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期﹣教內選委與特首選舉(三)

(續)第61期﹣教內選委與特首選舉

教內選舉的不同聲音
綜觀六名基督教選委的分享,他們參選主要目的是實踐信仰,是社會見證。他們大多數對於能否當選,抱既來之、則安之的平常心,既沒政治野心、也無政治議程,甚至連如何投票選特首事前也未有深思熟慮,而是當選後才開始留意政局動態。胡志偉如此評價某些參選人的表現:「好多人根本都唔係好了解政治,平時又唔倡導教會嗰個嘅所謂民主教育,咁依家又要玩政治。即係有啲領袖佢平時都唔敢面對群眾嘅,咁佢又參選,有幾個候選人甚至乎都唔出席〔諮詢會〕。」

也有人說,參選是實踐公民責任。可是,另一種意見認為,參加一個缺乏認受性的選舉,很難被視為「責任」。況且,信徒亦可以個人專業身份,參加選委會其他界別的公開選舉;但循基督教界別途徑進入選委會,則是以一種特殊的宗教身份在建制內扮演了角色。事實上,六名基督教選委都或多或少反對選委會的組成和產生辦法,連教內選舉的安排他們都承認離理想甚遠,但他們一般的態度是:「你唔去攞,咪即係俾咗人囉」、「始終都係要有人做㗎啦」、「你唔玩嘅時候,你就係完全輸晒」、「總之你嗰十個位,就唔好嘥咗佢囉」、「特咩權?佢俾你嘅,咪要囉」等。他們似乎傾向於接受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別的議席,以及為此而設的教內選舉為既定事實,並在此現實的大前提下實踐信仰及政治理念。

十多年來,只有基督徒學會仍然是少數一如既往地徹底反對教內選舉的團體,學會於去年7月15日發表的〈立場書〉清楚表明:「我們相信,人是按上主的形象被造,有平等人權及尊嚴,基督徒理應學習耶穌基督進入人群與鄰舍同行,不應坐擁特權,甚至應主動捨棄特權階級位置。教會作為社會的先知,亦應抱持良知及基督信仰的價值行事,主動拒絕接受特權,而非配合政府推動小圈子選舉。」總幹事范立軒說,學會的立場非常清晰,第一,他們反對小圈子特首選舉,第二,反對以教內選舉的方式增加基督教選委或選委會的「民主成份」;因此,學會一直促請協進會停辦教內選舉,以行動向政府重申盡快落實雙普選、取消選委會及功能組別的訴求。范立軒覺得,其實學會的立場也並非很另類,反而可能是本地教會大多數的取態。他留意到,不少大宗派都陸續退出教內選舉,不再以宗派名義提名參選,或者轄下堂會越來越少成為票站,教內選舉認受性持續下降不言而喻:「係咪大家已經知道好似做緊國王嘅新衣?」

除了原則上不贊成教內選舉,基督徒學會在策略上也懷疑某些人以所謂「寸土必爭」的方式推進民主運動的成效,因為即使能夠進入選委會也可能淪為「花瓶」,而未必能夠發揮期望中的影響力。即使一心以送泛民特首候選人入閘而參選基督教選委,手上一票也可能會無用武之地。這可能是今屆唯一打正泛民旗號參選的「真普選聯」面對的困局。教內外對「真普選聯」的認識不深,只知道他們成員之中一半是民主黨或公民黨的區議員、黨員、職員或其親屬,而提名他們的基督教城市使命教會更鮮為人知。堂主任劉志雄說,基督教城市使命教會成立於2008年,採用無牆教會或“simple church”的形式,聚會人數約十多人。劉志雄認為,參加教內選舉不能沒有明確目標:「我哋覺得呢個小圈子選舉,係小圈子中嘅小圈子嚟嘅。其實,參選呢,如果你唔係有乜嘢特別嘅目的,都好浪費時間囉 …..」而他們的目的就是抗衡一個荒謬的制度,希望爭取提名到泛民的特首參選人。劉志雄解釋,八人的共同政治理念就是所謂「泛民四律」:「盡快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呀、廢除分組點票,同埋未有真普選之前,唔會為23條立法。」因此,他說理論上,如果泛民以外的建制派特首候選人認同這四項要求,他也不排除可以在投票時考慮支持他們;假設他當選選委,劉志雄也會向所有特首候選人提出這些訴求:「因為有啲嘢,你好難講㗎嘛。話唔定佢悔改呢?」

基督徒學會基本上的立場是杯葛,因此或會被教內較溫和人士批評有政治潔癖,是獨善其身;而類似「真普選聯」的路線,則可能會被較激進的信徒揶揄是自相矛盾、軟弱無力,無助民主進程的突破。除此以外,今屆出現「回基盟」以「基督路小教會」名義參選搞局為教內選舉帶來衝擊。「回基盟」的招數層出不窮,最初參選時表示,若然當選會提名泛民特首候選人,但到投票選特首就會「食白票」;出席選委參選人諮詢會的時候,他們嬉笑怒罵,放氣球抗議,挖苦「官商教勾結」的參選人;又鼓勵任何人自行影印即日教友證,於教內選舉日投廢票;最後更中途申請退選,但不獲協進會受理。這群自稱「頑童」的人,言行令人眼花撩亂,信徒之中(特別是年輕網民)有人叫好有人反感。部分參選人更感到被羞辱,氣憤難平。

本刊訪問了「回基盟」其中三名成員譚得志、曹文偉、林子健,以了解他們的想法。外界以為基督路小教會是子虛烏有,是為提名「回基盟」參選杜撰出來的。他們解釋,「回基盟」早於2008年為抗議第四屆全球祈禱日而成立;基督路小教會則是去年初開始成形的,或者說似社區組織,多過社區教會,比後者更行動型,他們甚至有打算「住進」要服事的社區。

對於「回基盟」的手法被指過激或兒戲,譚得志回應說,他們並非純粹玩即興,而是策略上需要隨機應變,但無論怎樣變陣仍環繞同一主題,就是凸顯教內選舉的千瘡百孔。以退選為例,就不是早有預謀的:「咁到最後,玩到嗰一刻,退選亦都係好美麗吖,係咪?」他亦否認在諮詢會對其他參選人不敬:「喺嗰度呢,你就要放低你以前嗰種高高在上呀、教會領袖呀、牧者呀,乜嘢嘞,我同你一樣平等係候選人,我問你問題,你就要答我嘢囉!」他表示,投票日發出了373張路小教會的教友證,相信全部都是基督徒。

曹文偉指出,教會有需要反省,為何基督徒滿口公義仁愛,卻不肯斷然拒絕一個不義的制度:「甚至係嗰班宗派大佬,都係用咁嘅ideology理解小圈子選舉,即係話:『唔,我哋呢入到去,坐到高位呢,就可以改變世界嘞。』我哋就係話俾你哋聽:『〔喺〕呢個制度〔入面〕,你係改變唔到呢個世界。』即係你以為坐到高位得咩,其實係唔得嘅 ….. 你上到嘞,個制度會改變你,多過你改變個制度。」林子健更直指,教會不肯放棄基督教選委議席這種特權,就是不自覺的「貪」。他們三人均強調,在原則立場上他們與基督徒學會是一致的,而學會也支持他們的廢票運動。林子健補充:「你諗吓一開始我哋叫人寫個『貪』字喺個票度,因為我哋覺得我唔係要贏吖嘛,係想呼喚更多人出嚟投票,去表達一種〔反對〕嘅意願。基督徒學會嘅傳統係唔會出嚟投票,咁但係,如果〔呼籲〕佢哋出嚟係投廢票,咁你就可以叫到更多唔投票嘅人出嚟投。」譚得志、林子健、曹文偉三人認為,「回基盟」的參選擴大了民主想像的空間,甚至為教內一些敢怒而不敢言的人出了一口氣。他們考慮的不是即時的成敗,反而相信他們的行動在香港教會的歷史裡面已經留下印記。

香港基督徒群體對於教內選舉的不同立場,以至因而出現的爭論與對立,其實由來已久。早於1996年,中央籌備成立「推選委員會」,負責選出第一屆行政長官(後來更被要求產生六十名臨時立法會成員)。當時教會領袖及基督徒團體已為應否參與提名推委會的宗教界議席展開爭論。回歸後,基督教協進會在1997年底接受政府委託,並決定以「教內普選」方式產生選舉委員會七名基督教界選委(當時十席立法會議席由選委會產生),更引發基督教界激辯;當時《明報周刊》也有封面專題報道。爭論之中呈現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第一條路線意見認為,教會可以在外批評和監察政權,但不應進入建制。教會選派代表加入選委會,是為教會作為信仰群體加上本身不應有的政治功能,有違政教分離原則。況且選委會屬「偽民主」的小圈子選舉,若教會和信徒參與其中,變相為不公義的制度授予合法性,跟教會應有的先知角色背道而馳。因此,教會團體(包括協進會)根本不應接受政府委託,協助產生基督教界別選委。第二條路線意見承認選委會是不公義的小圈子選舉,但不認同只應留在建制之外,反而認為應當既參與又批判,才是積極推動民主發展之途。教內普選方式使基督教界別成為選委會議席中產生方式最民主的界別,有助增加選舉制度的民主成份,並可起到培育信徒民主意識的作用。至於協進會作為教會團體,並無直接參與權力建制,只是協助信徒個人參與選委會,不違反政教分離。到底哪一條路線更正確,涉及對教會的本質和使命等神學理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對社會政治現況的不同判斷,因而一直爭議不休。

從2012到2017
關於教內選舉的爭議,不會隨著今屆曲終人散而休止。《基本法》第45條已經清楚列明,行政長官最終會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而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29日的議決,香港最早可以(但不一定)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到時提名委員會相信會參照現行選委會的規定而組成。目前政界對將來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仍然莫衷一是,但這將會決定到底所謂「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民主」有多「真」。泛民的良好意願是,最理想例如應由有民意代表性的立法會成為提名委員會,但明顯此提議與人大2007年的決議出入甚大。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現在的選委會將成為提名委員會的雛形;果如此,基督教界別的議席則更有機會「千秋萬代」地被保存下去。

不過,無論是協進會、部分的基督教選委,還是不少教內人士,對此發展彷彿毫無心理準備,對選舉安排的種種缺失和投訴也不甚重視。若然協進會只抱靜觀其變的心態,恐怕到提名委員會組成辦法敲定之後,教會又再次會被政治形勢牽著鼻子走。如果到時教內選舉仍因循現有方法,就未必能夠服眾、取信於民,無論教內或教外的批評聲音,只會變本加厲,因為提名委員會將決定那些人可以交給全港選民投票選出特首,提名委員作為「把關人」面臨的政治壓力,比現在選委以小圈子選出特首,必然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旦當選委會過渡成第一屆提名委員會,教會是否應該繼續參與,就成為逼在眉睫的政治難題。

假如教內選舉真的一直辦下去,我們是否可以優化它?劉志雄就指,他明白並欣賞協進會同工已經盡力而為,可是他覺得教內選舉或許結構性地先天不足,即是說,協進會根本沒有搞好一場全港性、大規模的選舉所必需的資源和能力。他覺得,教內選舉在本地獨立媒體的評論中已經成為「鬧劇」。例如,10月30日當晚在點票現場,有主流報章派員採訪,本刊私下與他們傾談,發現他們對點票安排「嘖嘖稱奇」。許朝英也批評,協進會籌備教內選舉,內部缺乏共識,對外溝通不足。

教內選舉的安排被認為離開一般市民對「專業規範、嚴謹認真」的期望甚遠。例如競選開支無上限,更無需參選人申報。堂會內競選宣傳品的問題,歷屆都收到不少投訴,而協進會又無力規管。堂會票站引申的諸多公平問題,更一直困擾教內選舉。有意見認為,假如一間堂會有會友成為參選人就不宜成為票站,甚至有派代表的宗派,其堂會一律不應成為票站;也有人建議,為徹底避嫌,應取消所有堂會票站,只設公開票站;另外,有人反建議,應該開放所有堂會票站成為公開票站。但除了資源的考慮之外,這些不同的方案需要在鼓勵、方便投票,與維持公平公正之間作出取捨權衡。朱世平就認為,這三項建議均不可行,因為原則上不應為「懲罰」有會友出選的堂會或宗派,而取消它們成為票站的資格;唯一公平的做法,是一視同仁,取消所有堂會票站,但投票人數必大受影響;而按沙田浸信會的經驗,他們連應付本身會友投票也有困難,因而出現排隊人龍,若堂會票站需開放給任何信徒投票,很可能大部分堂會都會為免麻煩而退出。

蒲錦昌也坦承,教內選舉做不到例如區議會選舉的規格,而協進會從來也不以此標準要求自己。有評論認為協進會似乎忽略了,社會上對公義的普遍要求,其實也是信徒對教內選舉的期望。現在協進會舉辦教內選舉的方式停留在技術性的行政操作考慮,予人感覺是越多堂會參加、越多信徒投票就越「好」。從協進會為方便投票而容許部分堂會提早在星期六開始投票,而忽略票站開放時間長短不一帶來的不公平,就可以見到這種以投票率和投票數字作為衡量成功的指標的思維。

就信徒投票率長期偏低,吳思源有獨到的洞見。他指出,信徒不是對政治冷感,而是「不屑」去參加一個扭曲了規則的遊戲。他們對教內選舉毫無信心,而選委當選後又不向信徒問責。吳思源因此判斷,教內選舉的投票率難以推高,但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是代表信徒的成熟程度,教會本來就不應過分熱衷政治;投票率低是正常,而且健康的現象。吳思源強調,教內選舉是「必然之惡」:「咁我係預咗呢〔個教內選舉〕係無代表性嘅,不過,喺咁樣之中,如果你有啲人仍然係堅持去做得好啲呢,我會覺得,到底比完全杯葛、全然唔玩做出嚟嘅效果,係會好一點啫。但係呢個就絕對唔係好,不過佢就好過最差。」

因此,我們也需要反思,甚麼才是「好」?民主選舉的價值和教會的價值會否衝突?一個規範化的教內選舉是否就是最「好」?事事計較公平、平等的競選文化,拉票動員、歸邊表態,這些活動和為了要規範這些活動而有的規則和禁忌,與教會的生活、信徒間的密切關係,信徒與牧者的頻密接觸等,是否格格不入?

教會團體若主動放棄在提名委員會佔有任何議席,帶頭放棄特權,可能無需再為教內選舉安排煩惱,並且免受教內教外的種種批評。然而,如此是否最「好」、最能向上主負責的方法,相信仍會有所爭論。教會團體若繼續在建制中參與,以教內選舉方式產生提名委員會中基督教界別議席,便須先認真正視並改革現行教內選舉的種種問題,才可談及如何在制度中發揮影響力。而無論選擇在建制內外,基督徒之間應彼此尊重,保持團契,在各自的空間作鹽作光,共同對抗種種壓制自由的、扭曲人性的權勢,共同為市民爭取更公義、更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努力,包括爭取具代表性和認受性的提名委員會,並以低門檻、不篩選的方式普選特首,為推動香港以至中國的民主進程作出貢獻。(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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