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64期﹣逆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後果?(四)

(續)2013年10月號第63﹣64期(四)
總編輯:葉菁華/執行編輯: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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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剖析

提及現代的人權觀念,自不可脫離其歴史場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聯合國於1948年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 它被喻為「全人類的《大憲章》」,為世界各國政府該怎樣對待人民,訂下普世的道德標準。[45] 這宣言不獨關乎個人,亦確立了個人之間、個人與社群,以及個人與政府之間的自由與承擔。1966年,在聯合國通過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前文裡,更清楚闡明:「明認個人對他人及對其隸屬之社會,負有義務,故職責所在,必須力求本公約所確認各種權利之促進及遵守。」

香港居民擁有一連串的憲法權利, 但Chopra指大部分權利都不是絕對的,政府可以加設限制。例如有人在公眾地方遊行,事先須通知警方,理由是因應遊行對交通或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影響而作安排。若這限制遭到質疑,法院會審視這限制是否合憲,並有否過度侵蝕某項憲法權利。

舉凡審理某項法律或行政措施有否違憲,或處理權益之間的衝突,外國法院一般會採用「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 test)。《人權法案》制訂後,正式開展本港的違憲審查時代,即法院可審查立法的合憲性;亦從那時起,本港的釋憲理論及方法亦開始發展。1991年,上訴法院首次引用這種源自德國的「比例原則」。[47] 而終審法院於《丘日龍案》的裁決中,詳細解釋了「比例原則」如何在判決中應用:

「一般而言,法律通常應就相若情況給予相同的待遇。不過,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保證並非絕無例外地規定絕對平等。在有充分理據下可以有法律待遇的差別。要通過這個驗證(有理據支持的驗證),必須證明以下情況:

  1. 該待遇差別的存在必須是為了貫徹一個正當的目標,即必須證明該差別有真正必要;
  2. 該待遇差別與該正當的目標必須有合理的關連;以及
  3. 該待遇差別必須不能超過為達致該正當的目標而需要的程度。[47] 

兩權相遇
在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立法爭議中,起碼涉及「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及「平等權利」這三項基本權利的衝突。戴耀廷指出,其實上述三者已寫在人權法裡,並受到憲法保障:「但都只係關乎政府,政府依家唔可能歧視同性戀者,因為已經喺人權法嘅保障範圍內。大家依家關注嘅唔只係政府行為,而係整個社會﹣普通人與人之間,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間嘅關係, 點樣令到大家嘅權益保障範圍更廣? 所以至覺得需要有性傾向歧視立法。」 至於如何應用「比例原則」處理兩權或多權相遇的糾紛,並從中抓取平衡,這方面仍有待探索演進。他指出,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CHR)已有一些案例可供研究,但案例各有獨特處境,亦觸發相當多的討論:「歐洲人權法院演進緊點去處理,但就有個空間俾大家思考,大家嘅紛爭如何搵到合理理據,平衡大家嘅關注。這方面討論其實唔夠,但同樣俾咗機會我哋發展呢方面嘅討論。」

自2005年本港開始出現「逆向歧視」的論述以來,反對者一直援引歐美等地案例,以說明「逆向歧視」確實存在。 經常提及的案例有1)美國Ann Hacklander-Ready v. Caryl Sprague(1989);2) 加拿大Scott Brockie 訴Canadian Lesbian and Gay Archives(2000); 3)美國Rolf Szabo訴Kodak(2002);4)美國Peterson訴Hewlett Packard(2004);及5) 瑞典Ake Green(2004)等。Hacklander案屬於處置或管理處所方面,Brockie案則是服務提供範疇;Szabo案及Peterson案屬僱傭領域;而Green案例相信最為教內人士關注,他因講道內容而被控以「仇視言論」罪。

Chopra表示,雖對上述案例的了解不算深入,但不會視它們為「逆向歧視」案例。反之,她認為法院處理宗教自由與性傾向歧視衝突時,看來已慎重考慮到宗教自由的權利,並顧及如何與平等權利相互平衡。好些案例都是法例上禁止性傾向歧視的特定範圍,若有人選擇公然違反,因他人的性傾向而予以差別對待,就應當承擔法律後果。她強調,宗教自由與集會自由或言論自由一樣,都並非絕對權利。相反,平等權利卻是絕對,法例不容許個別人士或群體因內在特徵而受到次等對待。因此,為確保人人得享平等服務及機會,不能只顧及宗教敏感度,當以平等權利為先。

不過,安大略省人權委員會(Ontario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HRC)則認為,面對權益間衝突,首要不是為權益定優次、比高低,反該以「調停」(reconciliation)為先,原因在於「沒有任何法律權利是絕對,皆受到他人的權利及自由所約束。」 因此,法院須充分尊重各種權利本身的重要性,然後再作平衡。[48] 加拿大最高法院審理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TWU訴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Teachers, BCCT(2001)案[49] 時亦指出,兩權衝突,必須致力平衡兩權的比重,無分軒輊。這宗被喻為宗教自由與性傾向平等權利衝突的典型案例,其深遠影響之一,正是法院展現對「宗教自由」這憲法權利的高度重視。是項裁決中,大多數法官指出:

當解釋憲法或發展普通法時, 必須避免採取權益分級的方式( hierarchical approach to rights),即是把某一種權益置於別的權益之上。當兩個人的權益之間出現衝突〔… …〕,憲法原則是充分尊重兩項權益的重要性,從中達致平衡。[50] 

法院亦鄭重申明,置身加拿大這多元社會的處境下,宗教自由以及維護宗教團體及個別信徒在私人領域內享有結社自由,極其重要;並指出,處理權益衝突關鍵概念之一,是「信仰與行為的區別」(distinction between belief and conduct),即信仰自由相對起行動自由,擁有較廣濶的表達空間,譬如一個人可持「同性戀是罪」的看法,但卻不能做出歧視同性戀者的行為。[51] 

安大略省人權委員會在其網頁,特別論及「權益平衡」(balancing rights)。其中提到:「判例法(Case Law)已表明,但凡涉及公共服務,就必須以非歧視方式提供。人權保障宜寬大理解,但歧視答辯則須嚴謹解釋。」該委員會指出,就算某一個群體的權利擴大,亦不必然削弱了其他群體的權利。一旦出現權益衝突,必須查明申訴是否真確。如屬實,就要仔細查明個別案情的處境,從而判別某項權利是否真正受到侵害,並是否需要在某項權利上,加設恰當的制限。[52] 


注釋:

  1. 陳弘毅:<主權和人權的歴史和法理學反思>。《二十一世紀評論》網上版,頁23。(瀏覽日期:2013年5月24日)
  2. 陳弘毅:<中庸之道與一國兩制的法治實踐>。《二十一世紀評論》網上版,頁22。(瀏覽日期:2013年5月27日)
  3. 律政司司長訴丘旭龍>,《基本法案例摘要》第11期網上版,2008年11月。(瀏覽日期:2013年5月15日)。
  4. The Shadow of the Law: Surveying the case law dealing with competing rights.’ 
  5. 西三一大學為加拿大一間基督教私立大學。該校於1996年開展一項教師培訓課程,向英屬哥倫比亞師範書院申請承認資格,但遭拒絕,理由是該大學的反同立場,有違批核開辦教師課程的公共政策。結果雙方對簿公堂。省最高法院認為BCCT指控TWU歧視,理據不足,因已豁免條款,容許TWU開辦課程。到省上訴法院,裁定BCCT只是行使其職權,但指控TWU歧視,則未有合理理據。案件上訴至加拿大最高法院被駁回,認為BCCT處理TWU申請時,有權考慮其歧視政策,但卻無顧及保護宗教免受歧視,亦無證據顯示TWU課程會令致公立學校歧視增加。案例可參考:1)明光社;2)Canada Humun Rights Trust;3)Judgement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6.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v 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Teachers [2001] 1 SCR 772.
  7. MALIK, Maleiha, ‘Religious Freedom, Free Speech and Equality: Conflict or Cohesion?’, pp.34, Res Public (2011) 17:21-40.
  8.  http://www.ohrc.on.ca/en/policy-discrimination-and-harassment-because-sexual-orientation/part-i-%E2%80%93-context-sexual-orientation-human-rights-protections-case-law-and-legislation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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