] 的判詞其中一段,闡釋言論自由的意涵:「言論自由是建構〔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石之一,亦是社會進步與個人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它〔言論自由〕不止適用於大表贊同、毋損他人、或無關宏旨的『資訊』或『意念』,也當包括冒犯、頂撞、擾亂政府或部分民眾的『資訊』或『意念』。沒有了多元、寬容與豁達的追求,就不會有所謂『民主社會』。」

Chopra認為,瑞典最高法院的裁決看來已優先考慮到宗教自由的權利。至於本港在言論自由權利上,已建立起相當好的規範:「那種規限亦是恰當,而非過度,因為這等極端的公開言論,妨礙了同一社會裡其他成員的平等權利與尊嚴。」


注釋:

  1. 詳情可參考:判决書全文;案情及裁決可參考平機會網頁(瀏覽日期:2013年6月10日)
  2. 原告人董禮霖認為文中有三段特別對精神病患者(包括他自己)構成殘疾中傷:1)「至於籠統所稱嘅精神病,可以話係「梗有一個喺左近」。久不久就有瘋漢瘋婦大鬧呢度嗰度,玩完危站玩跳海,再唔係就斬父弒母殺子女,諗起都毛管戙。」;2)「卻原來,連精神病房也有擠迫戶,住客個個精神本已有問題,豈不逼到癲上加癲!」;3)「一係佢近朱者赤,近瘋者癲,處理精神病問題多咗,連自己都癲埋。唉,兩個字,黐線!」案例詳情可參考:判决書全文;案情及裁決可參考平機會網頁(瀏覽日期:2013年6月10日)(瀏覽日期:2013年6月10日)
  3. 戴耀廷: <香港教會面對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策略>,《時代論壇》第926期,2005年5月29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16日)
  4. 招雋寧:<最終目標是消音﹣從外國例子看《性傾向歧視條例》的深遠影響>。明光社網上版:(瀏覽日期:2013年5月28日)。
  5. 案例詳情:1)明光社;2)梁偉怡;3)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4)瑞典最高法院
  6. 案例詳情請參考歐洲人權法院網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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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七)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七)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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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剖析貨品、設施或服務提供

基督徒商人是否有權基於顧客的性傾向,拒絕提供貨品或服務?在「Scott Brockie訴Brillinger」案例(2000)中,基督徒印刷商Scott Brockie不肯為來自Canadian Lesbian and Gay Archives(CLGA)的Brillinger印製該會信紙及卡片,認為為CLGA服務與其信仰有牴觸。Brillinger投訴受到歧視。結果,Brockie被判罰款五千加幣,並裁定要為該組織印製物品。Brockie指其宗教自由受到侵害,不服裁決,上訴至區域法院。區域法院同意,要他做出違反信仰的行為,其宗教自由確受侵害。但法庭指,Brockie所提供的印刷服務屬宗教自由保障範圍的邊緣活動,因此限制他在這方面的權利,藉以避免令他人受侵害,此舉仍然合理。最後,法庭容許他拒絕印製跟信仰直接衝突的資料,至於一般印刷服務,則須提供予所有人士。[74] 

有批評形容,這案例標記著宗教自由已如日暮黃昏,快將消失,基督徒的良心界線竟由法庭來決定。[75]  但亦有評論持相反態度,認為這案例對現今日益將宗教與良知自由規限於私人領域的時代裡,尤顯重要。法院肯定了個人可在公共領域裡,拒絕提供一些與本身信仰或良知核心有直接衝突的商業服務。[76] 

黃國楝在其<商業上的「逆向歧視」?>文章中指出,商業上的反歧視法,不論是種族、宗教、國籍、性傾向等等,都只適用於公司,而不適用於個人。公司不能因為顧客的性傾向而拒絕服務,但顧客絕對可以因為公司的立場而拒絕光顧。他解釋,禁止商業上的歧視,是本於經濟考慮,而非道德原因;歧視不利於商業運作,亦會影響經濟發展。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為商業機構提供不少優惠,例如稅務、債務、發股集資等,以助其有效營運,自然亦有權要求商業機構別做出任何破壞經濟活動的行為。他指出,在美國的「Elane Photography訴Willock」一案中,法庭強調:任何教派的信徒選擇參與商業活動,他們本於良知或信仰而採納的行為底線,總不能夠強加於法例上。即使法例要求有違公司老闆個人的宗教信念,其公司都必須接受政府對商業行為的合理規管與限制。[77] 黃國棟解釋,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權,但卻不是「公司權」,故公司不可基於宗教理由作出歧視。當Elane Photography的老闆選擇開有限公司(而不是作為自僱人士),享用社會給予公司的優惠,就需要接受社會禁止歧視的要求。若用「逆向歧視」來逃避責任,只是「輸打贏要」的自私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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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剖析處置或管理處所

若我把擁有的物業出租,可否因為租客是同性戀者而拒絕?這可能要視乎你是租出整個單位,抑或是把自住單位的房間分租。「Ann Hacklander-Ready訴Caryl Sprague」案例於24年前發生。[78] Hacklander租住一間四房單位,她徵得業主同意,可把其他房間分租出去。Maureen Rowie是其中一位分租住客,她與Hacklander登報招租。她倆從眾多求租客中,選了Carol Sprague,其時已知道 Sprague 的性傾向。 Sprague於1989年5月4日交付訂金,但翌日卻收到Hacklander及Rowie的通知,不會租給她,因同屋共住,她的性取向令她倆感到不自在。 Sprague遂向麥迪遜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該會指投訴成立,二人需賠償$3,000美元及退回$300美元訂金。二人不服上訴至威斯康辛州法院,最後裁定二人不用賠償,但要退回訂金。

當時的反歧視法對「住宅」的定義甚為寬廣,任何建築物以至是流動房屋,只要用來居住,都劃入受管範圍。但條例未有顧及到「同住」或「分租」等方式所帶來的問題。因此,當時不論是業主、二房東還是物業代理,將物業出租或轉售圖利時, 不可因準租客或買家的性傾向而拒絕出租或出售,否則將觸犯反歧視條例。此案審結後,有關當局亦修訂法例,將同住劃入豁免範圍。[79] 

反觀香港,若參照《種族歧視條例》有關轉讓或分租住所條文,列明「小型住宅」適用的豁免範圍及當中「小型處所」定義。[80] 豁免條款中提到,若業主與租客同住,業主可免受歧視條例約束;又或同一處所,除業主及其家庭成員外,尚有其他人共住,亦可享豁免。不過,若是出租或轉讓整個單位,則必須遵守反歧視法的規定。這政策理念與《守則》內聘用家傭的豁免原則同出一轍,即「在平等機會權利與個人私生活權利之間取得平衡」,讓有機會共住者可享自由,選擇生活在同一屋簷下的人。


注釋:

  1. 案例詳情:1)明光社;2)梁偉怡;3)安大略省人權法案;案情剖析:‘Shadow law surveying case law dealing competing rights claims’
  2. http://www.highbeam.com/doc/1G1-94050342.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4日)
  3. http://www.cardus.ca/lexview/article/2318/(瀏覽日期:2013年6月4日)
  4. 黃國楝:< 商業上的「逆向歧視」? >。載於《時代論壇》網上版,2013年1月24日。
  5. 案例可參考:1)明光社;2)梁偉怡 ;3)威斯康辛州法院
  6. http://www.qrd.org/qrd/usa/legal/lgln/1996/11.96
  7. 「歧視:同意轉讓或分租」及「小型處所」定義,可參考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ord/ord029-08-c.pdf,頁A1266,第29及30條。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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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六)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六)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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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剖析教育機構

基督教會參與本港社會服務及辦學的歴史,源遠流長。因此,不少教內人士恐怕一旦立法,將影響日後聘用教師或課程選取事宜,有損辦學自由。明光社更形容,課室一直是同運人士「其中一個希望影響的地方」,而「日後在教育過程中如有學生因為一些對同性戀負面的資料而感到被冒犯的話,有關老師及學校便會被指控觸犯『騷擾』法例」,亦憂慮到「學校只能推行『肯定同性戀的教育』… …以平等及尊重之名,在不知不覺間透過教育後天塑造青少年的價值觀甚至性傾向,這無疑是另一類更值得關注的洗腦教育!」[65] 

黃國楝批評,這是反對派最常用的滑波假設。 他指出,香港的辦學團體制度,正好是避免這情況出現,而《基本法》明文禁止宗教歧視。現時香港官立學校亦無強逼教導「所有宗教都是導人向善」或「殊途同歸」:「同性戀者也可以說,如果沒有明文反歧視,怎知政府不可以強逼學校教導同性戀是精神病、應被歧視?』以前蘇聯和納粹德國就曾經這樣。」

兩宗加拿大案例
2001 年,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TWU)訴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Teachers(BCCT)審結,[66] 涉事的TWU是一所基督教私立大學,其教師培訓課程須經由BCCT給予認可資格。然而,BCCT卻拒絕頒授,指TWU的反同立場違反公共政策,擔心該課程的畢業生日後任教公立學校時,影響學生對同性戀的看法。加拿大最高法院處理這宗「宗教自由」與「平等權利」兩權衝突的申訴時,就運用起「調停」原則,力圖平衡大學社群各成員的宗教自由權利,同時兼顧公立學校制度下,家長與學生的平權關注。最高法院指出,除非有非常充分的理據,證明行使這宗教自由權利將嚴重打擊公立學校制度,否則不可為宗教自由設限。 安大略省人權委員會認為,法院的要求,正好平衡了雙方的關注。[67] 

另一個經常為本港反對派引用、同樣涉及老師言論對學生影響的加拿大案例Chris Kempling訴BCCT(2004),涉事人Chris Kempling在當地公立學校執教鞭,亦是一名基督徒輔導員。自1997至2000年期間,他多次在當地報章的讀者來函及電台節目裡,發表批評同性戀的言論。BCCT認為他以老師身分發表敵對言論,歧視同性戀學生,行為不當。該會召開紀律聆訊,裁定他專業失德,罰停職一個月。Chris Kempling不服裁決,結果一直狀告至加拿大最高法庭(Supreme Court of Canada),指BCCT侵犯他的言論及宗教自由,但上訴最終被駁回。[68] 是項裁決的關鍵在於法院認為Kempling「不當地公開把專業職位連繫至個人工餘的歧視言論,以圖為該些言論加添公信力」。[69] 

安大略省人權委員會指出,上訴庭首先否定此案涉及宗教自由問題,沒有證據顯示他的宗教自由受到任何限制。法庭雖然接納Kempling指其言論自由受侵害,但卻認為這侵害是合理的。因為他的言論不僅令同性戀學生無法得享免受歧視的校園環境,亦對整個學校制度有損,更有證據顯示一些學生確受到影響。至於他所發表的言論,雖然有部分屬於政治及社會議題的理性討論,但大部分卻越界,遠超於言論自由的核心,屬歧視言論。因此,法庭裁定BCCT的懲處行動合理。[70] 

戴耀廷曾澄清,反性傾向歧視法適用至學校時,預料只會規定學校在收納學生、給予學生獲得或享用學校提供的利益、設施或服務和懲罰及開除學生時,不能因學生的性傾向而有較差的對待:「反性傾向歧視法不會迫使學校使用鼓勵同性戀的教材。以這種論據反對立法,使人覺得教會是無限上綱,甚至認為教會不理性。」[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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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剖析會社及體育活動

除宗教及言論自由外,經常與平等權利爭持的還有結社自由。美國有兩宗典型案例,分別是Boy Scouts of America(BSA)訴Dale(2000)及Christian Legal Society(CLS)訴Martinez, Hasting Law School(2010)。這兩宗案例在在反映「公共」向度為法院審理此類權益衝突的重點考慮。

兩宗美國案例
BSA訴Dale一案,申訴人Dale為前BSA成員,參與童軍運動超過12年。1990年,被BSA發現他原來是大學裡同志學生組織的領袖。由於BSA禁止同性戀者加入,Dale遂遭取消會員資格。Dale於是控告BSA違反新澤西州反歧視法內的《公共場所條例》,但BSA則反指該條例侵害結社自由。新澤西州最高法院裁定,BSA須遵守《公共場所條例》,重新接納Dale為童軍領袖,不能因為他公開同志身分而將他逐出。BSA不服裁決上訴。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最後以五比四裁定,基於憲法賦予結社自由的權利,BSA作為私人組織, 有權拒絕個別人士成為會員。理據一,是反同確是BSA的「官方立場」;其二,法庭接納「某人的出現,將嚴重削弱該組織對外或對內發表主張的能力」。由於反同是BSA的主張之一,容許同性戀者擔任領袖,定必牴觸該項主張。再者,最高法院認為新澤西州最高法院詮釋「公共場所」(public accommodation)一詞過於寬鬆,定義由純商業實體如酒樓、酒吧或酒店等地方,擴闊引伸至會員制的私人組織。如此,只會觸發該條例與憲法間更多衝突。[72] 因此,法院裁定BSA勝訴。

誠如安大略省人權委員會所言,每個案例有其獨特處境,絕非通書一部。結社自由,把私人社團從公共領域裡區分出來。若然換上是公立學校,在多元政策之下,又能否要求轄下接受資助、享用校內資源的基督徒學生組織,開放其成員及領袖資格予全體學生,包括同性戀者?Christian Legal Society(CLS)訴Martinez這案例,同樣涉及平等權利與結社自由衝突,卻為「公共」與「私人」領域,勾勒另一條邊界。

事源CLS要求在加州Hasting Law School(HLS)登記為正式的學生組織,如成功獲批,可享用校內設施及申請校方經費資助。由於CLS會章限制非信徒及非單身的同性戀者享有投票權及選舉權,這章則有違HLS的平等政策。於是,HLS拒絕CLS的申請。CLS遂入稟法院控告HLS侵犯言論、結社及宗教自由。兩級聯邦法院判校方勝訴。CLS再上訴至最高法院,結果以四比三裁定校方政策並沒有牴觸憲法。

美國最高法院在判詞中提到,CLS屬於憲法所指的「受限的公共場所」(limited public forum),業主有權為該場所設下界線和限制。由於CLS向校方索取資助,以舉辦校園活動, 則身為業主的HLS有權要求CLS遵行校方的平等政策。若然CLS想得回自由選擇會員的權利,就得放棄校方的認可及公共資助。對比之下,BSA的處境跟CLS截然不同。法院認為BSA作為私人社團,不應在無可選擇之下,被逼接受某些人士成為會員。[73] 

事實上,反歧視法促使政府與宗教團體雙方都需要重新思考,在尊重平等權利下,如何自處。就政府而言,把越來越多社會服務外判至公民社會,要求興辦者遵守不歧視政策,如何緩減彼此間的衝突,但保障多元?而對宗教團體來說,領取公帑,承辦公共服務(如學校、社會服務)之餘,又如何恪守本身宗旨,維持獨立自主?


注釋:

  1. 黃仲賢、吳慧華:<《性傾向歧視條例》影響教育自由>,頁9-11,《燭光網絡》第88期網上版,2013年1月。(瀏覽日期:2013年5月28日)
  2. 案例可參考:1)明光社;2)Canada Humun Rights Trust;3)Judgement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3. 請參考‘The Shadow of the Law: Surveying the case law dealing with competing rights.’一文。
  4. 案例可參考:1)明光社;2)梁偉怡;3)CHP Canada
  5. Meyer, Elizabeth J., ‘Teachers, Sexual Orientation, the Law in Canada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網上版。 (瀏覽日期:2013年5月27日)
  6. 同上注[67] ,‘The Shadow of the Law: Surveying the case law dealing with competing rights.’。
  7. 戴耀廷:<香港教會面對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策略>,《時代論壇》第926期,2005年5月29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16日)
  8. 案例詳情:http://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getcase.pl?court=US&vol=000&invol=99-699
  9. 案例詳情: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09pdf/08-1371.pdf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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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五)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五)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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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剖析僱傭範圍

「公共」向度可說是審理申訴的重要元素之一,為不同領域的「歧視」申訴個案,訂下較明確的考量準則。僱傭關係是其中一個重要範疇。

兩宗英國案例
今年五月底,歐洲人權法院大法庭(ECHR Grand Chamber)駁回兩宗屬於僱傭範圍、涉及宗教自由與平等權利衝突的上訴申請,分別是Ladele v London Borough of Islington(2009)及Mcfarlane v Relate Avon Ltd(2010)。這兩宗案例均可循「公共」向度入手,了解法庭所作的裁決。

第一宗案例,申訴人Ladele於1992年加入倫敦伊靈頓區政府機關,並於2002年起擔任生死及婚姻註冊官。2005年,英國正式實施《民事伴侶法2014》(Civil Partnership Act 2014),伊靈頓區政府遵照當地的「平等多元政策」,要求全體註冊官須為同性伴侶註冊及提供相關服務。Ladele以宗教理由,最初獲准不用為同性伴侶舉行註冊儀式,改替同事分擔其他職務。但到2006年,兩名同志同事投訴她拒為同性伴侶註冊,屬於歧視。僱主發信指她有違操守及平等政策,其後更召開紀律聆訊。Ladele最終被解僱。

英國勞資上訴審裁處(Employment Appeal Tribunal)在裁決中指出:「她受聘擔任公職,為公共機構服務,就必須履行世俗公務,這是職責之一。但她在職期間,卻拒絕為同志服務,是為歧視;而伊靈頓當局所實施的平等政策,亦要求她必須執行職務,因該項政策正是要避免、或至少減少同事間,以至地方政府與其服務社群之間的歧視情況。她堅拒從事相關工作,至少已冒犯了兩名同志同事。雖然她的反對源出於她對婚姻的看法,但這方面並非其信仰核心,況且伊靈頓區政府的要求,絕不窒礙她想要的敬拜。」因此,判定Ladele敗訴。她不服裁決,一直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大法庭,但最終被駁回。[53] 

至於另一宗案例,申訴人Mcfarlane於2003年起受聘為Relate Avon Ltd.(Relate)輔導員。該機構專門提供性輔導及關係輔導服務,轄下所有輔導員均為英國性與關係治療協會(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Sexual and Relationship Therapy, BASRT)成員,所有成員都必須遵守該協會的道德操守指引及平等機會政策。Mcfarlane入職時,已知悉需要輔導同性伴侶。他與上司磋商後,表示願意給予同性伴侶輔導。到2007年,他又修讀Relate開辦的性心理治療研究課程。期間,他向機構坦承因聖經教導的緣故,對給予同性伴侶性輔導服務,感到為難。機構主管得悉後,認為McFarlane不可以篩選服務對象,並指他拒絕為同性伴侶提供服務,有歧視之嫌。經一輪討論及紀律聆訊後,Mcfarlane於2008年遭解僱,原因是他雖承諾遵行機構政策,實質上卻無意跟從,因此難以相信他再肯按照平等機會政策,履行職務。Mcfarlane遂向勞資審裁處投訴,其後因不服裁決,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大法庭。[54] 

上述兩宗案例於今年一月中旬,在歐洲人權法院審結,二人被裁定敗訴,才再上訴至大法庭。在Ladele案例中,歐洲人權法院同意申訴人所提出的論點,即伊靈頓地方政府要求所有註冊官須接受指派,主持同性伴侶註冊,確對有宗教信仰的她而言,極為不利。因此,為斷定是項政策有否對申訴人及相同處境人士造成間接歧視,法院認為有必要慎重考慮該政策之目的,是否合理?以及達成該目的之手段,又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經審理後,法院同意英國上訴庭(The Court of Appeal)的判決,認為當地政府並非純粹旨在提供高效可行的服務,而是期望結合更宏大的政策,使「僱主與地方政府能夠全心全意推動平等機會,一眾僱員不會歧視別人」。法院又引述昔日案例,重申任何基於性傾向而作出的差別待遇,都必須具備明確而重要的理據佐證。而不管是同性伴侶或異性伴侶,伴侶關係本身同樣需要法律的認可及保障。由於歐洲人權法院賦權予各簽約國採用「審查的寬容度」(margin of appreciation)[55] 原則,即允許當地法院按照其本土國情來衡量及裁決。因此,基於上述背景,法院裁定伊寧頓地方政府是項政策目的合法。至於所採用的手段是否合符比例,法院雖表示深切體諒申訴人因其強烈宗教信念而要承受被解僱的嚴重後果,但卻認為身為僱主的地方政府,所執行的紀律行動,以至英國法院審理歧視申訴的裁決上,並無逾越「審查的寬容度」原則及違反《公約》。因此,駁回Ladele的上訴。

至於McFarlane一案,申訴人在入職前已充分明白Relate實施不歧視的輔導政策下,根本不可能容讓他因性傾向問題,篩選客戶。其後,他亦是自願報讀Relate所辦的性心理輔導研究課程。凡此種種,全出自他個人的選擇。歐洲人權法院認為,此案的關鍵考慮,反在於僱主所採取的行動,其目的是為了確保在平等機會政策下,提供沒有歧視的服務。因此,法院裁定英國法庭並無違反「審查的寬容度」原則及《公約》條文,上訴亦遭否決。[56] 

上述裁決起碼帶來兩方面的影響。其一是「信仰與行為」的界分。歐洲人權法院申明,不是每一個由信仰帶動的行為,都必然被視為信仰實踐。按照《公約》對「實踐」所下的定義,認為某行為必須與宗教信仰緊密相連,正如普遍認受為宗教信仰操練的敬拜或靈修等行為。當然,實踐宗教信仰並不限於上述兩種,亦不僅限於教義條文。法庭需要按個別案例的實際情況,判斷該行為與其背後信仰之間,兩者有否直接而充分緊密的關連。法院特別提醒,不應要求申訴人自己去證明其所行是為了實踐信仰;[57] 其次,亦清楚表明,轉工無助解決職場上宗教自由受侵害的情況,僱主不可再以「我們不阻止員工實踐信仰,她/他只需辭工,另謀高就便可。」為藉口,推托卸責。[58] 

不過,Ladele一案的裁決卻惹來非議,不少評論直指歐洲人權法院錯判。英國有報章形容,她是「真正輸家」。事實上,一月中旬歐洲人權法院的聆訊上,當中兩位法官均認為Ladele的遭遇最為不幸。她入職日期比法例通過要早,霎時間卻因法例通過,工作性質突然轉變,屬始料不及。況且,不論是法例本身或是國內其他區域政府均採取拆衷做法,容許員工選擇,不強迫他們做有違良心的事。但Ladele卻要面對同事「篤背脊」,僱主又明顯以同志權利為基本人權,盲目偏向政治正確,最終致令她丟飯碗。[59] 其實,英國各級法院的判詞中,亦曾衍責伊靈頓當局行政失當,人事管理差,全無顧及當事人的信仰,更沒有另覓他法去解決衝突。

反觀最早為本港反對派引述作「逆向歧視」 案例的Rolf Szabo v. Kodak 案[60] 及 Peterson v. Hewlett Packard 案[61] ,Chopra指出,兩人均曾公開反對其僱主的反歧視政策,並在工作場所內公開批評同性戀。法庭認為Szabo及Peterson的僱主,是基於他倆製造了敵意的工作環境才解僱他們,因此是合理解僱。

侵犯宗教自由?
反對立法人士一直擔心,有部分僱主為怕負上「轉承責任」[62] ,即僱員間如有歧視情況,僱主亦需負法律責任,遂寧可選擇偏幫少數群體,結果造成「逆向歧視」。黃國楝反駁,上述論調不論在法理上還是現實中,都是閉門造車:「已經強調過,反歧視法保護的,是每一個群體都受到公平的對待。如果僱主偏幫黑人僱員,難道那些白人員工就會逆來順受,坐以待弊嗎?他們一樣可以控告僱主歧視,只要有一個案例,就已經會停止這種愚蠢行為。另一方面,這說法也把所有管理人員當作白癡,連最基本的在職評估也不做,要裁員時竟然沒有客觀數據來支持決定。」

教內亦流傳一些說法,指反歧視法令教會不可拒絕聘請同性戀牧師,或者拒絕租教會給同性戀者結婚等。 黃國楝解釋,若然擔心反歧視法侵犯宗教自由,簡單的解決方法之一是合約法﹕「教會可以要求同工必須認同教義、不作出違反教義的行為、和提供有效的領導,這絕對合法和合理。如果教會的教義反對同性戀,而申請人或者同工違反教義,他自然不能提供有效的領導,當然無需考慮,或者可以解僱。」

目前本港實施的《種族歧視條例》內,訂明「為宗教而作的僱用等」屬「特殊個案」。當中列明:「1)如為某有組織宗教的目的而作的僱用,只限提供予某特定種族群體,以符合該宗教的教義或避免傷害其教徒共有的宗教感情,則本部不適用於該項僱用。2)如為某有組織宗教的目的而授予的授權或資格(第19條所指者),只限授予某特定種族群體,以符合該宗教的教義或避免傷害其教徒共有的宗教感情,則第19條不適用於該項授權或資格。」[63] 

此外,亦有反對者憂慮因不肯聘用同志家傭而入罪。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曾在訪問中表示:「如果唔鍾意請同志傭工,係咪要告到我坐監先?」。[64] 不過,若參考1998年制訂的《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下稱《守則》列出第3.4項「特殊情況」,當中特別道明:「不過,政府同意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某人的性傾向可能會有關職位的考慮的因素,例如基於工作的需要,僱員須:在家居環境下工作,尤其是某些工作規定僱員須在僱主家中居住。政府雖然堅決維護人人平等機會的原則,但認為必須在平等機會權利與個人私生活權利之間取得平衡,使僱主得以決定誰人可進入他們的家居或在他們的家中居住。」而按照現行的《性別歧視條例》,若僱員需與住宅內的人同住,並有相當程度的身體或社交接觸,如家庭傭工和看護,僱主可選擇某性別人士為僱員。


注釋:

  1. 案例詳情可參考歐洲人權法院網頁
  2. 同上注,請參考歐洲人權法院網頁
  3. 此詞由法語"marge d’appréciation"直譯為英語”margin of appreciation”,是項原則由歐洲人權法院開始採用,並在判列法中不斷發展建立。按此原則,在衡量某個國家或地區是否符合國際人權準則時,必須考慮該國家的實際情況,例如風俗以至社會因素等。歐洲人權法院的職責就是判定國家層面所作的裁決,原則上是否合理,並符合比例。(延伸閱讀
  4. CRANMER, Frank. ‘Chaplin, Eweida, Ladele and McFarlane: the judgment’, Law & Religion UK Blog.(瀏覽日期:2013年5月31日)
  5. 請參考歐洲人權法院網頁
  6. MARK, Hill. ‘Lillian Ladele is the real loser in Christian discrimination rulings’, The Guardian網上版, January 17, 2013.(瀏覽日期:2013年5月31日)
  7. 同上注,請參考‘Lillian Ladele is the real loser in Christian discrimination rulings’。
  8. Rolf Szabo於2002年遭美國伊士曼柯達公司(Kodak)開除,理由是他收到一封於「全國出櫃日」由公司發出的內部電郵,內容涉及企業體如何協助同志員工出櫃,並怎樣締造免於歧視的工作環境。Szabo看罷回覆寄件人,同時發送到群內約1000名員工。他寫道:「請不要再傳送這類消息給我,因為我覺得很噁心,看了很不舒服」。部門經理隨即為Szabo發出致全體員工的道歉電郵。其後,柯達要求Szabo簽署道歉信,要求他寫出具體行動,承諾不再犯,否則將會被開除。Szabo選擇離職,即聯絡當地電視台記者做訪問。柯達澄清開除決定非在於他的信仰,而是在於他濫用公司電郵系統,做法不當。而Szabo則強調,濫用電郵者是公司,因該些電郵內用跟工作毫不相干。案例可參考:1)明光社;2)台灣性別人權協會;3)Human Resource Executive Online
  9. Richard Peterson反對惠普公司(Hewlett Packard)在辦公室張帖支持多元化的宣傳海報,遂在他的辦公室間隔四周張貼譴責同性戀的經文。惠普除下經文,並開始跟他磋商解決方法。Peterson堅持要公司拿下海報,若不,則要容許他繼續貼貼。惠普拒絕這些要求,並給Peterson有薪假期,著他重新考慮。當他重返崗位,他再將經文貼上並拒絕拿走。惠普指他不服從而中止合約。案例可參考:1)明光社;2)梁偉怡;3)Find Law
  10. 招雋寧:<最終目標是消音﹣從外國例子看《性傾向歧視條例》的深遠影響>。明光社網上版。(瀏覽日期:2013年5月28日)
  11. 種族歧視條例》,2008年第29號條例,第23項,頁A1265。(瀏覽日期:2013年5月28日)
  12. 阿涂:逆向歧視絕對存在>,《蘋果日報》網上版,2012年11月28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28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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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四)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四)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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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剖析

提及現代的人權觀念,自不可脫離其歴史場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聯合國於1948年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 它被喻為「全人類的《大憲章》」,為世界各國政府該怎樣對待人民,訂下普世的道德標準。[45] 這宣言不獨關乎個人,亦確立了個人之間、個人與社群,以及個人與政府之間的自由與承擔。1966年,在聯合國通過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前文裡,更清楚闡明:「明認個人對他人及對其隸屬之社會,負有義務,故職責所在,必須力求本公約所確認各種權利之促進及遵守。」

香港居民擁有一連串的憲法權利, 但Chopra指大部分權利都不是絕對的,政府可以加設限制。例如有人在公眾地方遊行,事先須通知警方,理由是因應遊行對交通或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影響而作安排。若這限制遭到質疑,法院會審視這限制是否合憲,並有否過度侵蝕某項憲法權利。

舉凡審理某項法律或行政措施有否違憲,或處理權益之間的衝突,外國法院一般會採用「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 test)。《人權法案》制訂後,正式開展本港的違憲審查時代,即法院可審查立法的合憲性;亦從那時起,本港的釋憲理論及方法亦開始發展。1991年,上訴法院首次引用這種源自德國的「比例原則」。[47] 而終審法院於《丘日龍案》的裁決中,詳細解釋了「比例原則」如何在判決中應用:

「一般而言,法律通常應就相若情況給予相同的待遇。不過,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保證並非絕無例外地規定絕對平等。在有充分理據下可以有法律待遇的差別。要通過這個驗證(有理據支持的驗證),必須證明以下情況:

  1. 該待遇差別的存在必須是為了貫徹一個正當的目標,即必須證明該差別有真正必要;
  2. 該待遇差別與該正當的目標必須有合理的關連;以及
  3. 該待遇差別必須不能超過為達致該正當的目標而需要的程度。[47] 

兩權相遇
在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立法爭議中,起碼涉及「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及「平等權利」這三項基本權利的衝突。戴耀廷指出,其實上述三者已寫在人權法裡,並受到憲法保障:「但都只係關乎政府,政府依家唔可能歧視同性戀者,因為已經喺人權法嘅保障範圍內。大家依家關注嘅唔只係政府行為,而係整個社會﹣普通人與人之間,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間嘅關係, 點樣令到大家嘅權益保障範圍更廣? 所以至覺得需要有性傾向歧視立法。」 至於如何應用「比例原則」處理兩權或多權相遇的糾紛,並從中抓取平衡,這方面仍有待探索演進。他指出,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CHR)已有一些案例可供研究,但案例各有獨特處境,亦觸發相當多的討論:「歐洲人權法院演進緊點去處理,但就有個空間俾大家思考,大家嘅紛爭如何搵到合理理據,平衡大家嘅關注。這方面討論其實唔夠,但同樣俾咗機會我哋發展呢方面嘅討論。」

自2005年本港開始出現「逆向歧視」的論述以來,反對者一直援引歐美等地案例,以說明「逆向歧視」確實存在。 經常提及的案例有1)美國Ann Hacklander-Ready v. Caryl Sprague(1989);2) 加拿大Scott Brockie 訴Canadian Lesbian and Gay Archives(2000); 3)美國Rolf Szabo訴Kodak(2002);4)美國Peterson訴Hewlett Packard(2004);及5) 瑞典Ake Green(2004)等。Hacklander案屬於處置或管理處所方面,Brockie案則是服務提供範疇;Szabo案及Peterson案屬僱傭領域;而Green案例相信最為教內人士關注,他因講道內容而被控以「仇視言論」罪。

Chopra表示,雖對上述案例的了解不算深入,但不會視它們為「逆向歧視」案例。反之,她認為法院處理宗教自由與性傾向歧視衝突時,看來已慎重考慮到宗教自由的權利,並顧及如何與平等權利相互平衡。好些案例都是法例上禁止性傾向歧視的特定範圍,若有人選擇公然違反,因他人的性傾向而予以差別對待,就應當承擔法律後果。她強調,宗教自由與集會自由或言論自由一樣,都並非絕對權利。相反,平等權利卻是絕對,法例不容許個別人士或群體因內在特徵而受到次等對待。因此,為確保人人得享平等服務及機會,不能只顧及宗教敏感度,當以平等權利為先。

不過,安大略省人權委員會(Ontario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HRC)則認為,面對權益間衝突,首要不是為權益定優次、比高低,反該以「調停」(reconciliation)為先,原因在於「沒有任何法律權利是絕對,皆受到他人的權利及自由所約束。」 因此,法院須充分尊重各種權利本身的重要性,然後再作平衡。[48] 加拿大最高法院審理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TWU訴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Teachers, BCCT(2001)案[49] 時亦指出,兩權衝突,必須致力平衡兩權的比重,無分軒輊。這宗被喻為宗教自由與性傾向平等權利衝突的典型案例,其深遠影響之一,正是法院展現對「宗教自由」這憲法權利的高度重視。是項裁決中,大多數法官指出:

當解釋憲法或發展普通法時, 必須避免採取權益分級的方式( hierarchical approach to rights),即是把某一種權益置於別的權益之上。當兩個人的權益之間出現衝突〔… …〕,憲法原則是充分尊重兩項權益的重要性,從中達致平衡。[50] 

法院亦鄭重申明,置身加拿大這多元社會的處境下,宗教自由以及維護宗教團體及個別信徒在私人領域內享有結社自由,極其重要;並指出,處理權益衝突關鍵概念之一,是「信仰與行為的區別」(distinction between belief and conduct),即信仰自由相對起行動自由,擁有較廣濶的表達空間,譬如一個人可持「同性戀是罪」的看法,但卻不能做出歧視同性戀者的行為。[51] 

安大略省人權委員會在其網頁,特別論及「權益平衡」(balancing rights)。其中提到:「判例法(Case Law)已表明,但凡涉及公共服務,就必須以非歧視方式提供。人權保障宜寬大理解,但歧視答辯則須嚴謹解釋。」該委員會指出,就算某一個群體的權利擴大,亦不必然削弱了其他群體的權利。一旦出現權益衝突,必須查明申訴是否真確。如屬實,就要仔細查明個別案情的處境,從而判別某項權利是否真正受到侵害,並是否需要在某項權利上,加設恰當的制限。[52] 


注釋:

  1. 陳弘毅:<主權和人權的歴史和法理學反思>。《二十一世紀評論》網上版,頁23。(瀏覽日期:2013年5月24日)
  2. 陳弘毅:<中庸之道與一國兩制的法治實踐>。《二十一世紀評論》網上版,頁22。(瀏覽日期:2013年5月27日)
  3. 律政司司長訴丘旭龍>,《基本法案例摘要》第11期網上版,2008年11月。(瀏覽日期:2013年5月15日)。
  4. The Shadow of the Law: Surveying the case law dealing with competing rights.’ 
  5. 西三一大學為加拿大一間基督教私立大學。該校於1996年開展一項教師培訓課程,向英屬哥倫比亞師範書院申請承認資格,但遭拒絕,理由是該大學的反同立場,有違批核開辦教師課程的公共政策。結果雙方對簿公堂。省最高法院認為BCCT指控TWU歧視,理據不足,因已豁免條款,容許TWU開辦課程。到省上訴法院,裁定BCCT只是行使其職權,但指控TWU歧視,則未有合理理據。案件上訴至加拿大最高法院被駁回,認為BCCT處理TWU申請時,有權考慮其歧視政策,但卻無顧及保護宗教免受歧視,亦無證據顯示TWU課程會令致公立學校歧視增加。案例可參考:1)明光社;2)Canada Humun Rights Trust;3)Judgement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6.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v 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Teachers [2001] 1 SCR 772.
  7. MALIK, Maleiha, ‘Religious Freedom, Free Speech and Equality: Conflict or Cohesion?’, pp.34, Res Public (2011) 17:21-40.
  8.  http://www.ohrc.on.ca/en/policy-discrimination-and-harassment-because-sexual-orientation/part-i-%E2%80%93-context-sexual-orientation-human-rights-protections-case-law-and-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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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三)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三)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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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反歧視.逆向歧視

113集會立場書內提到:「我們反對訂立性傾向歧視法,因為反對同性戀行為,不等於歧視同性戀者;但用立法方式禁止反對同性戀行為,就肯定會變成一條歧視不同意同性戀市民的法例。」但在探討「逆向歧視」前,先看何謂「歧視」。

本港主流社會對不同性傾向人士的歧視情況,有何看法?據去年平機會及何秀蘭委託港大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分別是43%及34.6%表示歧視情況「嚴重」,兩個數字均較2006年民政事務局的民意調查結果29.6%為高。至於覺得「有少少程度歧視」或「一般」,維持在41%左右,即使相隔六載,結果仍然相近。

港大民調結果又同時發現,雖有七成半市民認為不同性傾向人士遭到歧視,但問到受訪者本人「有冇歧視?」時,只有7.7%承認自己「相當大程度」及「幾大程度」歧視;指自己有「少少程度歧視」的,有19.2%;覺得「完全冇歧視」,卻高達71.5%。 焦點小組有成員認為,造成這種落差,歸根究柢,在於沒有為「歧視」下定義,於是各自演繹:「例如在條例建議裡,包括『冒犯』。對同性戀者來講,好可能只要我唔太接受嗰種道德價值,就會覺得被『冒犯』。其實,好多因素影響我們點define『歧視』。」

何謂歧視?
依據2007年終審法院《丘旭龍案》的裁決指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一項 基本人權。平等與歧視互相對立。憲法賦 予的平等權利本質上即是不受歧視的權利。《基本法》第25條及《人權法案》第22條保障人人生而平等,共享相同的天賦權利,無分種族、性別、殘障、年齡或其他身分,而性傾向正涵蓋於「其他身分」之內。若某人或某群體在沒有合理原因下,因其身分或特點而在工作、教育或居住等方面,受到差別待遇,就有可能構成「歧視」。[21] 

蔡志森認為,每個人對事物都有不同看法,自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如果法例話,有差別對待就係歧視,呢個我唔會同意。」他表示,即使自己不贊成同性戀,亦不忘尊重,禁戒以此來開玩笑。在倫理議題上,不贊成或反對某種觀念或行為,不代表就是歧視,亦不適宜用立法來堵塞異見的表達,令人封嘴:「人哋唔同意你,就話歧視,咁好大件事!」他相信,的確有個別同性戀者受到歧視,然而社會整體氛圍,歧視情況不算嚴重:「一啲同性戀者自覺受到歧視,主要係兩方面:1)我唔敢話俾人聽,因為人哋唔同意我,唔認同我的行為,感到有壓力、唔舒服;2)因為我唔能夠結婚,無法似一對異性戀配偶咁,獲得同等的社會福利或法律地位,就覺得被歧視。」

歧視不存在?
他重申,從不反對政府處理歧視情況,但同性戀始終是極富爭議的倫理道德問題,立法並不是合宜的處理方式:「咁樣,就再無人敢講佢反對同性戀嘅說話,令到啲人好舒服,可以高調地出櫃。係咪一定要用咁嘅方法嚟處理?我就唔同意。」

同志組織女同盟幹事煒煒直斥,「歧視不嚴重」這說法和論點涼薄:「我覺得,反對或對歧視法有意見,唔係問題;但話『歧視唔嚴重』?點解我〔聽到後〕會有咁多情緒呢? ~因為我喺同志社群裡頭,見到嗰種恐懼和壓抑好大!呢句說話真係好mean!好涼薄!」她引述剛完成一些個案調查,有同志因為其性傾向遭解僱,有中學生因此而被記過,或趕出校,更有老師直呼同學做「死基婆」:「其實,〔歧視〕真係成日都有,係好普遍,尤其喺中學!同志喺呢種環境下成長,聽到咁樣講,真係會覺得好過分!」

基恩之家主任牧師黃國堯亦批評,歧視要是不存在,同性戀者又何用「出櫃」:「同志唔敢出櫃,好多原因,人哋分分鐘唔請你,或者炒你魷魚。而最重要係,出咗櫃,你要面對的壓力好大,有來自社會上好多人的眼光,仲有家人對你的接納。你要部署好多嘢,至敢出櫃。」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在其探討「同性性行為」系列文章內,解釋「出櫃」行動對同性戀者的意義:「反對者認為若他們選擇靜悄悄地生活的話,社會不會阻止他們的。然而,反對者忽略了同性戀者的「出櫃」是因為他們對所屬(a sense of belonging)的需要,即他們屬於他們身處的社會和他們成長的家庭,而這需要是人最基本的。對所屬的需要不是隨便一種社會接觸,而是一種正面和友善的社會接觸。」龔立人認為, 同性戀的核心問題之一是所屬的感覺,而他們感到被自己所屬的社會排斥。[22] 

煒煒提及早前一宗求助個案,事主向婦科醫生求診,要求做子宮頸抹片檢查,但遭醫生拒絕:「醫生問佢有無性行為?佢唯有講自己係女同志,係同女性發生性行為。醫生覺得女女性行為,唔係性行為,因此唔肯幫佢做檢查。身為病人,已經好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仲要咁解釋埋,都唔肯做!咁樣,可以好影響佢病情。」她慨嘆,歧視可怕之處,是那習以為常的態度:「我覺得歧視係個norm,或者同志本身覺得係自己嘅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Surabhi Chopra亦指出,反歧視法的重要作用之一,正是用來識別及扭轉潛藏於日常習慣中、系統地針對某特定群體的歧視行為。她解釋:「歧視通常以隱晦、不知不覺的形式出現,尤其是歧視行為,往往早已習以為常,就算心腸不壞的人,亦可能會參與其中,或採取容忍態度。」她又提醒,儘管種族及性別歧視以不同形式存在,大多數人或政府原則上都會同意這是不公平的事,但卻未必會同意性傾向歧視原則上有錯。

身在美國多年、為當地執業醫生、並領有律師執照的黃國楝博士以書面回覆本刊訪問時指出,有「差別對待」,不一定就是「歧視」,關鍵在於有否「合理原因」。他以電影選角為例:「電影公司請人扮演林肯總統,只考慮聘請白人,不能說是歧視其他族裔。因為由白人飾演林肯,是合理行為。」反之,若有餐館拒絕服務亞裔,或一間軟件公司拒絕聘請女程式編寫員,則普遍認為原因不合理,屬於歧視。但黃國楝鄭重指出,那原因是「合理」還是「不合理」,絕不能憑個人的主觀好惡來判別,否則社會只會陷入紛亂,或造成「力強者勝,力弱者亡」。

「我們需要客觀的標準,在世俗民主社會,以美國為例,標準就在憲法,美國憲法和衍生出來的民權法保障人人生而平等。」 黃國楝認為,這場是典型的「特殊利益團體」政治角力。無論是否立法,社會都會有反對的一群。但從法理角度,香港需要立法,因為這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一部分,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又是香港《基本法》的一部分,所以立法是憲法衍生出來的要求。因此,無論歧視是否嚴重,理論上都需要立法。

逆向歧視
至於「逆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一詞,其源起與美國「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推行息息相關。自上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為逆轉種族之間待遇不平等的局面,遂向黑人、墨西哥裔及婦女等傳統上的弱勢群體,提供一系列優惠政策,旨在補償及消除他們長期承受的不公與傷害。此類特別保護措施,力度有輕有重,輕如專為弱勢群體而設的奬學金及種族加分制,重若實施政府職位和學位配額制度等。然而,這些舉措惹來許多白人不滿,直斥平權政策,使歧視方向逆轉,令他們受到差別對待,平等機會被剝奪,有悖憲法精神。歴年來,呈交法院解決的歧視訴訟,為數不少。

而本地的「逆向歧視」論述,煒煒記得首次聽到這詞彙是2005年,當時感覺相當震撼:「嗰陣政府話做一個民意調查,佢哋有好大反響,做咗一連串campaign反對同志、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反對同性婚姻,嗰次係我第一次聽佢哋引入『逆向歧視』。有幾個個案佢哋比較highlight,於是上網搵資料來源。搵返之後,就覺得『唔知就俾佢嚇死,知就俾佢笑死』。我覺得佢哋偷換咗concept,喺香港用。」而 一直密切留意「逆向歧視」討論的黃國楝,尤其關注引用美國方面的論述,他指出「反歧視」與主流群體受到次等對待的「逆向歧視」,是兩種不同概念。反對派的說法,連「逆向歧視」最基本的概念也搞錯,或是故意誤導大眾,採用「靠嚇、誤導、民粹」等手法來反同。

但蔡志森覺得,毋須跟從原意:「我們可以有自己的定義,我們所講的『逆向歧視』好簡單,就是令一些不同意同性戀的人,反過來面對不公平對待。我們並沒說這字眼exactly跟它最初出現時一樣,亦不一定要100%跟足它原本意思。」他記憶所及,維護家庭聯盟是最早使用「逆向歧視」這概念。[23] 而關啟文在其個人網頁內,對「逆向歧視」有以下解釋:

「在過往社會,主流文化排斥同性戀,誠然有不少同性戀者因著其性傾向被歧視,那時爭取同性戀權益的人士也是一種挑戰主流文化的異見分子。現在時移勢易,在某些「先進」的社會裡(或某社會的某些圈子裡),主流文化不單不排斥同性戀,甚至開始認為不贊同同性戀的人都是充滿偏見和歧視的恐同症患者。在這種環境中,情況顛倒過來,有不少市民只是因為不贊同同性戀就被歧視,例如要面對不合理的差別對待、非理性的攻擊甚或法律的威嚇,這我稱為『逆向歧視』。」[24] 

有批評直指這是「抽空了『逆向歧視』在美國的社會脈絡,挪用一個似是而非的概念,嘗試調動大部人對積極行動/政策的誤解和附隨的恐懼,來動員反對聲音。」[25] 林煥光回應傳媒查詢時亦指,以平機會十多年執行反歧視法例的經驗,所謂「逆向歧視」的情況並不存在。[26] 

但譚子舜牧師則提及在一個電台節目上,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並無否定「逆向歧視」的說法,更知道有這方面的研究。而他自己及所屬堂會主要從明光社的資料裡,了解何謂「逆向歧視」:「佢肯定係一個primary source。但佢所有source都有footnotes,都知出處,咁我哋都可以去search嗰啲出處。我覺得113之後,依家香港市民有啲人都聽過『逆向歧視』。」

究竟「逆向歧視」是有是無?黃國楝認為,它確實存在,非子虛烏有之說。只不過,致令它出現的並不是反歧視法,而是「平權法案」;而這兩套法律,截然不同。反歧視法期望任何群體都受到一視同仁的對待;而「平權法案」則提倡優待某些群體。在美國,該法案主要涉及政府招聘和入讀大學兩方面。然而學位和職位始終有限,一方享有優待,另一方自是無可避免地受影響。即或如此,他認為,判斷是否真有「逆向歧視」,還需多一重考慮:「如果以往歧視太深,兩個群體的起跑線相差太遠,既得利益者為弱勢社群提供一些優惠、忍受一些犧牲作為補償,不論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可能很合理。既然合理,就不是『逆向歧視』。但如果經過幾十年時間,明目張膽的歧視已不存在,各群體所得資源亦差不多,這時候仍繼續提供優惠的話,就是『逆向歧視』了。」他續稱,在美國,每過一段時間,法庭就會修改「平權法案」,務求反映當下需要:「現在有不少人覺得『平權法案』已經達成任務,如今只需要一般性、保護每一群體的反歧視法就足夠了。」

至於性傾向歧視方面,黃國楝指出,美國所有司法管治區內,都只有反歧視法,而沒有平權法。若說性傾向歧視會引致『逆向歧視』,是說不通的。他舉例解釋,未有反歧視法前,一間餐館可以拒絕服務華裔;但立法後,餐館必須提供服務予任何種族的顧客:「老闆說他的『自由』被侵犯了,所以這是『逆向歧視』,這說得通嗎?」他認為,這論點的謬誤在於按社會和憲法的標準,這餐館根本沒有拒絕服務的合理原因:「現在他失去的,是他根本不應該有的『自由』,這又怎可以說是歧視?」

他補充道:「法律只管行為,不管思想,『你相信食人會升仙不犯法(純信念),你為了升仙去食人就犯法(行為)』。每個美國人都可以自己繼續接受任何信念,只要不做出任何違法行為。而且,憲法不是死的,人民若要求修改,國家有修憲機制,只是門檻很高,不只是『簡單大多數』(simple majority),確保在民主與保護少數族群權益之間,取得平衡。」

Chopra亦指出,要達致真實可行的平等,法例本身有時亦容許合理的「差別對待」:例如連續有薪假不得超過兩週的規例,本是人人適用。但實際操作起來,婦女難以生兒育女,更難保飯碗。同一惡果,男性卻不受影響。由是可見,設立分娩假期或供殘疾人士使用的輪椅斜道等措施,絕非要主流群體或大眾受到「逆向歧視」,頂多用作糾正歴來或現存的不平等,容讓不同身分、性別或種族的個人或群體,能在平等機會及條件下,共同生活。

平權與特權
然而,不少人質疑立法只會為某群體提供了特別保護,而致令其他人反受歧視。究竟反歧視法提供的是平等對待,還是優待?首位以私人草案形式向政府提交反歧視法草案、平等機會委員會前主席胡紅玉當年在立法局會議上,曾表明立法目的是要打擊歧視,不是把所有不同待遇訂為不法行為, 而是禁止「任意和不合理的區別對待措施」,促進平等機會。而所謂「平等機會」是「對人生的關心,對人生的珍惜是對人生固有價值的尊重。這種尊重應該不附帶任何條件的」。[27] 去年,林煥光重提立法時亦解釋:「〔立法〕只是說什麼性傾向都好,你也是作為一個『人』,可有此〔平等〕權利。」[28] 

但反對者認為,立法反歧視,會造成逆向歧視;立法倡平權,卻提供了特權,令異見者的人權反受侵害。蔡志森在一個對談節目上指出:「歧視條例所保障的,應該是一個非常弱勢的社群,當他們沒有能力捍衛自己的權益時,我們才以一個比較嚴厲的方法處理。比起其他的歧視條例,《性傾向歧視條例》多了一重危險性,因為性傾向只是純粹聲稱而已。我覺得有爭議的行為不能完全被認同,政府也不應該給予同志優惠待遇,這並非必須。[29] 

關啟文在去年一篇文章<反性傾向歧視法案是特殊保護,不是人權>中,進一步論證這觀點。他指斥一些以捍衛人權見稱的議員:「無限擴大同性戀者的『人權』,卻對其他人權的侵害視若無睹。」他認為,假若受法律等特別保護是基本人權,也應為所有組別如胖子、醜八怪、反同性戀行為者等,制定反歧視法。[30] 

黃國楝多年前曾撰文回應這些論點。他認為把反性傾向歧視法說成同性戀保護法,犯上邏輯謬誤,就如「反姓氏歧視法」不等同「反李氏歧視法」,因為前者既保護了李姓,也同時保護關、黃、張。陳等姓氏,就更加不能把它說成是「李氏保護法」。同理,性傾向歧視條例要禁止的是因「性傾向」而遭到歧視,不獨是保護同性戀者。一個異性戀者如被同性戀上司歧視,會受到同一條法律保護。況且反歧視法本身,不一定是場「零和」遊戲,一方的「得」取自另一方的「失」,它也可以對整體社會有利。他在文中反問:「因為我們不能保護每一個弱勢群體,所以我們不應保護任何一個弱勢群體?如果你的答案是『是』,那麼我同意任何『人權』之類的法律都是多餘的。… …如果你的答案是『否』的話,那麼請你可不可以解釋清楚你會用甚麼標準來決定哪一個弱勢群體值得保護?」[31] 

反立法者一直擔心,該條例會為同運人士濫用,令其權利無限擴大。然而,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曾經指出,這是較低層次的反立法論據:「任何人的制度都有可能被濫用,若反性傾向歧視法有可能被濫用,那就只需制定設施防止被濫用。」[32] 煒煒認為,縱觀全球已逾80個國家實施反歧視法,但反對者說來說去只有十數宗個案,顯示濫用情況不算嚴重:「其實,任何法例出台,我﹣當﹣佢〔條例〕﹣真係被濫用,每一條法例都會有人濫用,如果比例係咁少的話,我會覺得大家可以討論吓,喺香港做嘅時候,點樣令佢完善啲。」

愉林書店事件
不過,譚子舜牧師坦言,確實擔心反歧視條例遭同運人士濫用,而2005年榆林書店事件就是明顯例子。當其時,立法一事正鬧得熱哄哄:「作為書室,唔擺單張,普通人就唔會告,但係佢哋〔同運人士〕真係會走上去榆林示威,拉banner,好似趕你啲客走。佢哋係會咁做嘛!如果〔有〕SODO,佢哋真係唔駛咁嘥腳骨力、嘥人力走上去。當然佢可以搵傳媒影相,但係佢真係告你,已經可以收到效果。並﹣且﹣佢告得入一個case已經成為案例,喺香港用Common Law嘅情況底下,咁已經夠晒,有一個令人哋收聲嘅效果。」

他形容,立法如同在頭上架上一把刀:「 你估佢哋會唔會用呢個公共嘅工具呢?我就估,一定會囉!﹣以佢哋背後嘅record,佢哋一定會;同埋佢哋做咁多嘢就係想有呢一個工具﹣『呢把刀』嘛! 我要承認呢個係一個impression,但﹣係,請同運人士或請教內人士用情用理說服我impression係唔會出現。我都盼望係唔會出現嘅﹣咁就放心啦! 」

事隔多年,對榆林事件記憶猶新的,還有當年有份抗議的煒煒。她指當時派義工四出到旺角樓上書店,推介存放剛由民政事務局資助出版的《她們的女情印記》小冊子。來到榆林,不知道這是間基督教書室。榆林向義工表示「不擺放同性戀書籍」:「我自己再上去了解一次,confirm咗真係唔想擺,〔係〕因為同性戀。但其實佢有賣其他同性戀嘅書。依家我仲好記得佢哋賣嗰本書叫做《搞定女人》,[33] 係以女同志角度去寫,講點樣去同女仔發生性行為,令女仔更happy嘅一本書,嗰陣係暢銷書嚟。我覺得宗教問題唔係最大問題,誠信至係最大問題。咁religious嘅話,呢啲書唔好賣囉。」

據當時傳媒報導,榆林書店負責人強調該店以基督教價值經營,擅闖行動不單令其無法正常運作,滋擾顧客,更是對異見者作出「逆向歧視」。[34] 其後在店內外張貼「小書店艱苦經營 同志搗亂影響生計」聲明,指:「我們經營依據香港法律,卻受到同志組織的連番滋擾,嚴重影響本書店的運作,和合法的經營」; 強調:「不會因此等騷擾行為而改變我們的價值取向」,並認為同性戀者組織發表之言論已令該店聲譽受損,該店將積極考慮法律追究行動。[35] 

煒煒一再強調,事件與立法一事無關:「件事我唔覺得衝擊,係作為榆林呢間公司嘅商譽問題,想喺樓下擺論壇請佢嚟,希望澄清佢立場。佢唔肯,我就call記者上去,做個公開嘅invitation。唔係話有條立法我就衝入去,無條法例我都係會入去!」

對於同運人士日後必故意用法例挑戰的印象,煒煒認為要對同志團體公道,要了解原因:「我覺得係咪fair先?從來無聽過我哋點解做呢樣嘢,我哋咁嬲,係好想同佢對質。… …唔好覺得啲同志團體見到『基﹣督﹣教』,就想整死佢,其實我哋係有理念!」她期望能有機會一起釐清憂慮:「坐低講﹣如果係有憂慮嘅話,麻煩清晰講個憂慮係點樣,呢個case你覺得會點樣,我先至會知點,我都唔明佢憂慮啲乜嘢。」

除了擔憂條例化作武器,譚子舜牧師亦憂慮負責執法的平機會運作機制不夠持平:「歧視法一個特色係,平機會角色係幫投訴人,pay法律費用。呢個容易成為一個好大嘅誘因,因為佢哋無cost。我哋都知道,同運分子整個政治運動,悉心策劃同推動下,佢哋可以用公共法律作為工具,興起訴訟,而佢哋唔需要pay the price,係被告人要pay the price。」他反問:「咁,係咪一個白色恐怖呢? 個point係:究竟係咪會﹣好﹣容﹣易﹣俾人咁樣告?如果我無啦啦因為擺唔擺張單張,我要同佢打一年官司,咁其實都幾折磨!」

翻查平機會網頁資料,其中一頁解釋何謂「持平原則」,[36] 提到「持平並非指中立」,而是「尊重自然公義原則,[37] 顧及各方在法律下的權利和義務、申辯權利,及獲取收集到的相關資料的權利,確保程序的公平及透明,和令各方明白委員會所作建議的背后原因。在調解過程中,調解員不會站在任何一方,而是協助各方達到權力均衡的狀況、探討可行的解決方法、和協助他們作出明智的決定,以解決糾紛。」

按現有投訴機制, 如有人遭受歧視,可向平機會提出書面投訴,或選擇直接向區域法院提出民事訴訟。平機會接獲投訴後,須依法展開調查,並嘗試調停及協助雙方和解。而調查期間,平機會可按法例列明的情況,行使酌情權終止調查,[38] 如雙方最終無法和解,投訴人可申請其他協助,包括法律協助,[39] 亦可根據四條條例直接向區域法院提出民事訴訟。[40] 

而如需向平機會申請法律協助,網頁內列明「不保證一定提供」。首先,申請人必須:1)已完成投訴機制的程序;及2)並且調停證實不成功。上述兩項條件都符合,才會接受申請。其次,即使條件符合,平機會還須依據法律,審視該個案是否屬於下列情況,認為合適的,才有可能提供法律援助:1)個案帶出一個原則問題;或2)基於個案的複雜程度,或衡量投訴人與答辯人的相對情況後,期望投訴人在沒有協助下處理該個案並不合理。[41] 

參考平機會網上統計數字,自1996年成立以來,平機會共接獲665宗法律協助申請,最後獲批個案共269宗,成功率約四成。其中,獲法律協助個案並提出訴訟的有82宗。[42] 至於平機會歴年來接獲有關性傾向的「具體事項查詢」數目,合共16,415宗,約佔總查詢43%。1996年至2004年間,除1998年列明收到4宗涉及性傾向的查詢,其餘年份記錄不詳。至於為性傾向歧視立法激辯的2005年,查詢數字驚人,錄得12,585宗。而前兩年,查詢數目相同,皆為1,181宗。[43] 

煒煒對平機會變成「偏機會」的說法,極不贊同。她形容向平機會投訴,由立案、調查、舉證、調停到最後能否和解,過程迂迴又複雜:「你知唔知幾難先?要平機會俾堂費係幾難嘅一件事!但第一,先諗自己係咪犯法?你覺得你犯邊條法例?」

然而,教內人士始終憂心立法將導致「人權踐踏人權」情況,[44] 出現反對派臚列的「逆向歧視」案例。面對不同群體間的權益衝突,該怎樣解決?如何平衡?若訴諸法院,又以甚麼準則作出裁決?


注釋:

  1. 律政司司長訴丘旭龍>,《基本法案例摘要》第11期,2008年11月,網上版。http://www.doj.gov.hk/chi/public/basiclaw/cbasic11_4.pdf(瀏覽日期:2013年5月15日)
  2. 龔立人:< 同性性行為的行為之續上續>;《時代論壇》網上版。(瀏覽日期:2013年5月10日)
  3. 據資料顯示,維護家庭聯盟於2005年印製名為《性傾向歧視法的不寬容-逆向歧視的真實例子》小冊子。(瀏覽日期:2013年5月18日)
  4. 關啟文:<逆向歧視的存在千真萬確﹣概論梁偉怡的十大錯謬/疑點(二之一)。 (瀏覽日期:2013年5月10日)
  5. 小曹:<「逆向歧視」:一個似是而非的概念>;獨立媒體:2005年4月26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18日)
  6. 林煥光:歧視違反集體良知>;蘋果日報:2012年11月29日,網上版。(瀏覽日期:2013年5月18日)
  7. 1995年7月5日立法局會議記錄,頁4209,網上版。(瀏覽日期:2013年5月16日)
  8. 反性傾向歧視.林煥光倡再推.同志議員出櫃.立法契機>,明報,2012年9月16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20日)
  9. 何雪瑩、林緻茵:<同性戀者權利之辯.何秀蘭vs蔡志森>,2013年2月15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20日)
  10. 關啟文:<反性傾向歧視法案是特殊保護,不是人權>;2012年11月6日,載於其 個人網頁。(瀏覽日期:2013年5月16日)
  11. 黃國楝:<幾個問題──回應關啟文:反對「性傾向歧視法」=排斥弱勢群體?>,《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5年7月15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16日)
  12. 戴耀廷: <香港教會面對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策略>,《時代論壇》第926期,2005年5月29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16日)
  13. http://www.cp1897.com.hk/product_info.php?BookId=9572844962(瀏覽日期:2013年5月20日)
  14. 有關榆林事件報導,可參考:《明報》;《時代論壇》;《獨立媒體》(瀏覽日期:2013年5月21日)
  15. 榆林書店聲明>,2005年4月18日載於《時代論壇》(瀏覽日期:2013年5月21日)
  16.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impartiality%20statement
  17. 可參考戴耀廷:<自然公義與偏見>,戴耀廷「法界三文治」個人網誌,2007年3月28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16日)
  18. 根據法例,若投訴缺乏實質、無理取鬧、不屬違法行為,或自該作為作出之日起計的12個月已屆滿,平機會可決定不進行或終止進行調查個案。詳情見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complaint%20handling%20procedures(瀏覽日期:2013年5月19日)
  19. 平機會提供的法律協助計有:就個案的證據是否足夠向申請人提供法律意見、安排委員會律師擔任申請人的法律代表、和在開始進行訴訟時,安排委員會律師或聘任外間律師代表申請人庭。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legal%20assistance(瀏覽日期:2013年5月19日)
  20.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our%20work-eo%20works(瀏覽日期:2013年5月19日)
  21.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about%20conciliation(瀏覽日期:2013年5月19日)
  22.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Papers/StatisticContent.aspx?ItemID=11357(瀏覽日期:2013年5月19日)
  23. 自1996年以來,具體事項查詢總數為38,424宗。有關性傾向查詢及該年查詢總數如下:1996年及1997年(-/228);1998年(4/171);1999年(-/290);2001年(-/553);2002年(-/628);2003年(-/973);2004年(-/742);2005年(12,585/13,306);2006年(15/2538);2007年(1388/4027);2008年(23/2653);2009年(18/2892);2010年(19/2546);2011年(1181/3978);2012年(1181/2899)。(瀏覽日期:2013年5月19日)
  24. 鄭順佳:<遊戲規則﹣敬覆黃國楝君>,《時代論壇》第1024期,2007年4月12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18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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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二)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二)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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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對壘

其實,何秀蘭提出的原動議即使獲得通過,亦只會就立法展開公眾諮詢,並沒有任何具體條文內容可供討論。目前,不管是反對還是支持立法,兩大陣營僅參照現行歧視條例的框架,勾勒日後條文的涵蓋範圍,在構想之中爭辯。

在特首梁振英宣讀《施政報告》同日成立的「爭取性傾向歧視立法陣線」,早前已向立法會議員及特首辦公室提交了「性傾向歧視立法建議書」。依其內容,條文界定了「性傾向歧視」行為定義,包括「直接歧視」[7] 、「間接歧視」[8] 、「使人受害的歧視」[9] 及「被歸咎的性傾向」[10] 共四項;並列出條例適用於「僱傭」、「教育機構」、「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處置或管理處所」,以及「會社及體育活動」範疇。

而最後一項「騷擾及中傷」,正是反對立法者極為關注的條文,內裡分為兩部分:1)「性傾向騷擾」:「如因某人或其近親的性傾向而向該人作出不受歡迎、謾罵、侮辱或今人反感的行為,以致令該人感到受冒犯、羞辱或難堪,該種行為便是性傾向騷擾」;2)「中傷及嚴重中傷」:「中傷是指藉公開活動煽動大眾基於某人的性傾向而對該人產生仇恨、嚴重鄙視或強烈嘲諷。而對公開活動的中肯報導、任何合理地及真誠作出的為學術、藝術、科學或研究的目的,而又符合公眾利益的公開活動,並不屬中傷。嚴重中傷是指任何涉及威脅傷害某性傾向人士的身體或損害其財產。」

反對立法團體主要提出六項論據:1)立法變相向社會人士發放肯定和鼓吹同性戀行為的訊息;2)以法律為同性戀者提供特別保護;3)以「反歧視」名義,用法律壓制異見者的基本人權,造成逆向歧視及道德歧視;4)為同性婚姻開路,衝擊婚姻及家庭制度;5)因性傾向難以驗證,法例漏洞甚多;及6)造成「骨牌效應」,沒理由不為其他性傾向(亂倫、孌童或獸交等)制訂反歧視法。

另一邊廂,支持者則認為,立法既可使不同性傾向人士在教育及工作等範疇上,享有平等待遇;同時,亦起教化作用,糾正歧視行為。而立法與當局一直強調透過公民教育以消除歧視的手法,不但互不牴觸,兩者更可相輔相成。再者,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及人權委員會已多次敦促港府盡快立法。人權委員會更於前年六月,通過禁止性傾向和性別認同歧視議案。當局既早已簽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就必須履行消除性傾向歧視的責任。

有評論形容,正反雙方論述與取態跟七年前相比,了無寸進。[11] 其實在時機與策略配合下,雙方更見進取。 隨著不少知名人士公開同志身分,同志團體在媒體的曝光率將更高。如果說支持立法一方向來擅用傳媒力量及社會運動策略,則反對派今次明顯更著力動員教會、信徒與家長, 以「共同福祉」出牌,拉長戰線。

113集會發言人、播道會恩福堂牧師譚子舜指出, 立法一事,教會不能獨善其身,亦須顧及市民大眾:「有學者呼籲教會寬容,呢個我贊成。但我想point out,呢個唔淨係教會自己嘅嘢。唔可以淨係考慮教會自己好寬容,我哋要諗埋﹣其﹣他﹣市民。如果佢哋在『惡法』底下suffer緊,就唔係教會自己:『嘩!背起十架,我哋受苦』就得!」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直言, 寬容是一種尊重接納的態度 ,不等如「無條件接受同志團體提出的東西」:「 喺私人領域,同性戀者個人嘅選擇:佢哋鍾意點樣生活,佢哋係被尊重,基本上同香港人嘅基本權利,係無分別。呢個係我哋一路都同意嘅做法,呢個咪係一個「寬容」囉。但你話:寧願通過條條例,俾佢告我。其實,最嚴重嘅問題係佢改變咗我哋點樣教育下一代,我哋特別反對。 我並非單為基督教信仰緣故反對。已講過好多次,身為家長,作為在社會上好關注倫理的一個人,好擔心性解放動摧毀我們的家庭,正摧毀我們下一代的教育。這個更令我更擔心。」

從113集會籌辦名單可見, 一向打頭陣的明光社, 有別過往慣例,今次不但沒有參與主辦,更不在協辦團體行列,改由數間超級堂會負責領軍;而協辦者中,則有香港家長聯會及反逆向歧視大聯盟,而身兼上述協辦團體會長及發言人的李偲嫣,亦以家長身分在集會上發言,並出席各媒體講座,親身講述受到「逆向歧視」的遭遇,同時帶出立法對教育帶來的影響,擔心一旦立法,不但帶來「同性戀洗腦教育」,在教育工作者頭頂架上一把刀;更因灌輸的價值觀有別,造成「家校矛盾」;同時,立法亦對職場及家傭續騁方面,構成困擾。[12]

其實,除正反雙方寸步不讓的觀點外,尚有教內學者提出以「寬容」 解決立法爭議。除羅秉祥外,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於2005年曾撰文,提到以寬容的態度來處理彼此間的分歧。由於寬容通常牽涉一方比另一方有更大的權力,以致他選擇向比他弱的一方寬容。但當雙方各自爭取成為弱勢者時,就會「發現弱勢者並非完全弱勢,因為弱勢一詞帶有一種道德申訴的力量。 [13]

因此,今番爭論再起,誰是弱勢?誰向誰寬容?再次成為雙爭之地。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討論何秀蘭動議時就指:「他們可能自覺屬弱勢社群,但我的經歴裡,其實同性戀的朋友現時按其在香港的活動能力絕對不是弱勢社群。」關啟文以<人少勢眾的同志社群>為題,引用一些同志群體的消費力調查結果,並歐美多國通過同志婚姻的情況,提出「同志得勢的時代已經來臨!」[14] 不論是113集會的論述,或社交網絡專頁主題,都突顯了「逆向歧視」的威脅,持異見的宗教團體正受到社會的壓迫。

就在這壁壘分明或友好寬容的討論之間,尚存一大片沉寂的空白。

教內外民意
要探知社會大眾對立法的接納程度歴年來有否轉變?或從民意調查結果,可聽出未聞之聲。據2006年民政事務局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現階段政府不應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表示「同意」、「反對」或「中立」的受訪者,各約佔三分一,但贊成立法者相對較少,有28.7%。[15] 比對2012年,不論是平機會於六至八月期間進行的調查,[16] 或何秀蘭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於11月7日動議前所做的民調,[17] 兩者所得結果相若,表示贊成現階段應立法的受訪者,逾六成。

至於教內堂會及信徒的取態,可比對2005年及2012年聯署名單上的數字。2005年四月底,維護家庭聯盟於本港報章用上四頁全版,刊登共9,800名市民,及374間教會和機構的聯署聲明,反對以歧視名義立法。[18] 到2012年,明光社總共有超過29,000名市民,及156間教會和機構參加聯署。[19] 而113集會,大會公布出席人數高達五萬。單從數字看來,個別信徒參與達數倍增長,科技發展與社交網絡推動或記一功,但行動亦見轉趨積極,不再只作紙上談兵式的聯署,而是身體力行,落場表態。反觀教會和機構數目,則下跌六成。究竟流失掉的堂會機構是不再反對立法?不能認同手法?不敢貿然表態?還是嫌煩歸邊表態?箇中原由,值得深思。

而教內年輕一代的看法,亦可從2011年底小童群益會與中大學生會合作的意見調查結果,概略了解。該調查共訪問972名異性戀大學生,當中250名為基督徒。六成二受訪者認為,應該立法。這比例跟平機會及何秀蘭的民調結果接近。而受訪的基督徒學生裡,支持立法者超過四成,兩成六表示反對。[20] 

由此推想,應否立法足令信徒之間、堂會以至宗派內部,面對極大張力與分歧。而113集會後,令對立與激化情況加劇。從教內媒體討論園地的來稿,可反映一二。11月至1月期間,正反雙方評論文章,數目相若,拉成均勢;當中亦有兩、三篇採取中間著墨的評論。然而,集會過後,或為免教內進一步分化,公開表態支持諮詢或立法的文章顯著銳減,反對與支持,達五一之比。

焦點小組意見
為了解兩極對壘下,教內沉默一群的意見及看法,本刊於三月下旬以隨機抽樣方式,從全港1200多間基督教堂會中,抽取其中2%,即24間堂會,以電話形式邀請堂會信徒或傳道同工,參與有關性傾向歧視立法焦點小組,藉深入訪談,嘗試填補那片靜默的空間。24間堂會中,有19間成功聯絡上,最終共六位來自六間不同堂會的信徒及傳道同工願意出席, 整體回應率為31.6%。焦點小組於三月底舉行,但其中兩位因事當晚沒法出席。由於參與者皆是自願或主動參加,令所得意見或有偏誤,但仍可視作微細刺針,探看信徒牧者如何理解、剖析和面對這場複雜爭議,包括對聖經立場、對同性戀的看法、教會面對同性戀者的態度、教會參與社會的方式、性傾向歧視應否立法等。

「逆向歧視」是反對立法的重要論據之一,亦最令教內人士憂心。焦點小組內,有受訪牧者對立法的確感到憂慮,擔心會出現「逆向歧視」,需要仔細看條文如何釐定、並適用於哪些範疇。若然純粹關乎經濟待遇、就業或就學方面,而不涉及家庭價值等意識形態,估計「逆向歧視」情況不至太嚴重。某程度上,的確容許了社會的多元性。然而,一旦受規管的經濟範疇,包含某種家庭價值,必定問題重重:「唔一定係教會,可以係非宗教團體,如果嗰個團體係認同某種家庭價值或性愛觀,並且會提供相關服務,咁問題就來。如果法例唔能夠容納兩種唔同的家庭價值,就好易變成意識形態的控制。依家我哋所講的『歧視』,正係一大堆嘢,撈撈埋埋。呢種『大包圍』的性傾向歧視條例,好危險!」

另一位牧者亦同意,如單從教會角度出發,立法這舉措並不可取;但既身為社會一員,彼此應同享平等權利,不可以因教會反對,社會就不做:「 我認為教會堅持自己嘅價值取向,係重要;但堅持之餘,可唔可以﹣唔好擺出國教嘅姿態來表達呢? 其實,大家都有自由表達,睇你有幾能夠說服到主流。」


注釋:

  1. 「直接歧視」:指任何人如基於另一人的性傾向,而予以差別對待。
  2. 「間接歧視」:指向所有人一律施以劃一的條件或要求,但實際上並無充分理由需要加上該等條件或要求,而這樣做亦對某一性傾向的人造成不利,某一性傾向能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的人數比例,遠較其他性傾向能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的人數比例為少。
  3. 「使人受害的歧視」:若某人因另一人或第三者作出或有意作出、或懷疑其曾作出或有意作出性傾向歧視條例保障的行動,因而給予該人較差的待遇,屬使人受害的歧視。保障行動包括根據條例提出法律程序;提供證據或資料;根據條例或藉援引條例;指稱其他人曾作出構成違反條例的行為。
  4. 「被歸咎的性傾向」:即使你是否某一性傾向,就該性傾向而受歧視,亦受到法例的保障:a)與你有聯繫的人是該性傾向人士,而你因此遭受到歧視。有聯繫人士包括共同生活的另一人、親屬、照料者及在業務、體育或消閒上有關係;b)你被當作是某一性傾向而受到歧視;c)雖然你現在不是某一性傾向,卻被認為將來可能是某一性傾向而受到歧視。
  5. 黃繼忠,<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第三條路線:七年後的再思>,《時代論壇》網上版(瀏覽日期:2013年5月9日)文中提到:「 七年之後,爭議再度,可惜無論是正方還是反方,論述與取態還是依舊如一,了無進寸。反方繼續否定同性戀者受歧視或貶低其嚴重性,認為若就性傾向歧視立法,不認同同性戀的人士會受到「逆向歧視」。贊成一方則一貫以平權為理據,指出同性戀者受到歧視──如不合理的解僱,是香港社會常見的案例,而「逆向歧視」本身若不是有邏輯謬誤,便頂多是外國的零星案例,不足掛齒,杞人憂天。」
  6. 原文為<關注SODO立法可帶來的「同性戀洗腦教育」與「家校矛盾」及對職場和家傭續聘方面的困擾>,網上版轉載自「家校及各界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群組(瀏覽日:2013年5月8日)
  7. 龔立人:<反性傾向歧視:寬容的重要>;原載於《明報》頁B12,2005年8月19日;瀏覽版本由徐承恩轉貼於《獨立媒體》(瀏覽日期:2013年5月10日)
  8. 關啟文:<人少勢眾的同志社群>。(瀏覽日期:2013年5月10日)
  9. 詳情可參考本刊第33-34期<市民對同性戀看法的兩項調查:比較與分析>。網上版(瀏覽日期:2013年5月8日)
  10. 平機會搞同性諮詢>,《都市日報》網上版(瀏覽日期:2013年5月8日)
  11. 香港市民對不同性傾向人士之權利意見調查>,何秀蘭個人網頁(瀏覽日期:2013年5月8日)
  12. 九千八百市民聯署聲明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時代論壇》網上版(瀏覽日期:2013年5月8日)
  13. 最新消息:具爭議的「同志平權」動議>,香港性文化學會,《性文化評論》第一期網上版(瀏覽日期:2013年5月8日)
  14. 逾九成大學生接受同性戀>,《星島日報》網上版(瀏覽日期:2013年5月8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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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一)

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一)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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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傾向歧視立法爭論多年,現在似乎有的發展。新任平機會主席周一嶽表明,希望在任內推動性傾向歧視立法。他指性小眾在香港社會確實遭受歧視,故難以逃避立法。他又相信立法不會帶來逆向歧視。

「逆向歧視」向來是不少反對同性戀的牧者和學者對於性傾向歧視立法的重大憂慮。他們引用一些外國案例指出,若然一旦立法,基督徒反對同性戀,隨時會被控歧視。若然如此,反歧視的法例便反過來歧視反對同性戀的人士。究竟他們是有先見之明抑或只是杞人憂天?本刊訪問過一些法律專家和搜集過一些資料,為大家剖析外國案例並背後的法律原則,再加上從焦點小組搜集所得意見,幫助大家了解這個敏感而重要的課題。

爭議經年

放眼世界,巴西繼法國之後,成為全球第15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有形容「同性婚姻時代」已臨。但在華洋集處的香港,回溯歴史至上世紀80年代前,同性戀一直是道德禁忌,男男性行為屬於違法,港府更曾經成立特別調查小組,追查同性戀者的名單。直至1983年,法律改革委員會(下稱「法改會」)才提出同性戀非刑事化的建議,若以此作為掀起同性戀爭議的序幕,走到今天,這場交戰長達30年。

1980年初,曾任警隊政治部人士審查工作、有機會接觸同性戀者資料的外籍督察麥樂倫,被控八項粗獷性行為罪,但於拘捕當日被發現身中五槍死亡。經死因研訊及專責委員會調查後,被裁定死於自殺,事件轟動全港,亦觸發當局積極研究修訂同性戀非刑化等相關法例。[1] 其後法改會提交報告書,建議將同性戀非刑事化,旋即引起宗教人士強烈反應。突破前總幹事蔡元雲成立「各界關注同性戀法例聯合委員會」,並出版《同性戀透視》一書,指同性戀屬心理病,需接受治療,又批評法改會漠視民意、公共衛生及社會道德;而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和不少堂會亦致函港督尤德爵士及行政立法局議員,提出反對。[2] 

是項法改會建議,最終於八年後落實。由於肛交罪行只針對男同性戀者,為免與剛通過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有牴觸,當局修訂同性戀非刑事化的相關法例。有別於八年前,教內開始出現另類聲音,一些機構發表聲明,表態支持修訂條例。1991年七月,立法局以大比數票通過同性戀非刑事化條例。[3] 而港府在回歸前進一步訂立反歧視法,以保障人權。

立法局議員胡紅玉及劉千石於1994年及1996年,先後向政府提交私人條例草案,以消除各式歧視,提倡平等機會,性傾向屬於草案的保障範疇。然而,兩人所提交的條例草案最終遭否決。其後,政府將草案分拆,《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順利通過。當局又於1996年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並推行「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2008年,《種族歧視條例》亦獲得通過。

性傾向歧視條例仍未立法的原因,按照政府一貫解釋, 由於社會存在分歧,不宜立法,應採取行政措施及推動公民教育,消除歧視,例如推出《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守則雖無法律約束力,但卻為「性傾向」劃下界線,定義為「異性戀」、「同性戀」和「雙性戀」三類。[4] 到2004年,自余志穩出任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當局取態較前積極,成立「少數性傾向人士論壇」及「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小組」,前者作為同志團體及社會人士溝通平台,研討消除性傾向和性別認同歧視的方案;而後者則協助處理同志社群的歧視投訴。翌年,政府再就性傾向歧視立法展開公眾諮詢,距上一次諮詢已相隔十載。支持與反對雙方激烈角力,而同志群體到基督教榆林書店抗議一事,更觸發教內強烈迴響,「逆向歧視」自此成為反對立法的重要論述。

余志穩早前接受媒體訪問時指,2008年「家暴條例」是性傾向歧視條例的前哨戰。而被形容為「出櫃年」 的2012年,大戰正式展開。去年,知名藝人、富二代及立法會議員相繼公開同志身分,同性戀議題火速成為城中熱話,亦掀起風波不絕。六月中旬,網上瘋傳阡陌社區浸信會主任牧師林以諾一段提及同性戀的講道短片,除惹來網民激烈抨擊外,逾廿位來自港、台、韓、美等地區的牧師聯署文告,指斥其言論將同性戀者「妖魔化」,要求他道歉及公開對話。但這份文告反過來又受到另一批教內團體刊登聲明反駁,批評他們「同性戀不是道德問題,也不是罪」的言論。

教內論爭未止,另一角力場已冉冉升起。行政會議召集人兼前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林煥光多番公開表明,支持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以保障同性戀者不受歧視;及於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出櫃後,林煥光再開腔,指當前正是立法契機。基於其雙重身分及言論,惹來各方揣測政府是否為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而放風。角力雙方,如箭在弦。

11月7日,一直被視為同志友好的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提出「促請政府盡快就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機會及基本權利展開公眾諮詢」 的動議。結果,在建制派投票反對下,議案未獲分組點票通過而遭否決。當局繼續以「社會上存在分歧,採取自我規管和教育方式,較適當和務實」為回應。然而,支持及反對者的比拼並未因這場辯論落幕而休止。動議結束後兩週,政策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突然表示,特首梁振英將於《施政報告》交代立法事宜,令對立即時升溫。

甫入2013年。最矚目亦最具爭議的,莫過於逾30個基督徒團體刊登全版報紙廣告,動員信徒於1月13日到添馬公園參加由播道會恩福堂及阡陌社區浸信會主辦的「愛家共融祈禱音樂會」(下稱113集會)。集會舉行前兩天,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羅秉祥於《時代論壇》發表一篇名為<教會應雍容大度對待同性戀者公民權>的文章(下稱<雍容大度>),呼籲爭論雙方以雍容大度來解決問題。但連串動員比拼已呈白熱化,文章刊登同日,另一陣營的何秀蘭、陳志全、歌手黃耀明和何韻詩宣布將組成「大愛同盟」關注組織,爭取立法。

1月13日,大會稱有五萬人參與集會。動員之眾,史無前例,但其手法卻惹來教內和坊間不滿及猛烈批評,直斥做法霸道,參與高危的政治博奕遊戲,令教外人士反感,亦令教內信徒分化。 三日後,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以寥寥數語交代立場,指議題極富爭議,須審慎處理,政府目前並無計劃就性傾向歧視立法進行諮詢。支持立法者遂轉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教內多個基督徒群體則推出《彩虹約章》,推動愛同志的承諾在教會中落實。

對立爭持,不僅在公民社會出現,亦見於平機會與政府之間。剛接替林煥光成為平機會新任主席的周一嶽,立場明顯前後有別,由最初表示保留及觀望的態度,到明言任內推動立法,其後更揚言考慮動用平機會內部儲備研究立法工作,以示決心。 政府亦似乎意識到113 集會後,公眾意見走向兩極,加上不滿平機會立場,遂宣布成立諮詢委員會,收集意見。有指當局如同在平機會以外 ,另起爐灶。[5] 

五月中旬,終審法院裁定現行婚姻條例違憲, 變性人W小姐可以合法與男友結婚, 令這場關乎性小眾權利的爭議觸及的範圍更廣,但亦令平機會的取態趨於積極。周一嶽表明,平機會已通過為期三年的策略計劃, 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及性別認同人士免受歧視為其五個優先工作領域之一。明光社遂於七月底發表公開信要求平機會澄清。直至日前,周一嶽於《明報》撰文回應,重申適當立法保障性小眾的尊嚴與人權,是平機會的正式立場。文中更直指一些個案「聲受『逆向歧視』人士,是先對他人作出歧視行為,其後被他人投訴。那些個案反而顯示了在某些情況下,以『道德』及『良心』作為理由的歧視行為,不容於社會。」

另一邊廂, 113集會發起人蘇穎智牧師、林以諾牧師,以及身兼維護家庭基金(前身是維護家庭聯盟)及明光社董事、香港性文化學會主席關啟文博士,聯同廿多位教牧領袖,早於終審法院裁決前數天,在《時代論壇》刊登全版廣告,發起<真愛同行牧養約章>聯署行動,並於七月下旬舉行立約禮。[6] 約章中,承認教會在牧養及關顧有同性性傾向的信徒,有不足及虧欠之處。同志團體認為此舉是「保守教會大讓步轉態支持平等」,亦有批評指是「打溫情牌」。

回望十多年來有關性傾向歧視立法的論爭發展,反對和支持立法的理據究竟有否轉變?這些理據又以甚麼條文內容為本?


注釋:

  1. 朱福強:<麥樂倫督察自殺之謎>(上下)。朱福強個人網誌:「香港歴史留白」(瀏覽日期:2013年5月13日)
  2. 明光社:<熾熱的同志運動與冰封的教會回應>。(瀏覽日期:2013年5月13日)
  3. 1990年7月,立法局以31票對13票通過非刑事化。1991 年3月22日,港府於憲報刊登非刑事化草案。1991年7月11日,立法局終於在只有6票反對的情況下,《1991 年刑事罪行 (條訂) 草案》 獲得通過,成年男子 (21歲之上) 之間、雙方同意、於私人地方進行的性行為,免刑事責任。資料來源:http://hongkonggaymovement.weebly.com/21516246152508838750210092010721270.html(瀏覽日期:2013年5月15日)
  4. http://www.cmab.gov.hk/tc/issues/sexual.html
  5. 啟動反性傾向歧視,平機會用「私房錢」>,新報網上版(瀏覽日期:2013年5月15日)
  6. 真愛同行牧養約章:廿九教會領袖發起呼籲聯署(5月10日消息)>,時代論壇網上版(瀏覽日:2013年10月7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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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事件簿五)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事件簿(五)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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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同性戀運動與教會回應事件簿之五
2013年下載PDF檔
2013.1.3至2013.1.4
逾七十名來自新加坡、台灣及香港的基督教教牧,一月三及四日在香港舉行「同性戀形勢新發展研討會」,宣讀基督教對同性戀的立場書,指「雖然我們不認同同性性行為,但應透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表達而同性戀者的基本人權應受社會保障。我們支持以合理的方式消除一切不公義及歧視,但亦反對一切『逆向歧視』」。

2013.1.9
多個同志、跨性別、學生及宗教團體向行政會議成員遞信以及八百個簽名,爭取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承諾開展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條例公眾諮詢。
逾30個基督徒團體刊登全版報紙廣告,動員信徒於1月13日到政總參加音樂會反立法。集會由播道會恩福堂及阡陌社區浸信會主辦,協辦單位共8個。另有報導指,基督徒正廣泛流傳一短訊,指「撒旦現正以反對歧視的口號挑戰真理!」短訊標明來自恩福堂主任牧師蘇穎智,恩福堂否認。
另外,恩福堂早前為113集會舉行簡介會,由譚子舜牧師主持,有數百人參加。

2013.1.11
何秀蘭、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歌手黃耀明和何韻詩,宣布將成立「大愛同盟」的關注組織,宣揚同志平權信息,爭取社會支持立法保障同性戀者的權利。關注組擬舉行18個月的文化活動,並邀請法律顧問釐清立法的合理性。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羅秉祥博士於《時代論壇》發表一篇名為「 教會應雍容大度對待同性戀者公民權」文章。

2013.1.11起
教內媒體或社交網頁湧現多篇文章回應羅秉祥博士,包括性文化學會主席關啟文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副院長江丕盛博士、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牧師、《論盡明光社》一書作者張國楝博士等。

2013.1.13
多個基督教團體於添馬公園辦「愛家共融」祈禱音樂會,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大會稱有五萬人參與;同場另有支持立法團體在附近表達意見,指同性戀不影響他人,不應反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則表示,政府對立法諮詢持開放態度。

2013.1.14
法國80萬人上街反同性婚姻合法化,遊行規模之大為歷年罕見。法國總統則表示,誓將兌現其選舉承諾,通過有關法案。法案一旦通過及執行,他將出席首個同性戀婚禮。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牧師表示,即使教會反對同性婚姻,但同性戀者也應享有人權,受法律保障,大眾須關注同性戀者免受社會歧視。

2013.1.16
特首梁振英於《施政報告》表明,不會作性傾向歧視立法諮詢,稱議題極富爭議,必須審慎處理。主流教會對此表示歡迎,而支持諮詢的團體強調會長期抗爭。
有消息指政府會加強反歧視及共融宣傳,並會邀請雙方陣營利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設立的「少數性傾向人士論壇」討論,上一次論壇舉行日期是2010年。
「爭取性傾向歧視立法陣線」成立,並以現行反歧視條例為藍本,撰寫「性傾向歧視條例」建議書。

2013.1.17
平機會最新調查顯示,1,800名受訪市民中,43%認為本港目前性傾向歧視嚴重,六成人支持就性傾向歧視立法進行諮詢,進行調查。
何秀蘭昨於施政報告答問大會上,指近日有意見曲解反歧視法律的精神,意圖透過引起恐慌來阻撓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要求特首梁振英公開澄清。梁重申,現階段無意諮詢。

2013.2.18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特區政府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三次報告,多名同志組織的成員出席,促請政府盡快就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藝人黃耀明批評政府拒絕帶頭展開諮詢,甚至連反歧視的討論都不容許,「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恥辱」。

2013.3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會議於日內瓦舉行會議,當中會審議香港落實《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本港10多個民間團體獲邀出席,特區政府則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為代表。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成員批評港府的反歧視立場軟弱無力,並指不立法,無法禁止歧視,對被歧視者亦沒有幫助。

2013.3.5
政府宣佈委任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接替林煥光,出任平機會主席。尚未上任的周一嶽表示,社會對性傾向問題兩極化,應先研究,毋須急於立法。

2013.3.12
天主教香港教區首次對同志平權爭議公開表態,教區秘書長李亮神父表示,教會不反對進行諮詢,但不等同支持立法;又指立法除考慮宗教自由,亦牽涉家庭價值,憂慮一旦立法會造成逆向歧視,認為社會應深入討論。

2013.3.15
21個要求平權的團體宣布,杯葛政府用作收集意見的「少數性傾向人士論壇」,抗議論壇成立9年多,只召開過11次會議,指摘當局無心推動平權。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在《時代論壇》發表文章,名為「第三條路」,提出「修訂現有法例建議,正視一些同性戀者合情合理的要求。」

2013.3.17
多個基督徒群體於九龍佑寧堂舉辦「彩虹之約——共建同志友善教會」聚會,呼籲信徒簽署彩虹約章,推動教會與性小眾同行,讓愛同志的承諾落實教會中,聚會約220人出席。李清詞牧師及陳佐才法政牧師亦在場呼籲教牧和信徒參與聯署。

2013.3.21
十日後卸任的平機會主席林煥光宣布,平機會將全面檢討現有四條反歧視條例,考慮合併及簡化為一條統一的反歧視法,但未明言處理性傾向歧視。有立法會議員估計此舉欲逼使候任主席周一嶽,就其他歧視行為立法。

2013.4.1
新任平機會主席周一嶽履新,即出席同志團體「大愛同盟」舉辦的音樂會,並首次明言在任內推動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立法,政府不應迴避,平機會可作諮詢平台,但未承諾任內會成功啟動立法。
總幹事蔡志森對周一嶽未曾與反對立法的團體接觸,便公開支持立法感到「失望」,表示將約見周一嶽反映。

2013.4.5
新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出席電台節目時,被多名反立法的市民批評,指他陷宗教人士於不義,擔心立法將造成社會分化、增加社會怨氣。
周一嶽強調,反性傾向歧視一旦立法,應保障同性戀者在教育、就業、選舉、提供服務、參與社團及政府活動等六個範疇不受歧視,與現行四條反歧視法相等,可考慮為宗教團體制訂豁免條文。至於同性婚姻合法化,他認為爭議較大,須分開處理。

2013.4.11
香港性文化學會主席關啟文博士於報章撰文,回應平機會主席周一嶽支持立法,批評「若單方面制訂法例保護同性戀者,卻不為同性戀異見分子提供相應的保護,這是哪門子的平等機會?」

2013.4.12
有報導指,政府計劃於5月宣布成立一個由8﹣10人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專責就性小眾歧視問題向政府提供意見。首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現任中大副校長張妙清獲邀出任主席,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和梁美芬亦獲邀加入。

2013.4.21
平機會主席周一嶽表示,政府有需要盡快推行性傾向歧視立法前期諮詢,並表明會考慮動用平機會內部儲備,進行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研究工作。

2013.4.26
宣道會區聯會執委會主席蕭壽華牧師接受訪問時表示,他擔心反性傾向歧視立法令基督徒失去言論自由,另外導致學校教導學生接受同性戀行為,這對社會造成深遠傷害,因此「教會為了守望及關心社會,必須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此舉不是要將基督教價值觀強加在社會上,只是不希望某些小眾的價值觀凌駕在大眾之上,再強加在教會上。

2013.5.2
香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牧師接受報章專訪時指,教會內對反性傾向歧視立法未有共識,個人不反對諮詢,但立法非唯一途徑。對於出現逆向歧視的憂慮,他認為教會只是宣講真道,不憂慮為義下獄,又認為同性戀不是孌童癖,因性傾向而拒絕聘用同志當教師的做法不恰當。

2013.5.2
家校及各界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群組成立,目的是「由家長及學校的角度, 表達對性傾向條例的關注」。其成員多為25至34歲。

2013.5.12
29名本港堂會、神學院及機構領袖於《時代論壇》刊登全版廣告,發起〈真愛同行牧養約章〉聯署行動,並邀請所有聯署團體及信徒出席今年7月21日假中環遮打花園(暫定)舉行〈真愛同行牧養約章〉宣讀禮。發起人包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余達心、香港阡陌社區浸信會主任牧師林以諾、播道會恩福堂主任牧師蘇穎智等。

2013.5.13
終審法院裁定變性人有權結婚,W小姐獲判上訴得直。但是項裁決需暫緩執行12個月,供當局有時間修訂相關條例。
由18個同志、跨性別及雙性人團體、關注性小眾平權立法的基督宗教團體、佛教修行者、大學學生組織及一些關注性小眾權益的民間團體,正式成立「香港性小眾平權聯盟」。

2013.5.14
「香港性小眾平權聯盟」約見平機會主席周一嶽,爭取性小眾平權,並首次正式向平機會建議性傾向歧視條例可作適度宗教及家居豁免,指作「大讓步」,希望可減低社會恐懼

2013.5.16
聖保羅男女中學中五級必修宗教課, 要求所有學生出席明光社董事、精神科醫生康貴華主講的同性戀議題講座。他引用數據,向學生力證「同性戀是病」,可能不是天生,而是後天所致。講座內容被部分學生及校友批評偏頗,指摘校方沒中立處理。有校友於網上發起聯署,促校方公開交代立場,並擬設「同志學生組」保障校內同志學生免受歧視。
負責主持講座的明光社董事康貴華接受《明報》查詢時指出,自己經常前往學校演講,強調內容根據科學研究。

2013.5.17
由70位香港教師及學者發起「香港學界撐同志,反歧視」聯署,趁國際不再恐同日在《明報》刊登,題為「香港學界撐同志,反歧視:要求政府盡快承諾展開反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的立法程序」;並宣布成立「學人。性。聯盟」組織。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延在「國際不再恐同日街頭論壇」上提出,將原有的反歧視法合併為《平等法》,把性傾向、年齡、宗教歧視等納入當中,由平機會發起全港反歧視商討日,讓不同群組謀求共識,消除宗教團體的疑慮;但有支持立法的團體認為不切實際,認為此做法只會拖延立法。

2013.5.21
立法會舉行的「人權公聽會」會議,「大愛同盟」代表黃耀明出席。

2013.6
平等機會委員會通過為期三年的策略計劃,共有五個優先工作領域,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和性別認同人士免受歧視,屬其中之一。

2013.6.1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宣布成立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由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張妙清出任主席,其他獲委任的13名成員包括:立法會議員陳志全、香港彩虹執行幹事陳諾爾、香港樹仁大學法律與商業學系主任趙文宗、女同學社執行幹事曹文傑、數碼香港董事夏淑玲、粉紅同盟主席何禮傑、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龔立人、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主任關啟文、國泰航空珠三角及香港營業總經理劉凱詩、跨性別資源中心主席梁詠恩、立法會議員梁美芬、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及香港女同盟會成員楊煒煒。

2013.6.18
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約50名香港性文化學會及後同盟成員於政府總部外請願,抗議政府帶頭歧視「後同性戀者」並遞交請願信。他們指小組13名成員當中,八位支持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對立法有保留的只有三位,有「假諮詢」之嫌。

2013.6.26
美國最高法院以五票贊成、四票反對,裁定「婚姻保護法」(DOMA)規定婚姻為一男一女結合的條文違憲,同性伴侶可享同等的聯邦福利;同時,法院亦把加州禁止同性婚姻的《八號提案》(Prop 8)發還地方法院審理,變相解除加州同性婚姻禁令。

2013.7.1
澳洲政府正式開始實施新的性別政策,允許在「男」和「女」兩種性別外,加上第三個選項「X」,代表「中性、雙性或不確定性別」。是項措施被視作接納性別多樣化的勝利。

2013.7.4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於報章撰寫《性小眾平權系列》文章。首篇題為<平等由尊重開始>文章,表明香港政府已不能迴避問題,「應盡快考慮以適當的立法去捍衛不同性傾向社群的人權。… …無論大家對反性傾向歧視立法表示支持、反對抑或中立,最起碼,在公眾範疇內免受歧視,是我們每個人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權。」

2013.7.17
公開同性戀者身分的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參加立法會捐血日,被拒捐血。據紅十字會現行規定,任何曾與男性發生性行為的男性,終身不得捐血。平機會回應時重申2001年建議,認為不應以社群去篩選捐血者,宜採用客觀列明的高危性行為來界定。

2013.7.17
英國國會下議院通過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實施同性婚姻合法化議案,並已獲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確認,法案正式生效。 首宗合法的同性婚禮最快將於2014年中舉行。

2013.7.19
平機會主席周一嶽繼續於報章發表「性小眾平權系列」文章。第二篇題為<性傾向歧視立法﹣對家庭價值、言論自由與逆向歧視的影響>,指反對立法的憂慮大多來自誤解或不合理的前設。他指出,立法並非偏袒任何人士,亦只規管某些公共範疇,至於家庭管教或私人活動不受監管,個人仍可抱持自己見解;而家庭最珍貴的價值在於成員間的愛與扶持而非只限傳宗接代。

2013.7.21
由29名本港堂會、神學院及機構領袖發起的〈真愛同行牧養約章〉舉行立約禮 ,合共8937人及89個基督教團體聯署,當中包括基督教宣道會、金巴崙長老會及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教會不應排斥同性戀教徒,但強調宗教內不認同同性戀行為的教義不會改變。而爭取性傾向歧視立法陣線認為,約章象徵保守教會的態度轉變。

2013.7.23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表示,若於2014年,政府仍未就立法禁止歧視不同性傾向人士展開諮詢,平機會將自行進行相關工作;他亦認為民事結合的建議,可作考慮。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回應指,有關議題極具爭議,政府須審慎處理。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則強調,立法應視乎歧視情況是否嚴重;而民事結合與同性婚姻立法同樣衝擊傳統家庭制度,不能分開討論。

2013.7.29
天主教教宗方濟首度公開談論同性戀,指教義視同性戀的性行為有罪,但同性戀傾向和思想並無罪,故「擁有同性戀傾向並不是問題」,不應受到排斥,而應讓他們融入社會。輿論認為,其作風及言論重點強調上主救贖與憐憫,顯示對同性戀者持較開放態度。
香港天主教羅國輝神父則重申,教宗強調教會應善待、幫助以及不應歧視同性戀者,但同性戀者不能擔任神職人員的立場並沒有改變。

2013.7.31
明光社發表題為<要求平機會澄清立場>的公開信,要求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澄清平機會優先處理性傾向歧視法一事。

2013.8.1
香港大學有宿舍專為同志及跨性別學生而設。任何表明是跨性別人士的新生,可安排入住。部份更設有私人洗手間和浴室,供同志或跨性別同學使用。

2013.8.2
俄羅斯下議院以436票全數通過禁止宣傳同性戀法案,禁止任何人向未成年兒童傳播同性戀資訊,否則判以監禁,而外籍人士則會被逐出境或遭拘押15天後驅逐出境。
同性戀組織發起杯葛2014年於俄國索契舉行的冬季奧運會,約共有32萬網民聯署支持。英國首相卡梅倫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反對杯葛冬奧,但均批評新法涉及歧視。

2013.8.9
吳主光於《時代論壇》發表題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平?﹣回應真愛同行牧養約章>一文,逐點批評約章內容,並對這次簽約章行動感到「極度難過」,認為是向同性戀運動表示「妥協」,讓人以為「保守教會現在都『轉軚』。」

2013.8.19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出席訪談節目時再度提及,如短期內,政府仍未就訂立反性傾向歧視立法上有任何進展,平機會將考慮於2014年,主動諮詢公眾意見。

2013.8.19
新西蘭同性婚姻法案正式實施,為亞太地區首個承認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

2013.8.26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接受報章專訪時指出,該會正檢討已實施十多年的四條歧視法例,待明年諮詢後,將向政府提交「四合一」的歧視法例修訂建議,將性傾向及新移民歧視亦納入條例保障範圍內。但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擔心,平機會資源有限,研究合併條例,會影響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進程。

2013.9.15
非洲的聖公會主教正組織第二屆「全球聖公宗前途會議」,以回應普世聖公宗所面對的祝聖同性戀主教等爭議。首次會議於2008年在耶路撒冷舉行,與會者呼籲在北美洲另建聖公會教省,以抗衡美國聖公會。會議將於10月21至26日在肯雅內羅畢舉行。

2013.9.18
吳主光於《時代論壇》再發表文章,題為<回應宣道會對同性戀議題的立場>,回應八月份《宣道牧函》內,一篇由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博士執筆撰寫、關於基督教對同性戀的釋經文章。

2013.9.18
台灣宗教界組成「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約50多位來自天主教、基督教及佛教等代表,出席於立法院召開的記者會。會上,發表聲明及推動聯署行動,以反對「同性婚姻」及「多元家庭」立法,維護「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2013.9.19
繼七月談論同性戀,教宗方濟於意大利耶穌會刊物《天主教文明》專訪中批評教廷太重同性戀等議題,他表明不會離棄同性戀者,並指「天主與人同在,我們要與人同在,從他們的處境出發。」又反問:「我憑甚麼去論斷一名誠心誠意信奉天主的同性戀者?」

2013.9.23
平等機會委員會舉行公開論壇,主席周一嶽再提到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為優先工作領域之一。他認為,不同性傾向人士在工作、教育及社交方面確受歧視,有同性戀者被逐出教會。該會擬於2014年中旬展開公眾諮詢。
場外有逾20名「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成員抗議,高舉「救救孩子,反惡法」標語,擔心立法損害言論自由,日後以言入罪。

2013.10.3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於報章撰寫<平機會回覆明光社>一文,回應早前明光社的公開信。文中,周一嶽表明,適當的立法有助保障不同性傾向及跨性別社群的尊嚴和人權,這是平機會的正式立場;並指出,「逆向歧視」個案多涉及先歧視他人,才被他人投訴。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則指周的說法不公平,形容部分被「逆向歧視」的行動,只是基於良心和道德的「合理差別對待」。

2013.10.8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於報章撰文,回應周一嶽,指周的言論「間接承認了逆向歧視的真相」,而性傾向歧視條例是強迫大家在良心和道德上,必須認同同性戀行為是不能有任何道德上爭議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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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事件簿四)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事件簿(四)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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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同性戀運動與教會回應事件簿之四
2011年﹣2012年下載PDF檔

2011年
2011.1.1
修訂後的《家暴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落實一周年,專門處理家暴問題的社福機構和諧之家表示,收到多宗同性戀者求助個案,當中有男有女,涉及身體、精神、語言和性虐待等,有同志威脅公開伴侶的同性戀者身份,已屬於心理虐待。

2011.2.25
美國總統奧巴馬指示司法部,今後不再為1996年實施、旨在禁止同性婚姻捍衛婚姻法(Defense of Marriage Act)辯護,令同性婚姻合法化機會大增。

2011.4.15
同性戀團體9 名成員衝入明光社會址,在一間正舉行教師性教育講座的課室高叫口號,批評講座內容涉及恐懼同性戀,推撞間一名職員報稱受傷。示威者在警員到場調解後散去。

2011.6.17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由南非提出的同性戀者權利決議案,賦予所有個人同等權益,不以其性取向為考量。

2011.6.17
同志組織「彩虹行動」8 名成員前往社會福利署灣仔戴麟趾訓練中心,抗議社署一項社工培訓課程,是要教社工將同性戀者「拗直」成異性戀者,做法有違社工守則,要求道歉。該課程由精神科醫生康貴華主講。
康貴華醫生其後接受訪問強調,只向同志提供輔導,並表示消除同志傾向變回異性戀的成功例子機率約20%。

2011.7
海外同志團體在網上發起「一人一信」行動,呼籲全球網友向社署發電郵抗議,社署發言人表示收到近3萬封,並已回應及澄清。

2011.7.24
香港女同盟會透過同志網站、同志影展等途徑向510 名女性進行「香港女性因性傾向受歧視狀況」問卷調查,逾五成受訪者指曾遭歧視,較2005年調查多14%,並首次收到涉及小學的性傾向歧視個案。

2011.10
彩虹行動到社工註冊局投訴社署總社工李張一慧違反社工操守,指李身為6月中社工培訓課程的總負責人,須為事件負責。

2011.11.21
中文大學醫學院與小童群益會合作的調查發現,同性戀青少年普遍受到歧視排斥,300名受訪者中,不足5%會向父母或教師求助,絕大部分不會透露性傾向。

2011.11.25
變性人W 爭取與男友結婚的司法覆核被上訴庭駁回。

2012年
2012
有形容這年為「出櫃年」。4月,歌星黃耀明在演唱會上公開承認為同性戀者;繼後有關菊英、蘇施黃、何韻詩及趙式芝。

2012.1.13
中大學生會與小童群益會訪問972名異性戀大學生,逾9成受訪異性戀大學生指,接納老師和同學是同性戀者,並願意與對方做朋友;但接受家人是同性戀者的大學生,卻只有62%,反映他們對同性戀者接納程度與關係親密程度成反比。
近半基督徒受訪者反對同性婚姻;逾半受訪基督徒大學生覺得同性戀者參加宗教聚會時受嚴重歧視。

2012.1.29
同志團體於2011年5月在銅鑼灣行人專用區以跳舞表達反歧視信息,警方以未申請娛樂牌照為由,腰斬活動。有集會人士提出司法覆核,指《公眾娛樂場所條例》規管領牌制度違憲。

2012.2.1
立法會議員劉慧卿提出有關「性傾向歧視及校園欺凌」質詢,指有市民求助,有同性戀學生在校受到欺凌。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指欺凌成因複雜,難歸因於單一因素(如性傾向),亦無有關統計數字。

2012.2.7
高等法院批准司法覆核,將審理同志團體要求推翻警方以以《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窒礙示威活動。

2012.4
本地Lady Gaga歌迷討論區轉載一段流傳是香港教會批評Gaga的留言文章,指Gaga褻瀆基督教,並宣揚同性戀合法化。

2012.4
斯皮策博士(Robert. L Spitzer)決定收回2001年所做研究及結論,即同性戀者接受修正療法後,其性取向可改變。他於網上發表短片,指出在研究過程中,犯下了頗嚴重錯失,引致錯誤理解所得的研究數據,而得出錯誤結論。因此,他決定收回當年的研究,並公開致歉。

2012.5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泛美衛生組織(PAHO)發表聲明,指改變性傾向治療對當時人身心帶來傷害,指責有關醫護人員明知療效及後果,仍繼續提供,是嚴重的專業失德,故呼籲各地政府應反對這種治療方式,及懲處提供服務者。

2012.5.9
美國總統奧巴馬公開宣布支持同性婚姻,成為美國史上首位公開支持同性婚姻的現任總統。

2012.5.12
香港同志團體舉辦「國際不再恐同日」活動,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拍攝短片支持有關活動。

2012.5.17
社商賢匯委託港大對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人士(簡稱LGBT)進行調查,結果發現13%的LGBT僱員表示曾遭受負面對待,另有34%表示不肯定是否受到負面對待,與同事相處時步步驚心,亦擔心受培訓及發展機會較差。但調查亦顯示58%受訪港人接納LGBT,24%則表明,對與同性戀者共事有保留。

2012.5.17
平機會主席林煥光表示,政府應進一步立法,保障同性戀者不受歧視,包括教育等方面。

2012.5.30
立法會議員何秀蘭提出有關「政府致力消除性傾向歧視」問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回覆時指,就性傾向歧視立法,社會仍然有分歧,強行推出,只會製造分化矛盾,對LGBT來說並非最有利的做法。

2012.6.6
立法會議員張國柱提出有關「為同性同居人士提供支援服務」問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指,統計處並無該類人士資料,或會因應社會發展情況,考慮於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時加入新數據項目。

2012.6.13
有專欄作家於微博上載一段林以諾牧師講道短片,當中將同性戀跟吸毒者、天生殺人狂、癌病患者及竊匪作類比。片段惹黃耀明、填詞人黃偉文及不少網民斥責有關言論。

2012.6.14
林以諾牧師回應指,有關片段「斷章取義」,亦曲解原意,且演說對象是教徒,不是要非信徒接受這價值觀。但他對因其言論而感情緒不安的人士致歉。

2012.6.16
一項調查發現,逾八成家長發現自己子女有同性傾向時,會失眠及抑鬱,兩成家長更會與子女發生衝突。而小童群益會的「同志家長支援服務」,至今接獲106名同志父母求助。

2012.6.19
家計會發表「2011年青少年與性研究」中學生調查報告結果顯示,受訪的3,775名中一至中七學生,約一成半不清楚自己的性取向,又或者認為自己是同性戀或雙性戀。而有7%受訪學生曾試過與同性發生戀情。

2012.6.24
超過20位來自港、日、韓、美等十個國家地區的同志基督教牧師、或關注同志權益的牧師,聯署《與同性戀者同行的牧師聯署文告》,批評林以諾牧師早前在一場佈道會上將同性戀者「妖魔化」,要求林公開道歉,並與他們公開對話。

2012.7.8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維護家庭基金等團體在《時代論壇》刊登聲明,強調一夫一妻是神創造秩序的一部份,「『同性』性行為並不合乎神的心意」,團體反駁多位關心同性戀課題的牧者指「同性戀不是道德問題,也不是罪」的言論。

2012.7.15
上訴庭裁定同志提出的司法覆核敗訴,指警方有權引用《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確保活動場地符合公眾秩序、安全和衛生標準。

2012.8.25
彩虹行動及香港女同盟會發表立法會候選人就「同志友善」政綱回應的立場。全面支持「同志友善」8項政綱(包括支持設立性傾向歧視條例)候選人全是泛民候選人,計有工黨、社民連、街工、新民主同盟、人民力量及一名獨立候選人。

2012.9
有報導指播道會恩福堂於立法會選舉前,向教友發放一份各候選人就同性婚姻及性傾向歧視議題的問卷調查結果,被質疑是引導教友支持梁美芬。該問卷由維護家庭基金、香港性文化學會及明光社發出,了解各立法會候選人對這些議題的看法。

2012.9.10
剛當選第五屆立法會議員的人民力量陳志全(慢必)公開承認其同性戀身份,成為本港立法機關首名同志議員。未來將致力爭取支持引入反性傾向歧視條例,甚至修訂《婚姻條例》,為本港同性戀者爭取合法權益。

2012.9.15
身兼行政會議召集人的平機會主席林煥光接受報章訪問時表示,對政府一貫以社會上未有共識為由不考慮立法,感到失望。平機會一直支持立法;而立法框架按照現行4 條平等機會條例進行,保障教育、僱傭、服務等範疇,與同性婚姻無關。

2012.9.21
對身為基督徒的趙式芝及天主教徒楊如芯結婚一事,基督教銘恩堂主任梁永善牧師接受報章訪問時強調,天主教或基督教並不接受同性戀婚姻,但會予以尊重。

2012.10.30
Facebook「 逆向歧視& SODO」專頁成立,旨在「集中討論逆向歧視例子,讓華人地區能了解SODO與逆向歧視的個案,了解該條例的深遠負面影響,緊密監察此條例的發展。」

2012.11初
何秀蘭提出「促請政府就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機會及基本權利作公眾諮詢」的動議。明光社發起《關注立法會同志平權動議對言論及教育自由影響》網上聯署反對,並指政府絕不應在現時已充滿爭議的社會氣氛下,製造不必要爭論,添煩添亂,應將時間及精力優先投放於更逼切重要的政治民生議題上。

2012.11.5
明光社網上聯署至今有約1.8 萬人簽名;而立法會亦收到灣仔浸信會和荃灣浸信會幼稚園的電郵,意見內容跟聯署文章相同。
同志團體「女同學社」亦在網上發起「支持開展性傾向歧視公眾諮詢」聯署活動,至今逾4,300簽名。

2012.11.7
立法會議員何秀蘭促請政府為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做諮詢工作的動議辯論,議案在功能組別被否決,不獲通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指出,開展諮詢會引起爭議,政府會小心觀察民意。
何秀蘭發言時引述港大民意調查顯示,逾六成受訪者贊成立法保障同志免受歧視。
而支持及反對團體於立法會門外集會聲援,明光社共收集得超過2萬個簽名及百多個團體聯署反對立法,當中包括宣道會、循理會、信義會及浸信會等宗派。

2012.11.10
香港同志遊行籌委會稱,4,000人參加「香港同志遊行2012」,多名立法會議員及藝人均有參與,當中亦有承認是雙性戀的基督教神學生,並指「明光社不代表我」。有人在Facebook成立「我是基督徒,但明光社不代表我!」群組。

2012.11.11
港台《城市論壇》上,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強調不反對諮詢。他指本港歧視情況不嚴重,但立法則有可能會以言入罪;基於宗教、倫理、公共衛生方面反對同性性行為,特別是肛交。
香港家長聯會會長李偲嫣亦指不覺有任何歧視,並稱:「話一些人生得矮,這就是歧視嗎?如果同性戀者覺得有歧視,可以向平機會投訴。」
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反駁,肛交不等於同性戀,指摘蔡志森混淆視聽,幻想立法後可能出現逆向歧視。而女同學社執行幹事曹文傑引用香港女同盟會2010 年的調查,稱超過五成同性戀者認為在教育及工作上有被歧視。

2012.11.19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簡介明年計劃時突然提到,政府現時對就性傾向歧視立法作諮詢持開放態度,透露特首梁振英將於《施政報告》交代。

2012.11.22
由14個同志團體及宗教組織發起的「一人一信行動」,要求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承諾諮詢性傾向歧視條例,已接到700名市民響應。

2012.11.27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接受報章訪問時表示,的確有性傾向歧視存在,但不贊成立法禁止;他又認同明光社指一旦立法,逆向歧視「絕對存在」。

2012.12.20
約40名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的家長到平機會請願,批評林煥光屢發表支持同性戀者言論,漠視他們受到支持立法者攻擊,是帶頭逆向歧視。
反逆向歧視大聯盟發言人李偲嫣稱遭網民改圖欺凌及以粗言辱罵,是「逆向歧視的苦主」。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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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事件簿三)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事件簿(三)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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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同性戀運動與教會回應事件簿之三
2006年﹣2010年下載PDF檔

2006年
2006
英國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宣布,國民可在英國位於全球的外交機關,與同性的非英籍國民結婚。特區政府發表聲明,指不同意英領事館為包括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即BNO)的港人舉行同性婚禮。

2006.3
民政局發表「市民對同性戀看法」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2040受訪者中,就「同性戀與家庭觀念没有抵觸」此立場,近一半(49.1%)受訪者「唔同意/非常唔同意」;佔61.6%人士「唔同意/非常唔同意」政府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會鼓勵同性戀行為。
維護家庭聯盟發表「香港社會對同性戀及性傾向歧視意見調查」結果,成功受訪者的1120人中,58.6%認為同性戀行為破壞家庭制度,另超過8成被訪者反對政府立法「懲罰發表不認同同性戀言論或研究」、及反對「政府在原則上用公帑公開推廣同性戀」。(上述兩項調查之比較與分析,可詳見本刊第33-34期

2006.3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召開審議會,委員會指香港現行的反歧視法例未有規管種族歧視、性傾向歧視和年齡歧視的行為,對此表示遺憾。

2006.3.1
立法會議員劉慧卿提出動議辯論「落實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建議」。

2006.3.10
維護家庭聯盟、平衡人權監察會及新婦女協進會均向政府提交意見書。

2006.7.6
去年9月,政府就2005年8月24日高等法院對「肛交案件」的判決,正式提出上訴。上訴庭開始審理。

2006.7.9
無線電視翡翠台於晚上7:30pm合家歡時間播出《鏗鏘集》「同志.戀人」,內容有關同性戀者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訴求。

2006.7.9後
廣播事務管理局接獲市民投訴,指香港電台透過《鏗鏘集》鼓吹同性戀及同性婚姻。

2006.9.20
上訴庭駁回政府的上訴,重申該兩項法例屬性傾向歧視,裁定違憲。政府其後宣佈放棄上訴至終審法院。

2006.12.1
由民政事務局成立的「少數性傾向人士論壇」召開第六次會議前夕,近18個同性戀者組織發動遊行,抗議民政事務局准許「新造的人協會」加入。驅逐出論壇之外。
彩虹行動代表楊煒煒批評,新造的人協會與明光社「過從甚密」,曾以「邪靈附體」形容同性戀者,指稱該會的服務有歧視同性戀者之嫌。
新造的人協會主席康貴華醫生則強調,該會主要為同性戀掙扎人士提供心理輔導與協助,論壇應接納更多不同意見。

2006.12.5
「新造的人協會」公開向傳媒發表聲明,指出對同性戀團體「不當的抹黑和誣蔑,深表遺憾」,就同性戀者組織欲取消該會參與資格,該會直言這「是違反少數性傾向人士論壇成立的宗旨,並封殺異見人士表達訴求的平等機會。」

2007年
2007.1.20
廣播管理事務局裁定,市民投訴《鏗鏘集》「同志.戀人」節目屬偏袒同性戀報道的投訴成立,向港台發出強烈勸諭。

2007.2.11
香港性文化學會、擁抱校園運動、國度戰士籌委會及U-FIRE合辦「青結聯盟會」,呼籲年青人堅持婚前貞潔,及支持「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結合、一夫一妻的關係及一生一世的盟約」。
有關團體同日發佈「大專生愛、婚、性意向問卷調查」報告,943名受訪的大專生中,48.4%受訪者不接受婚前性行為,90.6%仍相信有一生一世婚姻,43%則認為能接受伴侶「最親密的行為」僅為接吻,另一半人士不接受宿友帶伴侶回房間發生性行為。香港性文化學會事工主任麥沛泉稱,青少年對性觀念存矛盾及多元化趨勢,但對性開放的接納程度,仍然不及成人世界。

2007.2.14
五個本地同志團體發表香港首個同性伴侶家暴調查,發現三成受訪者曾遭遇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團體並呼籲政府改變初衷,把同性同居件侶納入《2007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
案》,讓同志受到平等法律保障。

2007.2.16
資深大律師兼廣管局主席馮華健強調,同性戀屬社會敏感話題,同性婚姻則涉及公共政策問題,《鏗鏘集》「同志‧戀人」節目只講述三名同性戀提倡同性婚姻合法化之言論,卻無提及同性戀婚姻可能帶來的影響和意見,有鼓吹同性戀之嫌,故廣管局向港台發出強烈勸喻實屬「合理」。
影視處接獲表1,777名市民來信支持該局對《鏗鏘集》「同志.戀人」的裁決,反對有關裁決者有781人。

2007.3.1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聽取三十多個團體及個人意見後,一致通過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決議,認為廣管局的裁決屬性傾向歧視,應予撤回。

2007.5.8
鏗鏘集「同志‧戀人」受訪者之一、男同性戀者曹文傑在挑戰廣管局的司法覆核案中勝訴。
法官裁定廣管局的決定屬性傾向歧視,牴觸《基本法》、《人權法》及《國際人權公約》,下令撤銷其對香港電台的「強烈勸喻」,並須付堂費。

2007.5.17
《鏗鏘集》「同志.戀人」受訪者曹文傑批評,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事件反映「不少人把性視為洪水猛獸,有反同性戀姿態」;又指廣管局將該報評為不雅的裁決是「歧視同性戀」,故將以個人身分為此提出司法覆核。

2007.5.20
本地同志團體發起名為「化恐懼為關愛」的第一屆國際反恐同日香港區遊行,有300多人參加。

2008年
2008.5
衛生福利局宣佈考慮在下一立法年度,把《家庭暴力條例》的保障範圍擴展至同性同居伴侶。

2008.8
明光社等團體於兩份報章刊登《維護家庭宣言》,指《家庭暴力條例》的建議修訂等同認可同性婚姻,呼籲政府及立法會候選人明碓支持維護家庭及一男一女的婚姻政策。
數個同志團體到明光社會址樓下示威,抗議該宣言歧視同性戀者。

2008.8
立法會就家暴條例涵蓋同性同居伴侶召開首次公眾聽證會,收到逾200封團體及個人的意見書。
席上,多個基督教團體發言反對。中華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牧師蘇穎智指,修例會帶來更多歪風、更多「養鴨一族」、更多大學生「淪為性奴」。其言論惹來極大迴響,以及基督教內外的猛烈批評。

2008.12.13
多個團體發起的首屆「香港同志大遊行」,擬向城巴租用開篷雙層巴士,但城巴以要「顧及公司形象」為由拒絕。

2009年
2009.12.16
立法會三讀通過《2009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把同性同居者及前同性同居者納入條例保障範圍,條例同時更名為《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

2010年
2010.6
非牟利組織「公益企業」(Community Business)訪問逾百名同性、雙性和跨性別僱員,了解他們對承認身分的憂慮,大部分受訪者怕失去晋升機會和不能享有平等福利。該組織估計本港工作人口中約有5-10%屬同志社群。

2010.8.9
變性人W申請註冊結婚,遭婚姻登記處以其出生性別為男性為由,拒絕受理。W去年入稟高等法院,案件正式開審。

2010.8.22
同志組織「彩虹行動」成員及十多名支持者到尖沙咀文化中心婚姻登記處抗議。部分人以易服裝扮,在登記處門外張貼告示,重申變性人甚至同志都有結婚權利。

2010.10.5
變性人W提出司法覆核一案,被判敗訴。高等法院指「變性女人」究竟是否屬於「女人」,還需取得社會共識,然而目前既然未能肯定社會對變性婚姻的接受程度,法庭亦無法干預。W 的律師韋智達指出,判決將W的結婚權利與同性婚姻混為一談。而同志團體彩虹行動聲明稱,變性人被拒結婚,是嚴重落後及歧視的野蠻行為,對法官的判決感到遺憾。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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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事件簿二)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事件簿(二)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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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同性戀運動與教會回應事件簿之二
2001年﹣2005年下載PDF檔

2001年
2001.3.6及2001.4.19
「研究性傾向問題小組委員會」分別召開兩次會議。何秀蘭當選為主席,成員包括劉慧卿、蔡素玉及陳偉業。
基督教團體及同志組織均有派代表出席。

2001.5
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在聯合國有關人權公約委員審議會上,提到性傾向歧視,屬敏感課題,「需要時間來教育市民大眾,如果步伐太急﹐預期社會的反應會非常大。」

2001.5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精神病學教授斯皮策博士(Robert. L Spitzer)公布最新研究,共200名同性戀者參與修正治療(Reparative Treatment)。研究發現,他們接受輔導後,性傾向顯著改變,抑鬱及沮喪程度顯著下降。

2001.5.6
香港彩虹等同志組織指紅十字會新設計的捐血登記表格,歧視同性戀者,在該會舉行「世界紅十字會日」開幕禮地點,示威抗議,與保安人員推撞。紅十字會秘書長方敏生表示,捐血表格乃根據國際標準制訂,首要任務是保障血液使用者,無意歧視任何人士。

2001.5.12
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委員會對特區政府未有落實該會於1996年提出的多項建議,包括未有效禁止有關不同性傾向人士及年齡歧視,表示遺憾及關注。

2001.5.31
第四屆「2001年全球華人同志交流大會」於台北舉行。

2001.6.13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就有關「落實聯合國禁止性傾向歧視建議」一事,提出口頭質詢。
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指,話題敏感,教育及糾正公眾態度需時,貿然立法只會激發極大的公眾爭議。

2001.8.13
平機會發表文件回應政府,指《刑事律行條例》對肛交規定,並不符合《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不歧視原則。

2001.8.20
「研究性傾向問題小組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是否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權利,共有20多個團體及個別人士出席,並展開激辯。
與會的同志團體均促請政府,訂立反性傾向歧視法,並確立同性戀伴侶地位。但反對者包括明光社、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及崇真會救恩堂等教會批評,不應因個別人士的生活方式而立法,這樣只會嚴重衝擊現有制度,令社會分化 禮賢會紅磡堂代表亦反對於小學課程中教授同性戀和雙性戀之課題。

2001.10
香港律師會舉辦一個名為「應否就性傾向歧視立法」論壇,有法律學者指本港現行婚姻法只保障一夫一妻的夫婦,存嚴重性別歧視,建議先立反性傾向歧視法,再把肛交非刑事化。
同場出席的基督教人士反駁,指立法等同鼓勵同性戀,更批評同性戀文化較接受婚外性行為,一旦立法會使青少年錯誤地認為群婚及婚外性行為也屬正確。

2003年
2003.8.10
天主教香港教區刊物《公教報》頭版,刊登反對同性婚姻的文章,基本上是跟隨羅馬教廷早前發表的立場撰文。

2003.8.17
同性戀者組織「彩虹行動」及「青年公社」代表楊煒煒與陳諾爾(又名Tommy仔)一行共八人,闖入正舉行彌撒的堅道天主教座堂,抗議《公教報》對同性戀及同性婚姻的言論。有同性戀者更於教堂內親嘴以示抗議。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嚴斥有關示威行動為「不文明」。

2003.9.3
「維護家庭聯盟」(現名為「維護家庭基金」)成立,由播道會恩泉堂主任牧師陳黔開為召集人,發起人包括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性文化學關啟文博士及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牧師,以及多位堂會牧者、機構領袖及神學院院長組成。宗旨是推動公眾關注同性戀運動的衝擊、及於教會和學校加強就一男一女婚姻和家庭政策的教育。

2003.9.7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與同性戀團體代表會面,了解彼此觀點及立場。而基督教亦有就是次事件舉行研討會。

2004年
2004初
因2003年SARS肆虐而延期的年「同志」大會,於香港西貢召開,就宣傳及支援同性戀者的策略作出討論。

2004.9
就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對同性戀之態度,明光社進行調查,約三分之一候選人回覆。

2004.9.12
同性戀組織協助其推薦的候選人拉票,並總共派發約二千多本《同志選舉手冊》,列出所有 159名位候選人為同性戀者爭取權益的立場,包括立法保障同性戀者免受歧視、同性婚姻合法化、及降低同性性行為合法年齡等。
二十四名支持為同性戀者爭取權益的立法會候選人當選,包括梁國雄、梁耀忠、劉慧卿及張超雄等;公開推動同志社動的何秀蘭則落選。

2004.9 起
政府設立「少數性傾向人士論壇」。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余志穩定期與同志團體、宗教代表及關注家庭價值人士溝通及交換意見。

2005年
2005.1
政府委任張妙清(中文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梁美芬(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及陳耀莊(法律界人士)組成獨立諮詢小組,就市民對同性戀看法的問卷調查內容設計,提供意見。

2005.2
香港性文化學會參與成立「性傾向歧視立法關注組」,並呼籲市民響應「一人一信」,反對立法認受同性婚姻及同性戀者領養子女等權利。

2005.1.22至2005.2.20
女同志組織(香港彩虹.磊落(女子組)、香港女同盟會及F’Union)舉辦「香港會愛上女人的女人口述歷史(1950-2004)展覽」,並派發由民政事務局撥款四萬元贊助的女同性戀宣傳刊物《她們的女情印記》。

2005.3.5
女同盟等女同性戀者組織邀請兩名明光社及性文化學會女同工作其聚會嘉賓、與女同性戀者對話,約80多名人士參加,大部份為女同性戀者及有關組織代表。
聚會主題為「一人一『瘋』信」,基督徒學會總幹事胡露茜擔任嘉賓講員。

2005.4.6
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就有關「聯合國建議政府立法或檢討六個範疇政策,當中包括性傾向歧視」一事,提出口頭質詢。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指,話題敏感,現階段以自我規管和教育措施比立法更為適當;並指政府已增撥資源,及將會開展公眾意見調查。

2005.4.10
香港彩虹及香港女同盟會(如楊煒煒)等代表十多人闖入旺角榆林書店,抗議書店在未經通知下棄置放於書店門口的女同志雙月刊《拼圖》雜誌,及拒絕擺放由民政局資助出版的《她們的女情印記》小冊子;但又售賣及協助訂閱同性戀書籍或雜誌,是雙重標準做法。
榆林書店負責人徐美玲強調,該店以基督教價值經營,有關同性戀組織的擅闖行動不單令其無法正常運作,滋擾顧客,更是對異見者作出「逆向歧視」。而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及張超雄於書店樓下會見傳媒,表示政府應立法保障同性戀者免受歧視。

2005.4.11後
網民發起聲援榆林書店拒放同性戀宣傳刊物行動,呼籲信徒於4月17日當日或前後日子到該店看書或買書,以示支持。

2005.4.16
榆林書店於店內外張貼「小書店艱苦經營 同志搗亂影響生計」聲明,指:「我們經營依據香港法律,卻受到同志組織的連番滋擾,嚴重影響本書店的運作,和合法的經營」;又強調:「不會因此等騷擾行為而改變我們的價值取向」,並認為同性戀者組織發表之言論已令該店聲譽受損,該店將積極考慮法律追究行動。

2005.4.17
近百人擠入榆林書店以示聲援,人龍由書店排至近街頭的樓梯等待進入。
同性戀者組織則於書店樓下旺角街頭舉辦論壇。

2005.4.29
大約9,800名市民及373間團體於報章刊登聯署,共4頁全版,表示反對以歧視名義立法認受同性戀及其他非異性戀性傾向及權利,並表明捍衛一夫一妻、反對同性婚姻的立場。

2005.5
政府成立「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小組」。工作之一,提供熱線以處理有關性別認同及性傾向的查詢及投訴。

2005.5.16
約300多人(包括16個同志組織代表)參與首屆舉行「國際反恐同日」遊行。

2005.5.16
明光社、性文化學會、維護家庭聯盟及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等53個基督教團體於報章刊登聲明,抗議民政局資助出版的《她們的女情印記》,指該小冊子描寫女同性戀者性行為的內容「大膽露骨,宣揚縱慾多於真愛」。

2005.5.20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余志穩出席「少數性傾向人士論壇」透露,就立法認受同性戀者權利(包括同性婚姻)事項,特首辦公室、民政局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接獲約20,000封反對信,來自宗教、教育和關心家庭價值等人士致函者為多數。
性權會主席邵國華則代表多個同性戀者組織即場向余志穩遞交 3,200 個支持立法的簽名。
不過,余志穩表示,由於政府尚未就立法正式展開公眾諮詢,有關信件及簽名不會列入諮詢結果之內,只會列為 「是市民日常給予政府的意見」。

2005.5.22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於《基督教週報》發表聲明,反對政府為「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該會認為立法是「製造同性戀者為特權階級」,又呼籲該會堂會信徒以「一人一信」方式反對立法。

2005.6.10
傳媒報道,七一遊行主辦者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決定以同性戀者組織帶頭拉橫額,以強調平等人權的訊息。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應傳媒查詢時回應,若民陣堅持這安排,他個人會杯葛遊行,以免公眾誤會參加者支持同性戀爭取立法認受同性婚姻及有關權利等。

2005.7
民政事務局成立「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小組」熱線。

2005.7.25至2005.9.30
明光社於《明報》刊登廣告,發表「性傾向誤解與澄清」及前同性戀者分享的文章。

2005.8.23至2005.9.7
維護家庭聯盟委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透過電話進行「香港社會對同性戀及性傾向歧視意見調查」。

2005.8.24
高等法院法官夏正民裁定,禁止16至21歲男同性戀者肛交性行為的《刑事罪行條例》第118條屬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簡稱「肛交案件」)。

2005.9.1
同性戀者及支持者成立「女同學社」,推動同志及酷兒研究。

2005.9初
香港性文化學會及明光社發起聯署行動,呼籲市民支持政府就高等法院有關「肛交案件」的裁決,提出上訴,以免青少年過早接觸高危風險的性行為。

2005.9.17
香港性文化學會及明光社取得一萬個簽名,支持政府就「肛交案件」上訴。

2005.9.20
醫護人員透過明光社提供的版面,於報章刊登題為「男性之間的性接觸對公共衞生的風險」的聯署聲明,指肛交等同性性行為,為己、對社會公共衞生構成威脅。

2005.10
香港女同盟會發表一項有關本港女同志受到歧視情況調查,逾四成受訪同性戀者表示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歧視。

2005.10.4
教育統籌局將有關中小學的人權教育課程作出投標外判,明光社投得承辦權;但同性戀組織及支持者強烈不滿,有反對者於政府總部展開兩日的絕食示威以示抗議。

2005.10.22至2005.10.31
民政局委託弘達顧問公司進行「市民對同性戀看法」的意見調查。

2005.11
曾撰文批評明光社手法的觀塘宣道會黃國堯牧師被教會辭退,他認為是以言入罪,但所屬教會否認。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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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事件簿一)

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事件簿(一)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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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同性戀運動與教會回應事件簿之一
1865年﹣2000年下載PDF檔

1865
港英政府訂立《侵害人身罪條例》,肛交性行為可判刑十年或以上至終身監禁。

1960年代
1969
律政司羅弼時曾建議政府跟隨英國做法,把同性戀行為非刑事化,但遭華人強烈反對,最終未有成事。

1970年代
1973
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把同性戀從精神病的診斷列表中除名;中國則於2001年才剔除。

1976
有報導提及放寬同性戀法例,市政局議員杜葉錫恩發言,表態贊成把同性戀行為非刑事化,跟英國本土一致。

1977
聖公會聖約翰座堂薛本德牧師(Stephen Sidebotham)公開表示,支持同性戀合法化。

1978
執業律師杜菲涉嫌觸犯同性戀罪行,警方按其提供的消息,成立特別調查小組,並大規模調查本港的同性戀活動,檢舉數目倍增。

1980年代
1980
港督麥理浩成立特別調查小組,搜集政府高層內同性戀者的名單。同年,外籍督察麥樂倫因企圖與青年發生性行為而被控粗獷行為罪,其後他身中五槍離奇死亡。事件惹起廣泛關注,港府開始積極研究同性戀刑事罪行帶來的問題。

1982.1
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報告書,建議把兩名成年男性在無第三者私人地方進行的性行為非刑事化。本港多個教會團體表示強烈反對。
突破總幹事蔡元雲醫生成立「各界關注同性戀法例聯合委員會」,並出版《同性戀透視》一書,指同性戀屬心理病,需接受治療。又批評法改會漠視民意、公共衛生及社會道德。

1986
香港首個同志組織「香港十分一會」向政府註冊。

1987-1988
香港的天主教會發表公開聲明,不再反對同性戀非刑事化條例。

1988
政府提出同性戀非刑事化諮詢文件,香港及澳門的聖公會表態支持,反對聲音已較前減弱,亦出現正反兩派的聲音,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及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等基督教機構,發表聲明支持同性戀非刑事化。

1989.10
丹麥成為全球第一個認可同性結合(same-sex union)的國家,允許同性伴侶登記。

1990年代
1990.3
《人權法案》條例草案公布,諮詢公眾意見;翌年,該法案經多番修訂後通過生效。

1990.5.17
世界衛生組織將同性戀從精神病名用中除名。

1990.7.11
立法局以31票贊成、13票反對、6票棄權,通過動議,贊成同性戀非刑事化。
基督教宗派教會聯署,登報反對。

1991.6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通過。

1991.7
立法局通過《刑事罪行(修訂)條例》,年滿21歲男性在互相同意情況下,私下進行的性行為,不再屬刑事罪行。

1992.7
基恩之家成立,前身為同志組織「十分一會」的宗教小組。

1994.7
胡紅玉議員向立法局提交《平等機會條例草案》。該草案針對多方面歧視行為(包括性傾向),法案最終未獲通過。

1995
政府委託機構進行電話意見調查,了解市民對不同性傾向的觀感,以及對政府應採取甚麼措施處理性傾向歧視問題的意見。

1995.6
胡紅玉議員向立法局提交《平等機會(家庭責任、性傾向及年齡)條例草案》及另外兩條反歧視法案,但全部均未能通過。

1995.7-8
港府提出的《性別歧視條例》及《殘疾歧視條例》,先後通過。

1996
「全球華人同志交流大會」在香港舉行,其後於1998及1999年亦於香港舉行。

1996.1
港府發表有關性傾向歧視電話問卷調查報告,受訪的1500名市民中,八成半反對立法認受同性婚姻的地位及權利,74%「介意」出租房間予同性戀者;及72%「介意」與他們共住一室。
當局認為,結果反映市民對同性戀及雙性戀的接受程度偏低。其後,政務司孫明揚表示,鑒於提交意見的團體及市民絕大多數強烈反對當局立法,但會在這方面加強教育及增加資助。

1996.5
平等機會委員會成立,負責反歧視條例及推廣平等機會。

1997.5
明光社成立,關注傳媒、性文化、社會及家庭倫理三個範疇。

1997.6
立法局議員劉千石重提《平等機會(家庭責任、性傾向及年齡)條例草案》,惟三讀時以兩票之差(27票對29票)遭否決。

1998
政府編製了《性傾向平等機會面面觀(漫畫本)》及《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後者主要涉及僱傭範疇,例如甄選準則、招聘廣告、審核應徵、評核制度、晉升調遷、培訓、解僱裁員等。其中,政府把家庭傭工的甄選過程列作「特殊情況」,僱主可決定誰人可進入或居住於家中。
另外,當局亦設立了「平等機會(種族和性傾向)資助計劃,目標是促進不同性傾向人士或跨性別人士享有平等機會,或為性小眾提供支援服務。

1999.5
多個團體批評紅十字會《捐血者須知》列明男性與同性有性行為不得捐血,是歧視男同性戀者。紅十字會則表示有關限制參照國際標準,旨在保證血液安全。

1999.6
同性戀團體把當年端午節定為香港首個「同志日」,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對多元性傾向的寬容。

2000年
2000.1
中學生同志組織兩名成員(分別就讀於基督教和天主教學校),在慈雲山和九龍塘區中學派發同志刊物。其中一名同學被校方阻止。

2000.6.26
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就「某些宗教團體拒絕讓同性戀者參加其活動」一事,提出書面質詢。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回覆指,當局未收到任何有關本地教會拒絕讓同性戀者參加聚會或加入為會友的投訴,並無跡象顯示同性戀者的宗教自由被侵犯。

2000.9
香港15個同性戀者組織合組聯席,發信給156名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要求候選人簽署承諾書,支持《同志政綱》。最後,共有48名候選人簽署。其中20位勝出,包括何秀蘭、劉慧卿、陳偉業、梁國雄、陳婉嫻及劉千石等。他們均表示,會為同性戀者爭取權益。

2000.11
明光社印發《同性戀的真相》單張,被平等機會委員會及同志組織批評其資料片面和誤導,恐造成社會排斥。

2000.12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召開公聽會,與多個關注組織討論性傾向歧視及同性伴侶合法地位問題。委員會認為現時並非適當時間立法,決定成立「研究性傾向問題小組委員會」繼續跟進。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向民政事務委員會提交以《要中肯看性傾向的歧視》題的意見書。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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