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66期「和平佔中」專訪系列﹣朱耀明牧師(中)

2014年6月號
代總編輯:龔立人/執行編輯:鄧美美

(續)開到水深之處
﹣專訪「和平佔中」發起人朱耀明牧師

相片來源:「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只願同行,沒想身分問題

問:加入成為佔中發起人前,有否評估你的支聯會身分可能會帶來的影響?
朱: 1989年6月4日凌晨,當看到傷者放在長板車推著走的畫面,又看見醫院放滿遺體,我當時作了一個禱告:「上主,我可以做些甚麼?我真的不知該作甚麼,也覺得甚麼也做不到,無辦法幫助到他們。」但一個禮拜後,有人致電我,問:「你可否照顧這些逃亡人士?」原來,你祈禱就可以,祈禱就可得著。若你問我,當時有沒有害怕?我會用一個比喻,我就像一個路人,湊巧看見一位小朋友掉進水裡,我立即伸手扶起他。這是人類最自然不過的動作,你看到有人遇溺,自然伸出援手施救。

我並沒有想到,我的身分會否對他們帶來影響。我相信,他們亦已考慮,才會提我。從1989年起,我已是支聯會常委。除支聯會外,實際上,自1984年起,我身為牧師在香港整個民主運動裡,那種參與是挺持續的。在民主路上,我長期都是這路線,包括2002年香港民主發展網絡,皆是針對政制發展。

即使到2003年,我仍然跟國內不少人士保持溝通。他們也會來港,跟我談許多問題。不過,現在我會這樣看:若以為用柔性就能夠改變這政權,我看不到這出路。每當想起劉霞,我就很難過。你看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奬,被囚在監裡,身為妻子的劉霞則被軟禁。你若對我說:「中國有自由。」尤其說:「中國有~宗~教~自~由~!?」我真的不能接受!宗教自由乃人類自由的一部分。人有自由,就有宗教自由。我覺得身為一位牧師、傳道人,就應該爭取人人都有自由。但當看見他們夫妻倆,還會相信這政權會給你自由嘛?是以,我亳不介意中國政府如何看我,直至今日,我依然覺得、也仍然堅信,殺人的政府是不可以容忍!這跟信仰有關,不單單是政治意識形態問題。這是出於信仰,殺人者怎可以執政?

劉健威在《信報》寫了一篇文章,他很少寫得「咁絕」。他以鍾祖康的著作《來生不做中國人》作引子,描述目前中國大陸的狀況。許多人賺了錢,就急不及待離開,因為水不清,食物假,若然不走,就沒生路,步向死亡。可是,剛提到的,都是人民每天要面對的、吃的、遭遇的事情。不是上了太空,辦到奧運就行呀!要是今天不再有人告訴中國政府,這樣殺人是不對的,並任由生態破壞、弄虛作假、法治崩壞,我們中國真的沒有希望了!現在,Benny〔戴耀廷〕只不過是拿著支票要求兌現而已,因她欠了付款。這個,其實是人人該做的事,要求一個政府兌現她的承諾。

因此,你提到〔支聯會〕身分,我沒有想過自己的身分。在香港持續爭取民主的朋友,在中國眼中都是一樣。說到這一點,中國政府令我經常感到極為氣憤是:立法會議員既根據你的憲法產生,論政是他們的本份,批評政府實屬法律賦予的議政範圍,你怎麼可能不讓他們回到大陸去?這政府簡直是無法無天!中央只願見建制,不肯見泛民,何解呢?根本就解釋不來。我身為爭取民主的牧者,實在無法接受這樣的事情。若說中國有宗教自由,但我每當想到劉霞,就無辦法接受。若說現在中國開放、開明,但泛民依然沒有回鄉證。今天只要你批評中國施政,你的遭遇也是一樣。

所以,當看到兩位年輕學者甘願犧牲去做這件事,我願意以我的經驗與僅有的精力,與他們同行,爭取普選,而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的願望。只要仍有機會,容我可以貢獻的話,我願意走完這一步。

敲響警號,喚醒沉睡良心
三人之中,若以社會運動經驗而論,我一定是最有經驗、最資深的。這也許是他們找我加入的原因。在我看來,以前很多運動,總是“reactive”,為回應事件而號召。但今次不同,這是一種生命力的建立、是信念的建立。在我而言,更是信心的建立。今天走出來打「和平佔中」的人,如「幫港出聲」,你可以想想究竟是我們對中央有信心?還是他們對中央有信心?我們秉持的〔信念〕,是「人尚存一點良知」。正因如此,我們才會這樣做。如果我們認為對方已完全沒有良知,你根本不能敲醒他。然而,即使是最邪惡的人也好,仍會有一點良知,讓你仍可以敲醒他。

他們說我們在要脅!我們會說:「我們在敲響警鐘!」像是海嘯來了,要吹響號,大喊:「大浪來了!你走,還是不走?」大火來了,我們敲響警鐘,你卻問:「你是否在要脅我?」卻不願醒覺。我們敲響的是警號,是你逃生的唯一警號!其實,若你不肯逃生,誰能脅迫你走呢?只不過,我有責任敲響這警號。就如建築物有防火警鐘,發生火警,你就要走。但你竟說:「你脅迫我!我不走~阿爺是不走的了。咁~等燒死~!淹沒!」

身為一位基督徒、一位牧師,一定要在這個時候敲響警號,希望能夠敲醒你的良心,告訴你這樣管治下去,是不行的了。你是否知道現在人民的聲音是甚麼?但同時,亦要敲醒其他人。過去16年,在一個政治社會裡,我們感到無奈、無力、無助,而且非常消極,包括我退休的時候,連政治制度也放下了,由其他人接力。其實整個社會已感到無望。怎樣才能夠幫助那些已經放棄或感到不能改變的人,讓他們能得到鼓勵,激發起他們的信心,帶來盼望呢?

我們是感到仍有一絲希望,才會這樣做,為這個社會帶來一點希望。但好了,你現在卻說:「阿爺話唔得!」其實,你是「睇死佢〔阿爺〕!睇得佢咁死!」實在要問,誰才是愛國?誰仍存著希望?我們只想說:「現在已很危險,已到了危險界線,而必須要處理問題。」陳健民跟馬嶽〔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也說,若再不處理,未來十年管治肯定出問題。人心散渙,無從管治。所以,這根本就是響警號。但他們卻說:「你們拿著刀脅迫。」其實,我們是在這大廈安裝防火鐘。警號響起了,你要醒過來。若不肯起來處理問題,面對的不是水淹,就是火燒。這正正是未來十年管治困難所在。然而,目前問題真的那樣難解決嗎?只要肯談2017方案,大家就可以聚焦。

渴求公義,信徒畢生使命

問:在商討日(一),不少組別成員都有過半數是信徒,您如何理解這種現象? 是覺醒?還是大浪淹至,不能迴避?
朱:當我們開展這行動,賦予它的名稱為「愛與和平」,我們三人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香港,「瞓街」不是由我們開始,甚至「公民抗命」亦非從我們開始。現在有很多人都做,並且被逮捕。單是2012年,就有440人因示威而被捕。

當時我在想,如何能夠令這個運動”simple”〔簡單〕?你現在也看到這運動的意念其實很簡單,就是2017。很多人問我們,為甚麼不說說其他呢?正由於我們的目標確是這樣簡單,2017兌現承諾。另一方面,〔這運動〕也是十分純潔,即沒有利益可言。於我,更希望它是”holy”〔神聖〕。當然,對非宗教界人士來說,”holy”的理解跟我們不一樣。我的心願,是很想藉此把它與其他社會運動區分開來,那分別就在於「有愛、有和平」的元素。

大家都是仿效馬丁路德.金的模式。當他處理平權時,他如何「愛你的仇敵」、「愛反對你的人」,用這樣的愛去處理社會運動。而當時領導的牧師亦呼籲群眾要愛那些來拘捕你的人。過去十六年以來,尤其是近年,我們看到許多語言暴力,我們很想這個運動跟那些區分。我們要心懷愛意。因此,我們選址在教堂開始,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們願意有十字架的精神,我們願意去承擔這責任。我們無意製造混亂或傷害。現在仍有時間,我們就要準備參與者,培育他們有這種愛與和平的心志。所以,我們願意從教堂開始。

同時,我們認為這亦是一個公民覺醒運動。教會作為公民社會的一份子,她同樣面對社會上的問題。今天你面對這個沒有管治能力,無誠信的政府,我不再相信香港現在是樂土!其實,現在有很多人計劃走,最熱門是走去台灣,不用爭取雙普選,因為那裡已有雙普選。若你現在告訴我,香港是樂土,你就是無視那貧富懸殊的問題,無視基層生活的困難,百萬計家庭活在貧窮線下。這樣的香港,怎會是樂土呢?實在難以接受。公安條例、還原惡法,今天連廉潔的政府也沒有了。ICAC的腐化,不正為今日香港的腐化敲響警號嗎?相比以前,我們已經失落了許多、倒退了許多。我看歴史上社會最黑暗的時候,教會正是黑暗的亮光。

教會經常提到犧牲,亦講求服務他人,這種精神本就存在。信徒若肯參與,那顆守護的心的確較強;而非暴力與公民抗命本身,正是帶有犧牲精神,信徒理該更加明白。故此,我不明白現在某些牧師的說法。

甘願犧牲,顯彰十架精神
程翔在一篇文章裡,提到萊比錫尼古拉斯教會的富勒牧師(Pastor Christian Führer)用「登山寶訓」作為祈禱會的開始。為何要用「登山寶訓」? 其實,「登山寶訓」影響了世世代代的人,影響甘地,亦影響馬丁路德.金,甚至後來的萊比錫教會。他們都從「登山寶訓」裡學習那堅忍的力量,學習如何和平、非暴力。這一切,我們都深刻體會,至自己甘願承受刑責。我們不是要衝擊法律。我們知道要犯這個法,但我們犯這法是要彰顯這不公義的制度。所以,我們不會逃離現場,我們願意自首,承擔刑責。我們期望以這態度,一點犧牲,感動人心,爭取2017普選。

一個基督徒本身對公義的渴求,以及渴求公義的彰顯,可說是信徒一生的使命。我們一生所要追求的,正是公義的實踐。當我們祈求上帝的國降臨,在地若天時,其實是渴望上帝公義臨在。我們今日欠缺的,正是那份勇敢、勇氣去祈求這公義的彰顯。然而,公義彰顯,往往必先經過自我犧牲,包括舊約先知,也包括耶穌基督,還有祂的門徒、歴史上的先賢先聖。我們經常說,今天的教會是由使徒的血所造成。就算宣教士遠赴中國傳教,他們都是帶著犧牲的,包括了家庭生活。

若渴慕上帝的國降臨,在地若天的時候,我們今天就要緊守崗位;若渴望上帝公義實現的話,我們該怎樣做,才能夠像昔日的萊比錫教會或如程翔先生所言:教會與街道結合,而不是與皇宮結合呢?固然,每個人走的路不一樣。昔日有教會在富麗華酒店擺福音午餐,fine,無問題!我並非否定中環的教會,但中環的教會亦要體會到中下階層的教會,我們不用在富麗華酒店擺,因為我們是不一樣的。回歸16年,我們試撫心自問,在一般人心目中,教會正離開他們,因為我們已不再與基層的人或現實生活的人走在一起,以致我們的聲音,他們聽不見,又或是我們沒有聲音能夠傳達到他們當中。

我經常說,教會作為整體,將來最重要是會眾。現在,牧師和會眾的分歧要比牧師之間的分歧大。而我最關注是牧師和會眾的分歧。看!現時許多活動,基督徒都以個人的身分參與。你關上門,不去談,其實現在的會眾可以不用再跟你談,他們已有其他團體。就如菜園村,亦是由數個信徒做起。最終,就是牧師與會眾的分歧,會眾已在參與,為甚麼你會感覺嘩然呢?在網絡上,可以看到許多信徒已在做、正在參與。

我看,將來是會眾的力量去改變。我們經常以為由上而下,可以改變。實際上,將來的改變方式,由會眾幫助牧師去理解這運動是甚麼。因為會眾的日常生活、工作地點、友伴,以致所要面對的困難,都可能比我們身為牧師的了解得更深。而「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這個社會運動本身,其實也是期望使每個公民覺醒。會眾覺醒,對牧者而言,也是一個覺醒。

在這幾個月,我自己也學會很多。事實上,我已很少走上街頭論壇。年青的時候還會,那時是我的工作,會日灑雨淋。不過,這次看到很多人渴望香港改變,要有制度的轉變。他們覺得回歸這16年來,近年的政治日趨墮落,年青人感到無前途。每當聽見他們的聲音與渴望改變的心,就深受鼓舞和激勵。對我而言,這是另一個成長。(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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