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八)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八)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ctt63-64-10

個案剖析騷擾及中傷

性傾向歧視條例有關「騷擾及中傷」條文,對著重宣講的基督信仰而言, 難免令教內人士極為關注。焦點小組內,與會牧者亦表示憂慮:「如有性傾向騷擾罪,又照抄種族歧視〔條例〕,我就覺得~係~會~〔被人告〕嘅!我覺得真係實在㗎!因為有個運動嘛。依家,有同性戀運動,所以如果有性傾向歧視條例,同志運動係可以用呢條條例,去衝擊、挑戰一啲『邪惡』組織。我哋呢啲咁嘅教會,咪係『邪惡』組織囉。」

兩宗香港殘疾歧視案例的啟迪
譚子舜牧師在訪問中就提及一宗發生於1997年、涉及殘疾騷擾的「馬碧容訴高泉案」(1997),坊間稱為「輪椅博士案」。[81] 按平機會網頁所載:「原告人〔馬碧容〕為一名半身不遂的輪椅人士,某日她在街上有意乘搭的士。而被告人〔高泉〕是一名的士司機,並曾對原告人作出一連串不受歡迎的行為,當中包括拒載、拒絕幫助原告人登上的士及把她的輪椅放在車尾箱,以及當原告人在的士內的時候,向她講出一些關於其殘疾的無禮及冒犯說話。」馬碧容根據《殘疾歧視條例》控告高泉。原審區域法院法官裁定高泉「直接歧視」及「騷擾行為」兩項控罪成立,需賠償及向馬碧容道歉。但高泉不服,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上訴法庭駁回其「殘疾騷擾」罪,而「直接歧視』則上訴得直,因無法證明到有任何差別對待,即「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比較對象去證明原告人受到較差的待遇,而這個比較對象應該是一名沒有殘疾但又攜帶大件行李,並要求被告將之放進的士車尾箱的人。」法庭亦判高泉毋須道歉,指在他不情願的情況下作出的道歉,不屬於《殘疾歧視條例》條文範圍以內。不過,馬碧容不服撤銷道歉令的裁決,遂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終審法院指出,就算被告不願意,法庭的確可頒令要求被告道歉。然而,法庭認為,只應該在「少數例外情況」下才可行使這項權力,例如某程度上可補償原告人的損失及損害,以及在沒有其他補救、或不致侵犯被告的言論及思想自由下,命令被告道歉才算合理。而平機會在剖析該案例的末段指出:「應留意的是,法庭認為本個案不能被視為那些『少數例外情況的個案』,故並沒有就本個案發出道歉令。」在平等權利與言論自由之間,即或是一句道歉,法院仍按照比例原則,考慮及權衡這做法是否合理、能否達到正當目的,以及言論及思想自由是否同樣受到充分尊重。

再看平機會網頁內另一宗涉及「殘疾中傷」案例,或有助了解法院審理「騷擾及中傷」領域時,亦要顧及案情的獨特處境。該宗案例為「董禮霖訴東方報業集團有限公司及另一方案」(2009)。原告董禮霖為一名精神病患者。被告出版的報紙刊登一篇文章評論精神病患者及醫院管理局管理不善。[82] 董禮霖讀後感到受辱、憤怒及苦惱而提出申訴。但法庭駁回原告人殘疾中傷的申索。法庭認為,對一般讀者而言,這篇文章的內容、行文風格及前文後理,都不足以理解為煽動他人對精神病患者的仇恨、嚴重鄙視或強烈嘲諷,故「不構成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殘疾中傷」。法庭指,閱讀該文章時 ,宜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在該文章刊出的那段時間,社會上有多宗關於精神病患者做出暴力行為及醫院管理局管理不善的報道。由於公眾大都留意到這些社會問題,因此一般合理讀者會知道文章針對的是醫管局的管理不足,並非針對或嘲諷精神病患者。」因此,儘管法庭同意該篇文章確用上一些令人厭惡的字眼,但文章主題「分明是批評醫管局的政策不善,所以大大減低了這些令人厭惡的字眼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此外,就算裁定為「殘疾中傷」, 法庭亦認為要求違法者道歉比賠償合適。如遭中傷者為個人,法庭只會集中處理及評估中傷行為對該名人士所帶來的損害賠償。如被中傷者為群體,則對個別人士只會構成間接歧視。如此,判處道歉令就更為恰當。戴耀廷亦曾澄清,即使引用現有反歧視法中的中傷條款,只有當一個人因另一人的性傾向,而藉公開活動煽動對該人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才算違法。若所作出的行為包括威脅對該人的身體或其處所或財產加以損害;或煽動其他人威脅對該人的身體或其處所或財產加以損害,才要負上刑責。單純只是提出「同性戀是不道德」的言論,不會觸犯法例。[83] 

瑞典牧師講道的案例
不過,反對派引用的瑞典牧師Ake Green案例(2004),確令不少傳道同工感到疑慮。明光社在Ake Green照片說明上寫道:「牧師日後在講道中提及不支持同性戀的言論也可能會犯法。」文中亦指出:「此類條例的目的是要禁止異見,雖然香港的歧視法並非刑事法,但誰又會想因著表達自己的信仰看法時,而被迫捲入民事訴訟及官非纏身呢?這類反歧視法在有宗教人士之間彌漫著白色恐怖。」[84] 

2004年中,瑞典一位五旬宗牧師Ake Green因講道時冒犯同性戀者,涉嫌觸犯「仇視言論」罪,被當地中級法院判處入獄一個月。其後上訴至瑞典最高法院,翌年初獲判上訴得直,毋須入獄。[85] 最高法院參考過歐洲人權法院審理的判例後,認為Ake Green的論述不屬於仇視言論。法庭指出,仇視言論罪屬刑事罪行,而刑事罪不宜用來限制言論自由或公開辯論,除非該言論導致有人身體受傷或實際侵害,否則必須守護良心自由。況且,言論自由不獨保障信息內容及資訊本身,亦包括其傳遞方法。因此,法庭必須客觀審視這信息是怎樣傳遞,及全面評估當時的處境,包括宗教文本的解釋、場合性質、以至受眾類型,並要查明涉事人的動機是否明顯為散布威嚇或蔑視,而蔑視一詞更需要嚴謹解釋。法庭認為,此案關鍵在於Ake Green身為傳道者,其宣講自由在民主社會裡,是否需要受到限制?設限的理據是否合理充分?這限制又是否符合比例,既充分保障一方法律權益的同時,不致削弱另一方享有合理權利?

法庭認為,就算Ake Green發表「性異常為社會上的癌症毒瘤」等強烈言論,但只要把它放回講章之內理解,就不會視之為煽動或散播對同性戀的仇恨。他是基於本身的基督信仰,並按其牧者職份,有意發放該番言論。不過,法庭亦批評,他那番對同性戀群體的羞辱言論,已超出客觀和負責任的論述。法庭強調,一個人行使其權利與自由,亦有其應負的責任和義務。在宗教處境之下,亦應該避免表達一些不必要地冒犯他人,或侵害他們的權益卻無益於公共討論的言論。

法庭最後引述歐洲人權法院於1976年底,審理Handyside訴英國案[86] 的判詞其中一段,闡釋言論自由的意涵:「言論自由是建構〔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石之一,亦是社會進步與個人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它〔言論自由〕不止適用於大表贊同、毋損他人、或無關宏旨的『資訊』或『意念』,也當包括冒犯、頂撞、擾亂政府或部分民眾的『資訊』或『意念』。沒有了多元、寬容與豁達的追求,就不會有所謂『民主社會』。」

Chopra認為,瑞典最高法院的裁決看來已優先考慮到宗教自由的權利。至於本港在言論自由權利上,已建立起相當好的規範:「那種規限亦是恰當,而非過度,因為這等極端的公開言論,妨礙了同一社會裡其他成員的平等權利與尊嚴。」


注釋:

  1. 詳情可參考:判决書全文;案情及裁決可參考平機會網頁(瀏覽日期:2013年6月10日)
  2. 原告人董禮霖認為文中有三段特別對精神病患者(包括他自己)構成殘疾中傷:1)「至於籠統所稱嘅精神病,可以話係「梗有一個喺左近」。久不久就有瘋漢瘋婦大鬧呢度嗰度,玩完危站玩跳海,再唔係就斬父弒母殺子女,諗起都毛管戙。」;2)「卻原來,連精神病房也有擠迫戶,住客個個精神本已有問題,豈不逼到癲上加癲!」;3)「一係佢近朱者赤,近瘋者癲,處理精神病問題多咗,連自己都癲埋。唉,兩個字,黐線!」案例詳情可參考:判决書全文;案情及裁決可參考平機會網頁(瀏覽日期:2013年6月10日)(瀏覽日期:2013年6月10日)
  3. 戴耀廷: <香港教會面對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策略>,《時代論壇》第926期,2005年5月29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16日)
  4. 招雋寧:<最終目標是消音﹣從外國例子看《性傾向歧視條例》的深遠影響>。明光社網上版:(瀏覽日期:2013年5月28日)。
  5. 案例詳情:1)明光社;2)梁偉怡;3)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4)瑞典最高法院
  6. 案例詳情請參考歐洲人權法院網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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