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六)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六)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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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剖析教育機構

基督教會參與本港社會服務及辦學的歴史,源遠流長。因此,不少教內人士恐怕一旦立法,將影響日後聘用教師或課程選取事宜,有損辦學自由。明光社更形容,課室一直是同運人士「其中一個希望影響的地方」,而「日後在教育過程中如有學生因為一些對同性戀負面的資料而感到被冒犯的話,有關老師及學校便會被指控觸犯『騷擾』法例」,亦憂慮到「學校只能推行『肯定同性戀的教育』… …以平等及尊重之名,在不知不覺間透過教育後天塑造青少年的價值觀甚至性傾向,這無疑是另一類更值得關注的洗腦教育!」[65] 

黃國楝批評,這是反對派最常用的滑波假設。 他指出,香港的辦學團體制度,正好是避免這情況出現,而《基本法》明文禁止宗教歧視。現時香港官立學校亦無強逼教導「所有宗教都是導人向善」或「殊途同歸」:「同性戀者也可以說,如果沒有明文反歧視,怎知政府不可以強逼學校教導同性戀是精神病、應被歧視?』以前蘇聯和納粹德國就曾經這樣。」

兩宗加拿大案例
2001 年,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TWU)訴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Teachers(BCCT)審結,[66] 涉事的TWU是一所基督教私立大學,其教師培訓課程須經由BCCT給予認可資格。然而,BCCT卻拒絕頒授,指TWU的反同立場違反公共政策,擔心該課程的畢業生日後任教公立學校時,影響學生對同性戀的看法。加拿大最高法院處理這宗「宗教自由」與「平等權利」兩權衝突的申訴時,就運用起「調停」原則,力圖平衡大學社群各成員的宗教自由權利,同時兼顧公立學校制度下,家長與學生的平權關注。最高法院指出,除非有非常充分的理據,證明行使這宗教自由權利將嚴重打擊公立學校制度,否則不可為宗教自由設限。 安大略省人權委員會認為,法院的要求,正好平衡了雙方的關注。[67] 

另一個經常為本港反對派引用、同樣涉及老師言論對學生影響的加拿大案例Chris Kempling訴BCCT(2004),涉事人Chris Kempling在當地公立學校執教鞭,亦是一名基督徒輔導員。自1997至2000年期間,他多次在當地報章的讀者來函及電台節目裡,發表批評同性戀的言論。BCCT認為他以老師身分發表敵對言論,歧視同性戀學生,行為不當。該會召開紀律聆訊,裁定他專業失德,罰停職一個月。Chris Kempling不服裁決,結果一直狀告至加拿大最高法庭(Supreme Court of Canada),指BCCT侵犯他的言論及宗教自由,但上訴最終被駁回。[68] 是項裁決的關鍵在於法院認為Kempling「不當地公開把專業職位連繫至個人工餘的歧視言論,以圖為該些言論加添公信力」。[69] 

安大略省人權委員會指出,上訴庭首先否定此案涉及宗教自由問題,沒有證據顯示他的宗教自由受到任何限制。法庭雖然接納Kempling指其言論自由受侵害,但卻認為這侵害是合理的。因為他的言論不僅令同性戀學生無法得享免受歧視的校園環境,亦對整個學校制度有損,更有證據顯示一些學生確受到影響。至於他所發表的言論,雖然有部分屬於政治及社會議題的理性討論,但大部分卻越界,遠超於言論自由的核心,屬歧視言論。因此,法庭裁定BCCT的懲處行動合理。[70] 

戴耀廷曾澄清,反性傾向歧視法適用至學校時,預料只會規定學校在收納學生、給予學生獲得或享用學校提供的利益、設施或服務和懲罰及開除學生時,不能因學生的性傾向而有較差的對待:「反性傾向歧視法不會迫使學校使用鼓勵同性戀的教材。以這種論據反對立法,使人覺得教會是無限上綱,甚至認為教會不理性。」[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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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剖析會社及體育活動

除宗教及言論自由外,經常與平等權利爭持的還有結社自由。美國有兩宗典型案例,分別是Boy Scouts of America(BSA)訴Dale(2000)及Christian Legal Society(CLS)訴Martinez, Hasting Law School(2010)。這兩宗案例在在反映「公共」向度為法院審理此類權益衝突的重點考慮。

兩宗美國案例
BSA訴Dale一案,申訴人Dale為前BSA成員,參與童軍運動超過12年。1990年,被BSA發現他原來是大學裡同志學生組織的領袖。由於BSA禁止同性戀者加入,Dale遂遭取消會員資格。Dale於是控告BSA違反新澤西州反歧視法內的《公共場所條例》,但BSA則反指該條例侵害結社自由。新澤西州最高法院裁定,BSA須遵守《公共場所條例》,重新接納Dale為童軍領袖,不能因為他公開同志身分而將他逐出。BSA不服裁決上訴。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最後以五比四裁定,基於憲法賦予結社自由的權利,BSA作為私人組織, 有權拒絕個別人士成為會員。理據一,是反同確是BSA的「官方立場」;其二,法庭接納「某人的出現,將嚴重削弱該組織對外或對內發表主張的能力」。由於反同是BSA的主張之一,容許同性戀者擔任領袖,定必牴觸該項主張。再者,最高法院認為新澤西州最高法院詮釋「公共場所」(public accommodation)一詞過於寬鬆,定義由純商業實體如酒樓、酒吧或酒店等地方,擴闊引伸至會員制的私人組織。如此,只會觸發該條例與憲法間更多衝突。[72] 因此,法院裁定BSA勝訴。

誠如安大略省人權委員會所言,每個案例有其獨特處境,絕非通書一部。結社自由,把私人社團從公共領域裡區分出來。若然換上是公立學校,在多元政策之下,又能否要求轄下接受資助、享用校內資源的基督徒學生組織,開放其成員及領袖資格予全體學生,包括同性戀者?Christian Legal Society(CLS)訴Martinez這案例,同樣涉及平等權利與結社自由衝突,卻為「公共」與「私人」領域,勾勒另一條邊界。

事源CLS要求在加州Hasting Law School(HLS)登記為正式的學生組織,如成功獲批,可享用校內設施及申請校方經費資助。由於CLS會章限制非信徒及非單身的同性戀者享有投票權及選舉權,這章則有違HLS的平等政策。於是,HLS拒絕CLS的申請。CLS遂入稟法院控告HLS侵犯言論、結社及宗教自由。兩級聯邦法院判校方勝訴。CLS再上訴至最高法院,結果以四比三裁定校方政策並沒有牴觸憲法。

美國最高法院在判詞中提到,CLS屬於憲法所指的「受限的公共場所」(limited public forum),業主有權為該場所設下界線和限制。由於CLS向校方索取資助,以舉辦校園活動, 則身為業主的HLS有權要求CLS遵行校方的平等政策。若然CLS想得回自由選擇會員的權利,就得放棄校方的認可及公共資助。對比之下,BSA的處境跟CLS截然不同。法院認為BSA作為私人社團,不應在無可選擇之下,被逼接受某些人士成為會員。[73] 

事實上,反歧視法促使政府與宗教團體雙方都需要重新思考,在尊重平等權利下,如何自處。就政府而言,把越來越多社會服務外判至公民社會,要求興辦者遵守不歧視政策,如何緩減彼此間的衝突,但保障多元?而對宗教團體來說,領取公帑,承辦公共服務(如學校、社會服務)之餘,又如何恪守本身宗旨,維持獨立自主?


注釋:

  1. 黃仲賢、吳慧華:<《性傾向歧視條例》影響教育自由>,頁9-11,《燭光網絡》第88期網上版,2013年1月。(瀏覽日期:2013年5月28日)
  2. 案例可參考:1)明光社;2)Canada Humun Rights Trust;3)Judgement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3. 請參考‘The Shadow of the Law: Surveying the case law dealing with competing rights.’一文。
  4. 案例可參考:1)明光社;2)梁偉怡;3)CHP Canada
  5. Meyer, Elizabeth J., ‘Teachers, Sexual Orientation, the Law in Canada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網上版。 (瀏覽日期:2013年5月27日)
  6. 同上注[67] ,‘The Shadow of the Law: Surveying the case law dealing with competing rights.’。
  7. 戴耀廷:<香港教會面對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策略>,《時代論壇》第926期,2005年5月29日。(瀏覽日期:2013年5月16日)
  8. 案例詳情:http://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getcase.pl?court=US&vol=000&invol=99-699
  9. 案例詳情: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09pdf/08-1371.pdf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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