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66期﹣和平佔中(三)

2014年9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2011年佔領中環運動,抗爭者於匯豐銀行總行地下駐紥(圖片來源:佔領中環臉書

從華爾街到中環
佔領手法經常被批評破壞經濟,影響城市形象及國際競爭力。 OWS 既衝著華爾街這國際金融中心而來,自是難逃這些指控。但從往後得來的數據顯示,它不僅沒有挫擊經濟,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按年仍有輕微增長,失業率更是持續下降[26],去年底更跌至五年來新低,回落至6.7%。

加拿大𣁽北克設計學院教授Anne-Marie Broudehoux戳出此類指控背後的疑懼。她指出,一個成功的城市形象,確有助建立民眾的歸屬感、優越感以及身分認同,使社會團結穩定。因此,規劃城市風貌、樹立形象,是管治者賴以規範社會、建立社會共識及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不過,現代城市面貌及形象建設,往往建立於經濟效益之上,是掌權者、投資者和遊客的價值觀與期望的投射,而弱勢社群往往被摒諸其外。 是故,扭轉城市生活空間用途的佔領舉動,無異於向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下戰書。

對標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而言, 匯集政經精英的中環,別具意涵。台灣作家龍應台曾一語道破:「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27]

長久以來,強調經濟優先與成就,不談政治,是香港社會的主調,並從中建立起港人身分和核心價值。權力精英經常挪用這身分,借此突顯其有效管治以鞏固權力,或合理化經濟掛帥的都市規劃工程,以至社會階層結構。[28] 當「和平佔中」甫出,建制派、商界、特區政府與北京政府群起猛烈攻擊,屬意料中事。這些批評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指「公民抗命」實為犯法及破壞法治之舉,甚至斥為製造動亂,發動顏色革命;其次:聲言這行動必癱瘓經濟,嚴重損害無辜者的利益,危及香港的繁榮穩定。

有評論認為戴耀廷明顯受到了OWS的啓發。[29] 因「和平佔中」跟OWS採取相同戲碼,選址特徵共通,但兩者是否真的如此一脈相承,同屬全球社會運動浪潮下的一波?

擋不住的浪潮?
回顧香港回歸後浪接浪的抗爭運動,如喜帖街、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保衛菜園村等由八十後帶動的社會運動,皆以抗衡「中環價值」壟斷支配為宗軸,提出並發展「本土身分」、「歴史保育」、「都市建設」、「鄉村農業」、「公共空間」、「苦行」及「快樂抗爭」等價值理念。

曾參與保衛天星皇后運動的「本土行動」成員、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葉蔭聰在其著作中指出,當時最令香港民眾感到驚訝的是,他們全是一群志願參與者,自發走出來阻止清拆碼頭。他們既沒有社會運動組織指導,亦刻意避開主流反對政治,並開始思考社會運動裡的空間運用。其後,他們進駐碼頭,宣稱這空間為「家園」。葉蔭聰形容,這些策略「創造及維繫了一種日常生活實踐、關係及政治形式,預演了一個模糊的理想社會。」[30] 從自發組織、迴避主流,到建構身分、地理空間的轉用,預演理想社會,各環節皆展露了新社運的特質。

由此可見,新社運的理念與手法已在香港呈現。不僅如此,連場抗爭的焦點更與全球社會運動同源,同樣不受國家邊界、政治意識或規限所制肘。例如2011年的「佔領中環」,直接把OWS的訴求與模式植入本地。其實,OWS提出反金融資本並倡導社會公義的吶喊,跟本地反地產霸權的呼聲,兩相呼應,無分彊界。而去年3月底爆發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工潮,其反對壟斷財團剝削的訴求,顯得更本土、更具體。這場工運籌得破天荒800萬元市民捐款,結連逾60個本地團體,以及不同地域組織及工會參與聲援。難怪,它被視為工運走向社運的標記,也反映當下香港社會累積下來的深層次矛盾,如勞工剝削、分配不公、貧富懸殊,以及中產夢碎[31] 。這一切皆與全球社會運動提出的主要訴求,源出一轍。

觀乎「和平佔中」,它雖是要求政治改革、爭取落實真普選的民主運動,但其信念書上提到:

我們會像傳道者般,積極與不同群體進行對話,把民主普選、公平公義這些普世價值傳揚給香港人,並希望他們願意為了在香港的制度和社會落實這些價值而付出代價。[32]

箇中提及傳揚「民主普選」與「公平公義」等信念,以及尋求民眾參與及覺醒,均與全球社會運動追求建立普世價值,如社會平等及公義,並鼓勵集體行動參與,極為吻合。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更直指和平佔中、碼頭罷工及保衛本土運動,三場運動皆同源於階級分化的歴史脈絡:

葵涌貨櫃碼頭的罷工,導火線自然是大商家為逃避企業責任、並由「新自由主義」語言背書的外判制度;而外判公司之所以有恃無恐突然結業,與本地保障及厚待公司主事的經濟法規,以及其過去積累的財富實力也不無關係,而這些均在「新自由主義」年代中得以鞏固及強化。佔領中環運動,由溫和的學者提出,彰顯了過去二三十年不斷坐大的權貴寸步不讓氣焰,連哪怕是改良式的民主進程也想封殺;以保育本土為目的的社會運動,其實也間接由全球急劇貧富分化(包括中國大陸)、金融地產不斷侵蝕本土資源、文化和歷史所催生。

他解釋,「階級」不單指狹義的經濟利益或職業地位,亦包含政治權利、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和平佔中」揭示了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的矛盾,例如特權vs普選。一旦升斗市民的生活空間和價值尊嚴,接連遭受剝奪擠壓,且不斷惡化,勢必爆發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這是社會的自我保護方式。 [33]


注釋:

  1. 智經研究中心:<佔領中環,佔領經濟?>(2013年4月19日),瀏覽日期:2014年1月12日。
  2. 龍應台:<香港,你往哪裡去? — 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一點偏頗的觀察>(2004年11月9日),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9日。
  3. 周峻任: <都巿建設、本土身份與社會運動>(2012年6月),瀏覽日期:2013年12月20日。原文引自谷淑美,<文化、身份與政治>,收於謝均才編(2002),《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4. 公民抗命的時代意義>(2013年8月20日),《陽光時務》,瀏覽日期:2014年1月20日。
  5. 葉蔭聰:<集體行動力與社會運動>,《香港.生活.文化》。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合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23-145。
  6. 潘毅:<民主的春天 —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啟示>(2013年4月11日),原載於《明報》。轉載於《港文集》,瀏覽日期:2013年12月20日。
  7. 林茵:<佔領華爾街>(2011年10月9日),原載於《明報》,轉載自《港文集》網頁;  Paul Krugman, “Losing their immunity”, NY Times, 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0日)
  8. 許寶強:<罷工、佔中與本土運動的政經根源>(2013年4月22日),原載於《明報》,轉載自《新浪香港新聞》網頁,瀏覽日期:2014年1月16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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